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3日 星期四

戰國鑲嵌獸首形鼓座銅飾鑑賞

《東方收藏》雜誌
圖1 戰國鑲嵌獸首形鼓座銅飾 圖1戰國鑲嵌獸首形鼓座銅飾 圖2 戰國鑲嵌獸首形銅飾正面圖 圖2戰國鑲嵌獸首形銅飾正面圖 圖3 戰國鑲嵌獸首形銅飾側面圖 圖3戰國鑲嵌獸首形銅飾側面圖
江蘇 王厚宇 劉振永
戰國鑲嵌獸首形鼓座銅飾(圖1),1978年出土於淮陰高莊戰國墓。 它一共兩件,大小相同,形制一樣。 其形似虎首,猙獰恐怖,張口吐舌,利齒虯角,闊鼻短耳,雙目鼓凸,給人以威風凜凜之感。 外飾以雲雷紋為主的蟠螭紋,其紋飾也達到豪華繁縟的地步。 其齒呈三角形,犬齒稍大。 以旋渦紋內加三角紋組成二鼻孔,以粗壯凸起的方框構成眼眶,眼球鼓凸。 舌面、下顎及面部三角區飾點紋,吻緣及鼻間飾繩紋,內加三角紋,眉間飾三角紋。 耳短小,捲成筒狀。 頭有雙角,角上飾三角紋、雲雷紋。 頸下凹,上有二釘孔。 頸背有兩條縱棱,背、腹兩側皆飾蟠螭紋,末端有三齒,其上飾蟬尾紋。 兩側有圓形釘孔。 體寬11.6厘米、長24厘米、通高16.5厘米。 相似之器,1980年9月於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也曾出土一件,定名為“獸首形器”。 迄今為止,在全國范圍內,此類器物只發現這三件,是國家一級文物。 對於這兩件銅器,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是車輿上的銅飾,並命名為“較首”。 直到2004年7月淮安運河村戰國墓的發掘,出土了木雕鼓車。 通過對木雕鼓車的複原研究,才使我們豁然開朗,認為是木雕鼓車上的鼓座銅飾。
淮安運河村戰國墓,在高莊墓之北三公里,二者俱有很深的淵源,是性質相同、年代相近的戰國墓葬。 所出土的木雕鼓車,雖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多年,但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木質構件保存相對較好,是國家一級文物。 其中的木質建鼓鼓座(圖2),雖有朽爛斷裂現象,但經過現代科學手段脫水處理後,其木質堅挺,經保護修復後恢復了原狀,是研究古代建鼓的實物資料之一。 通過對該車的組裝復原,其鼓座上的刻槽引起我們的注意(圖3)。 這些刻槽,論形制,和獸首形銅飾相似;論深度,和獸首形銅飾相合;頸上有二孔,係為安裝獸首形銅飾所預留;背上有三齒,亦和獸首形銅飾的末端三齒一致。 只是其具體尺寸稍有不同,這是因構件不同而存在的差異。 通過對二墓出土之器物進行對比研究,以運河墓之木質構件來比對高莊墓之銅飾,進而認定這兩件銅飾都是鼓座之銅飾,都是為裝飾建鼓鼓座而製作的銅器。 進而糾正了以往“較首”之命名,重新將該器命名為鑲嵌獸首形鼓座銅飾,給予了新的名稱。 與此同時,也發現高莊墓的青銅插座也是安裝在鼓座上的插座(圖4),以此來承插建鼓鼓柱,從而也結束了有關此器的“車蓋插座”或“羽葆礎”之紛爭,獲得了一致認識。 這樣,這三件銅器都得到準確命名和定位,都是安裝於建鼓鼓座上的鑲嵌銅飾。 在安裝的時候,其青銅插座在中間,而獸首形銅飾在兩頭,都是刻槽鑲嵌,套合在木質鼓座之上,然後用竹釘固定。 其安裝情形大致如圖5所示。
图4 出土的鼓座 圖4出土的鼓座
图5 鼓座刻痕迹 圖5鼓座刻痕跡
淮陰高莊墓鑲嵌獸首形銅飾是建鼓鼓座銅飾,這樣的鼓座銅飾是先秦考古中首次發現,從而為研究古代建鼓提供了實物。 建鼓,古稱足鼓、晉鼓、楹鼓、植鼓,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有發現,是我國出現最早的鼓種之一,春秋戰國時代已廣泛應用。 《國語·吳語》中有:“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為方陣。”韋昭注:“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為楹而樹之。”《禮記·明堂位》載:“殷楹鼓”。 注曰:“楹,貫之以柱也。”建鼓鼓座在考古中亦有發現,如湖北曾侯乙墓、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都有出土。 但這些建鼓鼓座都是滿飾龍虎雕塑的圓球狀銅器,是安裝於地上的鼓座。 而高莊墓的鑲嵌獸首形銅飾,是車載建鼓木質鼓座上的銅飾。 其建鼓鼓座只能安裝於車上,裝有建鼓的車即是鼓車。 鼓車在漢畫上多有發現,如山東沂南畫像石和遼陽棒台子屯漢墓壁畫都有鼓車的圖像出土。 由於鼓車和地上所立的建鼓存在差異,故和上述青銅建鼓鼓座不同,形制亦異。 從而為研究先秦鼓車提供了實物例證,在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中具重要意義。
图6 镶嵌青铜鼓柱插座 圖6鑲嵌青銅鼓柱插座
图7 战国镶嵌兽首形器安装图 圖7戰國鑲嵌獸首形器安裝圖
淮陰高莊墓鑲嵌獸首形銅飾,其形似虎首,但又有雙角,由此可見不是現實中的動物,應是古代神話中的山神怪獸形象,這在《考工記》中多有記述。 《考工記》中有關於製鼓工藝的專門記載,但沒有談到鼓座的問題。 其中的“梓人”講到了編鐘、編磬懸架的製作,也沒有講到鼓座的製作問題。 但是,作為懸掛樂器的支架來說,鐘架、磬架的製作原理應該是適用於鼓座的,故我們以鐘架、磬架來考察鼓座。 《考工記》曰:“梓人為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蠃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蠃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鄭玄注:“樂器所 懸,橫曰筍,植曰虡。”“蠃者,謂虎豹貔螭為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按《考工記》所載,虎豹之類的淺毛獸,適合雕作編鐘的立柱,鳥類適 合做編磬的橫梁。 這已為出土資料所佐證,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編磬,保存著比較古老的形制,其鐘虡為銅人;磬虡為一“龍首、鶴頸、鳥身、鱉足”的“怪獸”;鐘筍、磬筍兩端均飾透雕或浮雕的青銅龍首或蟠龍紋,其中鐘筍、磬筍、磬虡皆與《考工記》相合。 《考工記》中沒有關於鼓虡的記載,但其他較早的文獻中關於鼓虡的零星記載還是有的。 《禮記·明堂位》“週懸鼓”鄭玄注:“懸於筍虡也”。 此說很有見地。 這也為出土器物所證實,如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青銅鼓座、湖北曾侯乙墓的青銅鼓座,皆有虎的圖像。 此外,湖北江陵出土的虎座鳥架鼓,也是以虎形雕塑作為鼓座。 因此,淮陰高莊墓的獸首形鼓座銅飾採取虎首的形象,正和《考工記》中“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其匪色必似鳴矣”的記述相符。 不過在虎首之上,再加上雙角,產生震撼性的視覺效果。 總之,這兩件鑲嵌獸首形銅飾有同期墓葬出土的木質鼓座佐證,其形像也符合古籍記載和考古學的論述,在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中意義非凡,是研究​​古代樂器的實物例證,故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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