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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魯班》劇照 
《武訓傳》劇照 老物件，可觸摸的影像演進史
目前，全國的老電影藏家不過一百多人，南京有二三十人，周建明、宋明、鄒寧可謂南京的“三鼎甲”。
走進南京鼓樓區文化藝術中心的“老電影工作室”，鏡頭彷彿閃回到幾十年前——十多平米的房間裡，擺放著各式老電影放映機，老電影拷貝堆積如山，《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樣板戲海報鋪滿一面牆，另一面牆上貼著《龍馬精神》《青年魯班》《家庭問題》等新中國早期電影宣傳畫。
這裡的“鎮館之寶”是一部《武訓傳》拷貝，從頭至尾毫無間斷，這樣好品相的拷貝中國電影總公司資料館都沒有。 《武訓傳》名頭響亮，命運坎坷。 這部影片1948年開始拍攝，沒有拍完，解放後，原班人馬再度集結，1950年完成該片。 影片長達4小時，創了紀錄。 主演趙丹曾說，武訓是他演得最好的一個角色，《武訓傳》是他最好的一部電影。 該片後來被批為“大毒草”，拷貝銷毀殆盡。 尋得一部拷貝，特別是能放映的拷貝，是很多藏家的夢想。 周建明可謂夢想成真。 他的這部拷貝，不僅能放映，還有一份珍貴的放映記錄。 一本名為《廣東省電影發行放映公司35毫米影片拷貝技術鑑定書》的小冊子，第一頁上用鋼筆寫著這部拷貝的編號67039，建檔時間是1967年7月17日。 在使用記錄這頁上，寫著它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放映時間是1981年9月15日，地點是“華師”，估計是華南師範大學。
和珍貴的拷貝相比，一台台老式膠片放映機更令人矚目，其中不少堪稱電影界之最！ 最古老的是一台美國“凱斯通”16毫米雙齒孔無聲電影機，需靠手搖發電。 這個100多年前的“老古董”，如今還能放映卓別林的無聲電影。
中國最早的放映機，是南京電影機械廠1954年首次生產的“老五四”式。 小房間中央放著一台1966年產的“老五四”，它的前身是前蘇聯的“烏克蘭”16毫米膠片放映機，當時定名為“長江FL-16”。 同樣放映16毫米膠片的“長江F16-4”，是目前存量最多的放映機，過去放露天電影，用得最多的就是這一款。
兩 種16毫米膠片放映機及國內最早的35毫米放映機都是南京生產的，後來國家把35毫米放映機項目移至上海，只把16毫米放映機的生產任務留在南京，又從南 京電影機械廠抽調一批科研人員到甘肅建廠，最終全國形成了南京、甘肅、上海三大電影放映設備生產基地，分別生產“長江”系列、“甘光”系列和“井岡山”系 列，前兩個系列都是南京血統。
小房間裡還有一台國外淘來的放映機，軍綠色，很多地方磨掉了漆，露出銀色金屬外殼。 經考證，這台放映機是二戰時美軍航母上使用的。 一張50年代國內的老照片上，科技人員科技攻關的樣機裡就擺著這樣一台軍用放映機……
10平米小房間裡的藏品，可以說濃縮了中國電影放映史。 19世紀末電影傳入中國，到上世紀90年代，滿大街的錄像廳終結了電影自發明以來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這些年，電影再度復興，老式膠片機卻被數字放映機所取代。 小房間裡，別號“金南影”的“F16-10”可能是最後一種膠片機了，這種國家資助生產的流動放映機，專供尚未普及數字放映設備的偏遠地區使用。 “F16-10”也是南京生產的最後一種膠片放映機了。
“尋寶”，同好們的因緣際會
對藏家來說，尋找老電影藏品的過程，也是一個結緣的過程：人與物結緣，有著相同時代印記和共同愛好的人結緣。
《武訓傳》的“淘寶記”堪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周建明在南京藝術學院從事藝術教學與研究工作，職業關係，特別想收藏一部《武訓傳》。 一位藏家持有《武訓傳》“上部”拷貝，可誰要都不肯轉讓。 周建明一急就動了感情，說南藝的前身是上海美專，趙丹曾在那裡讀書，和自己以及自己的學生算是校友，若是能給學生們放映這部校友主演的電影該有多好。 這話打動了那位藏家的兒子——他也是學美術的，對上海美專和南藝充滿好感，主動替周建明去做父親的工作。 有了這樣一位“內應”，那位藏家很快將“上部”拷貝轉讓給周建明，還動用自己的人脈為周建明尋得“下部”，讓這部罕見的《武訓傳》“合璧歸一”。
牆上那套樣板戲海報的“淘寶記”也極富傳奇色彩。 海報原在大慶一位藏家周先生手裡。 從網上看到海報照片，周建明和宋明便欲出手。 周先生開價兩三萬，老宋照例挑毛病：線條不直，排版不工整，等等。 你來我往幾個回合，價格砍到了7000元。 這時周先生提出一個條件，說他是京劇表演藝術家童祥苓的超級粉絲，除非讓他見偶像一面，否則海報免談。
童祥苓，年輕人恐怕不知道，對60歲以上的人而言，這名字如雷貫耳——他是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的扮演者。
周建明與童老有一面之緣，為了這套海報，他心懷忐忑地登門拜訪童老先生，80多歲的童老竟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 大慶的周先生很快帶著全家人飛到上海圓夢，將那套海報以3000元的低價轉給了周建明。
這段奇緣讓周建明與童老結成忘年交。 周建明盛情邀請童老夫婦來南京，為他們放映《智取威虎山》。 胡琴一響，童老不由自主地踮起腳尖，小聲哼唱起來，最後還興致盎然地在《智取威虎山》的老海報上簽名。
生活畢竟不是電影，曲折的過程並不總有喜劇的結局。 宋明曾經特意去安徽蒙城，欲從一位退休電影公司經理手中買回一台“老五四”放映機。 到了那裡方知機器是壞的，老宋為人耿直，又是行家里手，二話不說就把機器修好了，退休經理卻不捨了。 老宋並不介意：一位退休電影公司經理，老放映機對他幾乎意味著一生，我能理解這種感情。
老宋“尋寶”無果，別人卻把他當作“寶貝”尋去了。
尋老宋的人姓張，是山西常家大院的“掌門人”。 常家大院比喬家大院大16倍，名氣卻遠不如喬家大院。 老張想了個點子，將常家大院與老電影結合，於是遍尋全國有名的老電影藏家，去為遊客放映老電影，其中就有老宋。 一次，宋明在常家大院放映一部高畫質的《小兵張嘎》，沒想到台下觀眾裡坐著崔永元。 那時小崔正在做關於老電影的欄目，也應邀來到常家大院。 這一際遇，讓老宋和崔永元成了朋友。
公益放映，在懷舊中傳承歷史
談到收藏電影老物件的初衷，藏家們幾乎異口同聲：老放映機“咔嗒咔嗒”的轉動聲，是他們童年最美妙的聲音記憶。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眾娛樂方式很少，看電影是最大的享受。 鄉 村或城鎮的夏夜，大人小孩帶著小板凳、水壺、蒲扇，聚到場院或者鎮中心的寬敞地兒，看放映員架起放映機，豎起大屏幕，放《地道戰》《地雷戰》 《英雄兒女》，怕擠的人就到銀幕背後看“反手”電影……如今看電影已成為一種文化消費，在舒適的影院看製作精良的大片，卻找不回看露天電影的感覺了。
和觀眾一起重溫老電影，分享老電影，是南京這些老電影收藏者最樂意做的事情。 他們經常帶著老膠片機、老電影拷貝，走入校園、社區、老人院和民工子弟小學，免費放映老電影。
一次，周建明在白下區老人公寓為老人們放映《洪湖赤衛隊》，換片子的時候，一位老人顫巍巍地走過來，剝了一瓣橘子非要往周建明嘴裡塞。 老人說他年輕時最愛看這部電影，現在老了，記憶力不行了，但看了這電影，年輕時的很多事又都想起來了。 老人露出了快樂羞澀的笑容，老周的眼睛忽地濕潤了。
老周與幾位藏家免費放映老電影，感動了周圍許多人。 李超開了一家飯店“粗茶淡飯”，看到藏家們拎著沉重的放映機四處奔忙，經常錯過飯點，就請他們去店裡免費吃飯，怕自己有事不在，特意為藏家們印發餐票，保證他們24小時都能吃到熱飯熱菜。 蕾萌藝術培訓中心的老闆則是藏家們的“交通部長”。 周建明有輛小車，每次放電影，設備、膠片把車塞得滿滿的，人都沒地方坐，蕾萌的老闆得知後送給他們一輛價值22萬元的麵包車。 有了後勤保障，公益放映就成了藏家們的日常工作，這幾年已在社區免費放映100多場。
浸淫在老電影中，人也會離世俗更遠一些。 周建明說，因為老電影劇情簡單，劇中人物單純天真，不知不覺就會影響你。
2010年，一位藏家因為孩子得了白血病而大批變賣藏品，周建明不砍價就向這位從未謀面的藏家認購了兩件藏品，明知其中一件花費2萬的老留聲機是贗品。 其他藏友也紛紛解囊，贈予那位突遭變故的藏家幾萬元。
老電影樸素親切的藝術氣質、自然放鬆的觀看方式以及觀眾之間、觀眾和放映員之間的即時互動，也吸引了很多年輕人。 南京藝術學院有一支90後組成的老電影放映隊，每週舉辦“週三經典膠片影院”，放露天電影，甚至放映默片，用唱片機來配合發聲，海報也是模仿老海報自製的，所用放映機、幕布、拷貝大多來自“老電影工作室”。 體驗父輩美好的電影時光，在老電影中尋找時代光影，成了他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對老電影收藏，鄒寧的觀點是，老電影直接記錄民族、時代的生活、風俗、制度、思想和藝術，保存老電影就是保存時代的記憶，傳播老電影，就是把民族的文化傳給後人。 他認為，文化事業不僅是政府的事，也是百姓的事，做老電影的收藏與傳播，是一種民間自覺的文化傳承，這樣的傳承更有根基更能久遠，希望更多的人加入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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