從北宋郭知章墓金禦仙花帶板探究革帶演變

 《東方收藏》雜誌

圖1先秦楚墓出土的龍鳳人物圖 圖2遼代陳國公主駙馬蕭紹矩墓出土的金蹀躞帶 圖3元代趙孟頫所繪《浴馬圖》中的單尾金帶

江西 劉祿山
先秦時期，中華民族就在服裝的腰際束有絲織大帶和革帶，用於懸掛配飾或隨身日用物品(圖1)。 兩晉以前，中原地區主要使用紋飾繁縟的絲織大腰帶，用帶扣、飾牌在帶端加窄帶系結。
兩晉時期，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使用“蹀躞帶”(圖2)，後傳入中原，漢人逐漸推廣使用。
隋朝服飾悉採“東齊之法”，“蹀躞帶”廣泛使用。 唐朝借鑒蹀躞式帶，帝王、后妃、文武百官所服腰帶開始有了製度性的設計，開始用金、玉、銀來裝飾腰帶，並用之區別官階等級；同時，革質帶已發展成為官服的一種款式。 這種帶制度經過宋代的發展，成為元、明、清官服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圖3)。
一條完整的“蹀躞帶”由帶鞓、帶扣、帶和帶尾等部分組成(圖4)。

圖4五代前蜀王建墓出土的玉腰帶線圖

帶鞓，指皮革製的皮帶身，在使用中常用紅黃兩色絲、帛包裹(圖5)。

圖5 《韓熙載夜宴圖》中五代時期人物所繫腰帶用黑色織物包裹

帶扣，裝有活動扣舌、起連接作用的帶具，多用金屬材質製作。
帶，釘綴於皮帶錶面的片狀飾牌，有金、玉、銀等多種材質。 上有環，用於系鞢。 “鞢”原指馬鞍上垂下的裝飾皮條，後來用於牧民的腰帶上，以懸掛隨身小工具和物品。 因此，“蹀躞帶”又名“鞢帶”。
帶尾，又名獺尾、撻尾、鉈尾、插尾或魚尾。 裝在革帶末端的護鞘，一頭方，尾梢圓弧。
由其原始形制可知，“蹀躞帶”原本是適應北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一種服飾，為漢人使用後，發展成區分官級的標誌，形制也發生了變化，飾牌上不再使用的環、鞢，失去了生活實用的功能。 精美的帶不再具有實用功能，僅起裝飾作用，其質地和數量已成使用者身份與地位的象徵。 這種變化主要發生在唐代中期。
1978年3月，江西省遂川縣枚江公社蓮溪大隊第一生產隊的社員群眾在村郊開荒平地過程中挖掘出一座古墓，墓中有金、銀、銅質各類珍貴隨葬物，如湖州六弧鏡一面、銅銀盒蓋一件、銅渣斗一件、磚雕“明器神煞”俑十九件以及殘碎銀飾、“大觀通寶”銅錢等等。 其中，有兩樣最重要的東西吸引了人們的眼球，一樣是金光閃閃、共有扣十三塊的一套金帶板，一樣是一塊尚殘存三分之一的石質墓碑。
金帶板(圖6)出土時帶鞓已不存，扣、共十三塊，包括大帶扣、小帶扣、桃形、帶尾各一塊，排方九塊。

圖6北宋郭知章墓出土“金禦仙花帶板”

帶板採用中國宋代流行的金銀器錘高凸花工藝製作而成。 大帶扣、小帶扣正面和扣框架側緣均錘出浮雕式牡丹圖案，背面框板上鏨錢紋、魚子地，錘出淺浮雕式纏枝花卉。 小帶扣缺舌；九塊排方和桃、魚尾板面上均錘、錘鏨出高浮雕禦仙花果圖案，禦仙花果分別為5個、3個、9個，排布數量視體量大小不等。 禦仙花葉圖案則為淺浮雕式，凸面不高。
所有帶板邊框用夾層法鑲包，邊框使用焊接工藝合圍，除大、小帶扣背面有合包飾面外，其他帶背面皆裸露。
經考古、文物專家對古墓出土的殘缺墓誌等文物研究和考證，確認該古墓為宋墓；比對殘缺墓誌所載墓主籍貫、進仕時間、仕宦經歷、官階等信息，證實墓主為北宋中後期王安石的同代人、官至“三品”的郭知章。
郭知章(1039一1114) ，字明叔，宋朝吉州廬陵郡龍泉縣(今江西省吉安市遂川縣於田鎮)人，史志記載，郭知章為唐代名將郭子儀的十一世孫。
郭知章自幼聰慧好學，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中進士。 歷任地方、朝官各職，官至刑部尚書，知開封府，封翰林學士、顯謨閣直學士，食邑九百戶。 歷仕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為官40餘年，徽宗政和四年(1114)病故，諡文毅，享年七十六歲。 徽宗委派吉州廬陵郡知州程祁前往龍泉宣諭祭悼。
史稱郭知章“器儀高超”，“決事清明”，辦事妥洽，剛直不阿。 他堅決支持王安石變法，晉升御史後，上奏言事百餘封，所言“皆關朝廷大體”。 工詩律，詩風清奇，著有文集20餘卷。
宋代官員服帶制度是中國服帶制度史上一個重要階段，但出土和存世實物罕見。 該套帶板有確切出土地點、確切物主，是迄今為​​止已經發現的北宋金帶板中級別最高、唯一一件遺存完整的北宋金帶板，對研究宋代帶飾制度有重要的標本價值。
隋代雖已普遍使用“蹀躞帶”，但還沒有具體詳細的帶制度。
當時帶制簡易，天子朝服亦如“百官常服”， 僅以十三環金帶為最尊貴的“天子服”。
唐高祖最早對帶製作了明文規定：“三品以上飾用玉革帶，四、五品用金革帶，六、七品飾銀革帶，八、九品及庶人飾石、銅、鐵革帶。”
唐高宗對帶質地和數量作了更具體規定：“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十二；四品，金帶，十一；五品，金帶，十；六品、七品，並銀帶，九……庶人服黃銅鐵帶，六。”
唐睿宗對帶製作了調整：“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用石。”
唐代服帶制度對宋朝帶制有一定的影響(圖7、圖8)。

圖7唐昭陵出土的唐代胡騰舞紋玉帶尾，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收藏

圖8西安市窖藏出土的唐代伎樂紋獅紋玉帶，陝西省歷史博物館收藏

北宋建立後，確立了新的官員服帶制度。 宋史記載，帶“有玉、有金、有銀、有犀，其下銅、鐵、角、石、墨玉之類，各有等差”。
太平興國三年(978)，宋太宗設立了專門製造內用及賞賜用帶服的文思院。 隨後，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制定了宋代特有的官員帶等級制度，以金代玉，將金帶定為最高級官員的主要服帶，並大力優寵文臣。
此後真宗、仁宗各朝又對此制度加以補充，至宋神宗元豐改制之前，服帶制度已十分詳細、嚴格。 不同級別和類型的官員，帶的質地、紋飾和重量都有所區別，帶已經有了後代補服的功能。
宋神宗元豐改制前夕，北宋官員帶制已基本定型。
北宋金帶與前朝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不但以帶質地和數量區別官階，而且以帶的紋飾、重量和附設(魚袋)相區別。
如《宋會要輯稿·輿服五》記載：
“凡新除恩慶，宰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等一品朝官“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武臣禦花仙帶，無魚袋”……資政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等朝官，“並賜金禦仙花二十兩帶”。
“文臣換武臣並賜塗金銀寶瓶十五兩帶……供奉官至殿直荔枝十兩，奉職、借職雙鹿八兩。堂後官新除賜塗金銀寶瓶十五兩帶。”
《宋史·輿服志》與《文獻通考》詳細記載了北宋官員金帶帶樣式和紋飾的實際情況，兩文獻所載共計有單尾金帶五種，單尾塗金銀帶十種，雙尾金束帶八種，雙尾塗金銀四種，合計二十七種。 紋飾有毬路(圖9)、禦仙花、師蠻、海捷、寶藏、天王、八仙、犀牛、寶瓶、雙鹿、行虎、窪面、戲童、胡荽、鳳子、寶相花和野馬等共計十七種。

圖9明代木雕武官的腰間金帶為宋代毬路紋金帶款式

禦仙花帶是北宋高級金帶中最為常見的一種，後人稱之為“荔枝帶”。
江西宋代郭知章墓、江蘇元代呂師孟墓和寧夏八號西夏王陵都出土過金禦仙花帶。
北宋的金禦仙花帶有二十五兩、二十兩、十五兩、十兩四種。
其紋飾為立體高浮雕纏枝花果紋，花果頂端鏨刻細圓點紋，形似荔枝，枝莖用金薄片捲成，分兩層，互相纏繞，連續不斷，是精美絕倫的藝術珍品。
南宋以後，“賜帶者多，匠者務為新巧，遂以御仙花枝葉稍繁，改钑荔枝，而葉極省”，因此又出現了“絲頭荔枝”、“剔梗荔枝”等新樣式。
同時，該套帶板工藝精緻，裝飾​​技法極富特色，對研究宋代金銀加工工藝也有重要的標本價值。 該套帶板使用了錘、焊接、鏨花等許多傳統工藝。
唐朝時，西亞地區薩珊、粟特的金器加工工藝——錘法從“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此法利用金銀的延展性，用錘子將金、銀塊錘打成片，然後置於器物或模具上擠壓錘打，飾件正面即形成凹凸不平的圖案紋飾。 一般金質片材下都會襯以模片(圖10—圖12)。

圖10金禦仙花帶板大帶扣背面

圖11金禦仙花帶板排方背面

圖12金禦仙花帶板小帶扣正面

該套帶板有確切使用時間，對研究宋代衡制演變有重要的標本價值。
依據文獻記載和現存北宋初年的宋元通寶及實物確證，北宋初年的斤兩之重承襲唐初衡制，實行十六進位制，即十六兩為一斤，一斤之重為680克。
唐後期(大歷時)長安二市所用之秤權比唐初減輕8.4%，每斤之重降至623克。 宋代歷史重演，重複了唐代衡制的發展變化，到了宋代中期， 一斤由宋初的680克，減至嘉祐時的640克，​​輕了近6%。 北宋末銀鋌每兩在40克多一點或40克，即每斤合640克多一點或640克的居於多數。 到南宋初期一斤已降至625克，每兩隻有39克多一點。
郭知章“官居三品”，為翰林學士級別，按在位官階，本應只佩服二十兩帶，但此帶為二十五兩帶，應為死後所賜金帶。
不同質地、紋樣的帶不僅是當時禮制和官階等級的重要標誌，還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展示了當時人們的文化心理和審美情趣，同時也體現了中華民族先民們高超的手工加工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