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博物館館藏瓷器中有兩件同治瓷,一件為粉彩盤,盤上所繪的人物故事和落款的意思均不明確,另一件為粉彩大瓶,瓶身繪畫內容為禁用題材。 筆者在整理這兩件瓷器時,對上述問題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同時通過對這兩件瓷器上人物畫進行比較,發現當時的瓷器人物繪畫有一些特定的模式畫法,本文將對這些問題作一闡述。
粉彩瓷盤高8.2厘米,口徑17.3厘米,底徑10.5厘米。 原名“同治粉彩刀馬人物盤”,外壁繪四隻紅彩蝙蝠,內壁繪刀馬人物故事圖(圖1、2),具體故事名稱不明。 盤內具體繪畫為:一段之字折牆,牆內有一手持拂塵的老者僧人和一年輕書生憑牆俯視牆外,外牆下有一虯髯凶悍的騎馬人帶領兩個手持刀盾和一個手舉“孫”字旗的士兵,其中一盾牌上有一清晰的“王”字。 騎馬者頭仰向牆內兩人,同時一手上舉,一手握刀於腰間,持旗的士兵搖旗高舉,另兩士兵舉盾揮刀,頭也都仰對牆內二人。 整個場景很明顯是騎馬者帶領士兵在與年輕書生和老者進行某種對話。 筆者認為此盤所繪內容與元雜劇大家王實甫《西廂記》中叛將孫飛虎兵圍普救寺逼婚崔鶯鶯,張生和寺內的僧人用緩兵之計與之周旋的情節十分吻合。 虯髯凶悍的騎馬人應為叛軍首領孫飛虎,士兵所舉“孫”字旗應為他的旗號,“王”字盾是對他反叛稱王之事的暗示,手持折扇的年輕書生即為張君瑞。 因此,瓷盤的繪畫題材應為元雜劇《西廂記》中孫飛虎普救寺逼婚。 此盤的另一特殊之處在於其底款難以理解,盤底落款為紅彩雙框“元記圖款”四字篆書款(圖4)。 按常見的“xx年制”、堂名款、作坊款、人名款、吉語款等都理解不通。 此款顯然不是表時代、名號、地點、人名意義,筆者認為此盤的落款需要與盤子所畫故事結合起來理解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釋。 首先,落款句讀應為“元/記圖款”,“元”指元朝,並且是指盤子所繪的人物故事是元朝,而不是盤子的製作年代是元朝,這樣就與《西廂記》故事成書於元代相吻合。 “記圖款”的“記”是記錄之意,“圖”即圖畫,具體指盤子上所畫的圖畫,“款”即是落款,整體意思是記錄元代圖畫故事作落款之意。 落款顯然是針對盤子所畫的人物故事圖而言,是以款說畫,與常見的落款表意方式大不相同。
圖1盤正面
圖2盤背面
圖3張生及老僧
圖4底款
圖5舉“王”字盾兵和舉旗士兵
圖6揮刀舉盾士兵
圖7瓶全景之一
圖8全景之一“忠義堂”細部
圖9瓶全景之二
圖10全景之二練武圖
圖11人物細部圖
圖12人物細部圖
圖13替天行道口號
這兩件同治粉彩瓷在人物畫法和色彩的運用上又有典型的同治朝瓷器特徵。 人物鼻子,喜歡用長勾线,這是受咸豐朝的影響,“繪人物圖案者,除少量精細品外,大多形像生硬,尤其面部鼻骨高直隆起有勾。這種特殊誇張的手法,是咸豐朝的典型時代特徵。同治時期亦受其影響。”[3]人物的眼、嘴、臉型的表現上也有諸多共同特徵。 眼睛通常是上挑的橄欖形,嘴用一弧線和一撇點表示上下唇,文秀有餘而英氣不足,臉以長圓形居多。 這種五官的畫法,使盤子和大瓶上的多數人物表情呈現出喜態,與故事情節所應渲染的氣氛或人物個性不盡相符。 如盤子所繪的逼婚情形,人物動作呈威嚇狀,士兵踮腳、弓腿縱身、揮刀舉盾,但臉上卻露出笑意(圖5、6),與自身所作的威嚇的動作矛盾,而張生和老僧面對威逼時的表情也是“喜眉笑眼”(圖3),也與實情不符合。 同樣,大瓶上的人物表現也有同樣的缺點,例如郭盛、徐寧、陳達、李立、燕順、宋清、鮑旭、李立等人物都是這種面帶笑意的表情(圖11、12、14、15、16)。 這都與上述那種模式化的五官表現手法不無關係。 在色彩運用上,盤和瓶的松樹所用綠彩顏色深重,呈深翠色,大瓶上的粉彩顯得膩滯,這些也是同治粉彩瓷器的典型特徵。 盤的胎質細白堅致、製作規整、釉面平滑、繪畫工整,盤壁呈瓣式,描金口,落款工整,粉彩用色也較鮮亮,從工藝和胎質上看應為官窯產品。 而大瓶則胎體厚重、胎質較為疏鬆,人名標註出現多處錯誤,如:林沖寫成林中、鮑旭寫成鮑九、李立寫成李交等(圖14、15、16),推測應為民窯產品。
圖14鮑旭別字
圖15林沖別字
圖16李立別字
圖17 “剿滅奸黨”口號
本館所藏這兩件同治粉彩瓷,在落款、題材選取、人物繪畫特徵方面有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地方。 文中談到的那件粉彩小盤,在同治朝瓷器中,從胎質、繪畫、做工上看也算精美之作。 尤其是瓷器上人物畫的特徵,筆者在參與本館庫房器物整理時,常見於同治朝的瓷器人物畫上,在觀察同治朝瓷器時,或可參考一二。 註釋:
[1] 王利器。 《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142
[2] 耿寶昌。 《明清瓷器鑑定:清代部分》[M]。 香港:中華書局[微博] ,1988年.P159
[3] 耿寶昌。 《明清瓷器鑑定:清代部分》[M]。 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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