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9日 星期三

寧夏博物館館長:一把銀壺串聯世界三大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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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館長系列訪談之一
橫亙於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經過寧夏,將古希臘文明、古波斯文明和歐亞草原文明、華夏農耕文明貫穿於此。 寧夏博物館館長李進增本月接受《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專訪時說,寧夏出土的一把鎏金銀壺等於把世界三大文明串起來了。 《藝術評論》本期推出博物館館長訪談系列,將陸續邀請國內外博物館館長來講述各館的特色,展現多元的博物館文化。
韓少華
寧夏位居黃河中上游,北恃賀蘭山,南依六盤山,黃河、涇河與清水河穿境而過,自古以來就是中國西北的戰略要地,也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碰撞交融的地區。 寧夏也是歷史上中國與西方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 橫亙於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經過寧夏地區,將古希臘文明、古波斯文明和歐亞草原文明、華夏農耕文明貫穿於此。
寧夏博物館館長李進增本月接受《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專訪,他以一件出土的鎏金銀壺舉例:“壺身上的人物是希臘神話故事,它的製作工藝是波斯的,出土則是在中國的寧夏。這一隻銀壺等於把世界三大文明串起來了。”
《東方早報·藝術評論》(下簡稱“藝術評論”):寧夏擁有多元的文化,這在博物館的陳列以及出土的文物上都有體現。 是怎樣的背景造就瞭如此多元的文化?
李進增:寧夏這個地方的文化,有幾個特殊性,一個是地域比較特殊。 北邊就是毛烏素沙漠、烏蘭布沙漠和騰格里沙漠這三大沙漠,西邊因為有賀蘭山擋住了騰格里的風沙,東邊有黃河擋住了毛烏素的,才使得銀川能夠成為一片綠洲,南邊因為有隴山的阻擋使得寧夏成為一個相對比較封閉的地理單元。
這裡的文化在發展和交流中有自身的特點。
一是它所處的地理位置正好是農耕與游牧民族交會的地帶,如戰國時期的秦國(莊襄王)就曾經修了一道長城在固原的南邊,現在還保存得很清楚,實際上那道長城也等於是戰國時期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分界線。 也是中原王朝或秦王朝能夠控制的實際範圍。 農耕和游牧在寧夏一直是交會的,寧夏的生產方式也一直是農牧兼營,它不是純牧,也不是純農。
二是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的交會地帶,因為它是絲綢之路的交通要衝。 從北朝開始,絲綢之路的東段北道上,固原就是必經之地,是個很要緊的國際大都市。 我們從出土的文物和發掘的墓葬來看,(這裡的東西)不僅僅有中國製造的,也有國外製造了帶進來的。 如固原博物館有一隻鎏金銀壺,壺身上的人物是希臘神話故事,它的製作工藝是波斯的,出土則是在中國的寧夏。這一隻銀壺等於把世界三大文明串起來了。 寧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過程造就了它是中西文明最早的交會地帶。
三是伊斯蘭文明和華夏文明的交會地帶。 早可以上溯到唐宋,但是大規模的伊斯蘭的文化進入是從元朝開始,在明朝得到鞏固和發展。 回族在形成的過程中,實際上已經是把伊斯蘭的思想、教義與華夏傳統的思想、習慣和生活逐漸結合、逐漸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新的文化。
所以,最初是農耕與游牧、中國與西方、伊斯蘭與華夏的交會地點,這就造就了寧夏這地方的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融合的,而且寧夏曆來還是各個不同王朝對於外來民族安置和管理的區域,從漢代就開始了,漢代在寧夏按照南匈奴,唐代又設了六胡州來安置西域的各個民族。 到了元朝,阿難答(編註:忽必烈之孫,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古貴族)部隊的民族成分更複雜,他的部隊都在這兒駐紮下來了,等於是就地安置,也信仰了伊斯蘭教,但實際上這支部隊的外來成分更多,民族成分更複雜。 所以寧夏的文化真正是兼容並蓄,不排外。 到了銀川一看,在銀川生活的居民裡真正的當地人大概三分之一都不到了,大部分都是外地來的。 寧夏曆來可能就是一個移民城,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從外地來的。
藝術評論:寧夏博物館是如何向觀眾展現寧夏的歷史與文化形象的?
李進增:基本上有個思路,就是我們得立足館藏。 我們有多少東西還是最重要的,因為博物館無論做多少科研和研究,都離不開實物。 所以,首先立足於我們的藏品,我們有西夏文物、回族文物、賀蘭山岩畫,這在全國省館裡我們還是最多的,所以我們的基礎陳列也是以這三個方面作為支撐的。
同時,我們也強調要“有人”。 光“有物”不行,物是死的,要通過展覽、交流和研究體現。 所以人才要和文物結合起來,無論是我們引進的人才、考入的人才還是送去學習的,都要和這三個方面的藏品聯繫起來,也就是說要讓我們更多的人成為西夏文物的專家、回族文物的專家和岩畫研究的專家,這樣我們才能以學術立館,才能真正把文物背後的故事講得更精彩,更通俗易懂。
宁夏博物馆藏西夏鎏金铜牛寧夏博物館藏西夏鎏金銅牛
藝術評論:除了基本陳列,還舉辦了哪些有意思的活動?
李進增:我們還開門辦館。 不能就守著基礎的三個門類,我們還辦了幾個系列的引進展覽,有四大方面。 一是近現代書畫大師的系列,我們已經辦了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黃賓虹、鄧散木和劉國松等6個展覽,我們打算用至少10年的時間,一年做一個大師的展覽,讓寧夏人不出寧夏看到大師的風采,這對於開闊眼界,提高藝術修為是很有幫助的。 二是邊疆少數民族民俗文物系列,我們已經辦了青海的、貴州的和雲南的,將來我們還要辦新疆的、內蒙古的和西藏的等。 因為寧夏本身就是少數民族自治區,我們是想辦各個有特色的少數民族的習俗和文物的系列展,這個恐怕也得先按10年來算。 三是出土文物和文物精品系列,我們已經做了故宮的金銀器、山西晉侯墓出土的青銅器和玉器、青海藏傳佛教的唐卡和造像,三星堆和金沙的出土文物這4個展覽了,我們打算這個也用10年時間再做五六個。 第四是穆斯林藝術展。 寧夏是回族區,回族和穆斯林有聯繫但不能等同,所有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和人都可以稱作穆斯林,中國有10個穆斯林,回族是其中之一,其他的穆斯林的生活、服飾、用品是什麼樣子的,寧夏人不見得都了解,所以我們先立足寧夏的回族辦展覽,隨後就是想引進維吾爾族、塔吉克族、撒拉族、東鄉族等的民俗文物展。
同時也有送出去的展覽,比如最近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展覽我們寧夏的阿拉伯文書法展,新疆博爾塔拉自治州博物館正在展我們的回族文物展,雲南正在展我們的岩畫,我們送出去的也都是最有特色的藏品。
所以我們首先是立足於三個我們自己的基礎陳列,再繼續拓展出四個引進的陳列,再推出我們的特色陳列,讓博物館的宣傳更加立體化,更加有層次,這樣才能吸引人來。 博物館,說一千道一萬,得有人來、有人看,這樣我們的工作才有意義。
宁夏博物馆藏新石器时代豆荚纹双耳彩陶壶寧夏博物館藏新石器時代豆莢紋雙耳彩陶壺
藝術評論:寧夏的賀蘭山岩畫也是原始藝術中的精品。
李進增:在原始藝術裡面,真正最形像也最有創意的就是岩畫。 它不是藝術家創造的,它是當時生活的原始人群創作的。 但是對岩畫的解讀,目前還比較困難,究竟它是真實的,還是有其他的意思。 我們更多的還是按照我們現在社會學或民族學的理論來解讀它,創作者究竟是什麼目的和什麼寄託,這個恐怕我們猜測的成分更大。
古代人創作岩畫,就是一種寄託,不可能按照我們現在的社會學原理去創作。 當時應該有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思想、什麼樣的寄託,就會有什麼樣的藝術表現形式,只是我們現在沒法深入到人家的思想境界中去理解它。
現在考古學書寫的歷史是最可靠的,基本上人們對它的解讀的差距不會太大,不像歷史,你寫的歷史和我寫的歷史可能對同一個事件的描述文字都不一樣,這樣子一來,人們理解起來差別就大了。
宁夏博物馆藏汉代熊顶灯寧夏博物館藏漢代熊頂燈
藝術評論:寧夏博物館還擁有豐富的紅色文物收藏。
李進增:對,當年陝甘寧邊區的很多文物都存在我們館裡頭,我們一級文物有159件,其中有46件是紅色文物,紅色文物年代離我們比較近,相對的其原始狀態也比較好。 我們現在只許有針對性的,特別是紡織品紙張有專門的庫房和專用的櫃子,就能很好地保存下來。
再有,紅色文物本身也容易受到大家的關注,有很多故事可講。 革命文物往往與革命的人物、革命事件能夠結合在一起,故事好講,老百姓愛聽。 我們希望能夠真實地解讀,過去因為政治原因,有一些修飾過的解讀,現在我們確實應該還原真實的歷史,文物是最好的例證。 用文物來講故事,老百姓是喜聞樂見的,黨在奮鬥、打江山的時候十分積極向上,有很多值得後人借鑒學習的地方,文物就是最好的例證。
宁夏博物馆藏战国错银云纹铜鐓寧夏博物館藏戰國錯銀雲紋銅鐓
藝術評論:你既是一位考古學家,也是一位博物館館長,能否聊聊文物保護與大型基礎項目之間的兩難困境?
李進增:我們這代考古系學生畢業以後的三十年,正好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也是全國各地基礎建設蓬勃發展的三十年,同時也是文物保護和基本建設的矛盾衝突最多的三十年。
過去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一切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有的事情都要為經濟發展讓路。 經過這三十多年的發展,咱們財富也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對於文物保護的價值和意義也有了更充分的認識,而且認識到文物本身它就是一種經濟資源。 就是因為文物也能夠掙錢了,所以大家對它的重視和保護意識會更加提高,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但是,從我們文物和考古人來說,我覺得我們對文物的建設性的破壞比自然破壞嚴重得多,也惡劣得多。 除了盜墓賊這樣的小規模的、個人的破壞之外,甚至還有法人違法,打著經濟建設的名義,對文物幾乎是做到掃蕩殆盡。 個別特別重要的文物能留下來的那是幸運,是政府和領導有遠見。 但是,更多的建設單位,它也不喜歡報導發現了文物,因為報導之後建設得停工,還得拿錢來發掘、來保護,它損失很大,所以寧可隱瞞不報,也不告訴我們有文物發現。 如果說有搞考古出身的人做了主政一方的大官,那我想或許一定會對文物保護很重視,在基本建設的同時,考古勘探、發掘等工作也會做得比較主動與積極。 所以,對於《文物法》和《博物館管理條例》的普及,不僅要面對老百姓,對領導也要有一個普及的過程,可能這樣下來的作用會更大,也是文物保護真正的希望所在。
藝術評論:有人說,在寧夏大約90%的文物都出土自固原地區,這裡曾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歷史上也很繁榮富裕。 但是為什麼在上世紀末卻成為了國家扶貧的重點地區?
李進增:古代這個地方很富庶,為什麼後來卻都過著窮日子? 我想是有三個方面。
第一,任何一片土地都是有其承載能力的。 古代的原州(今天的寧夏固原)就是農牧並重,互相補充的,不是純粹的農業,到後來人口增多之後,過度開墾,很多農田實際上土壤退化了。 土壤在退化,人口在增加,那麼財富總量就減少了,當地人在這種情況下連吃飯都成問題了,就過著窮日子了。
第二,與生產的產品單一有關。 南部山區這個地方基本上是純自然經濟,沒有人工灌溉,風調雨順了就年成好,撒上種子能吃上兩三年,趕上乾旱了或者其他自然災害,很可能連種子都收不回來,它的經濟的持續性和保障性不強,純粹靠老天爺。 現在自然環境在不斷惡化,雨水減少是個全球性的問題,所以南部山區面臨的缺水乾旱的壓力更大,收入就很不穩定。
第三,是人的思想比較保守。 南部山區的人教育和學習的機會較少,對鄉土的觀念還特別濃。這裡有一種故土難離的情節在,有些人可能除了種地之外沒有學過別的技能,到了城裡無法生存。
藝術評論:新的《博物館條例》於3月20日正式頒布,你覺得這一條例的頒布對於今後博物館的發展會有什麼影響?
李進增:新的博物館條例頒布以後,我想對於博物館有三個影響。
第一,是明確了博物館的責任了。 過去應該說是誰當館長都會要按照自己的思路來,認為博物館該怎麼辦就那麼辦了,感覺反正只要服務大眾、辦好展覽、搞好宣傳,都算是博物館的管理與經營。 因為工作的閱歷與專業背景不一樣,可能不同的人來管理博物館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現在博物館條例頒布以後,大​​家就有了一個必須共同遵守並實​​現的目標。 不能再各唱各的了,而要遵循共同的準則和共同的目標。
第二,對於博物館的目標和任務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以前我們都把博物館當成是一個收藏和保管的機構,認為這是博物館的核心職能。 而現在,實際上核心的職能把教育是擺在第一位了,強調了教育、研究和欣賞。 說教育這一職能,我們所有的教育必須要有對象,不是教育我們自己,而是教育我們的觀眾,這樣一來,博物館未來的研究方向、服務方式,乃至於我們與博物館觀眾的互動關係都會發生很大的改變。 以前我們做研究、辦展覽和充實收藏,是以我們自己的喜好和擅長領域來做,過去,喜歡青銅器的或許會側重青銅時代的展覽,喜歡玉器的或許會多做幾場關於玉器的展覽,公眾喜歡不喜歡不是我們最重視的因素。 但是,之後會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是我們會把思考的重心由物轉變到人,由自身轉變到對方。 我得關注老百姓喜歡什麼和關注什麼,並且有針對性地做研究、辦展覽,才能讓觀眾真正接納、吸收並且喜歡,把參觀博物館當成一種習慣。 自博物館免費開放以來,帶來一個好處,全體公民都是我們的觀眾,不像過去只有願意掏錢買票的才能進來,現在誰都能進博物館,所以我們得了解大多數老百姓的願望和需求,而且要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哪​​些是針對專家的,哪些又是針對中小學生的。事實上,我們現在的重點,可能更多地要針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因為這個是國家的未來,博物館在這個層面是責無旁貸的。 我覺得,一個人要真正熱愛祖國,他首先得熱愛自己的文化、熱愛自己的根脈,要以自己的文化為榮。 我們和觀眾的關係變了,現在始終要把觀眾當作核心。
第三,對社會也是一種約束和規範,過去愛來不來都無妨。 而現在的《博物館條例》中則要求中小學安排相應的課程,要到博物館裡去上課成為了教育部門的職責或者說規定。 要想完成學業,有些課程就必須在博物館裡上。
我覺得《博物館條例》體現的這三個方面對我們都是挑戰,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再不能像過去隨心所欲了。 
【鏈接】
寧夏博物館
寧夏博物館於1959年籌建,1973年正式建立。
寧夏博物館目前的新館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金鳳區人民廣場東側,總建築面積30258平方米,全高21.2米,共四層。 其中,地下一層建築面積8456平方米,分為文物庫房、設備用房及辦公區域,文物飽和藏量達150000件。 地上建築面積21802平方米。 而其原館位於銀川市承天寺院內。
新館主體建築蘊涵了濃郁的地域民族特色。 整個建築平面呈“回”字型佈局,貼應了回族自治區的“回”字。 出入口立面借鑒了伊斯蘭民族風格,與三層外牆局部裝修所採用的玻璃幕牆,形成了傳統藝術與現代美感的強烈對比,又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外牆裝飾所運用的迦陵頻伽、力士志文支座等建築構件形象,以及四個大門使用的裝飾圖案,都是寧夏曆史文化遺存的代表,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基本陳列包括:“寧夏曆史文物陳列”、“西夏文物陳列”、“寧夏革命文物陳列”、“賀蘭山岩畫展”和“回族民俗文物展”。
寧夏博物館現館藏文物近四萬件。 其中三級以上珍貴文物四千餘件,經鑑定確認的國家一級文物159件,胡旋舞石刻墓門、鎏金銅牛、力士志文支座被鑑定確認為國寶級文物。 西夏文物、回族文物的收藏數量和質量為文博行業所矚目;館藏文物鮮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在全國博物館中,獨樹一幟。 賀蘭山岩畫、紅軍西征和陝甘寧邊區時期的革命文物也很有代表性。
館藏最具有特色的文物有北方草原文化的動物銅牌飾,西漢錯金銀銅羊、唐代胡旋舞石門扇、西夏鎏金銅牛、石馬、石狗、雕龍石柱、石龍頭、大型鴟尾、西夏剔刻花瓷器、扁壺、唐卡、元明之際鎏金銅佛像等。
來源:東方早報藝術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