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東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三號陵 
西夏碑拓片，其大字釋為“敕感應寶塔之碑” 如今國民的文物意識大大提高，認識到文物即寶物，只要打地底下挖掘出來的，都是好東西。 無論是一枚石針，一片瓦當，破碎的陶罐或殘缺的農具，統統都蒐集起來，放在博物館的玻璃櫃裡，供人鑑賞。 這除了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還應該歸功於電視台國寶檔案等一類節目和一些博物館的免費開放，普及了人們的文物意識。 不過，這類節目中，有些最後落腳點還是在寶物上，說得直白一些，就是值不值錢。 比如北京台的鑑寶節目，最後落在市場價格上，這也是吸引眼球的關鍵。
一
文物是寶物，寶物卻不一定是文物。 但是擱在幾十年前，這一觀念是倒置的，寶物可能是文物，文物不一定是寶物，或者肯定不是寶物。 特別是那些不能搬到自家院子裡，據為己有的文物。 如北京的城牆是文物，但是體量太大，不能放置在博物館，當然更無法據為己有，擱哪兒都礙手礙腳，乾脆拆了修二環路，那些牆磚搭個柴火棚，壘個雞窩什麼的還有些用場。 再如大型洞窟中的佛像，矗立在那裡，風吹日曬，日漸褪色，倒是不礙人們什麼事，但它們不是寶物，難逃被砸毀的命運。 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曾到過龍門石窟，許多佛像的肩膀上都沒有腦袋，那是反“封資修”的年代，估計砸整座佛像是一個體力活兒，光去掉腦袋既不太費勁，也表達了反對封建迷信和“破四舊”的決心。 儘管是“封資修”，如果是一尊金身或玉佛，那待遇就不同了，肯定被保護起來，轉移到博物館或地庫裡，那不是佛爺的面子大，而是那金玉的材質魅力大。
沒 有到敦煌之前，英國的斯坦因和法國的伯希和在我的印像中是騙子加強盜一類的人物，他們盜走了大量的中國文物，以今天的觀念，他們騙走的都是好東西，大膽而 狡詐，但是在百多年前，不僅是王圓籙，恐怕絕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是傻子，想想他們拉走的什麼東西啊，是一堆“廢紙”，殘缺不全的經卷、各種寫本，上面抄寫著 誰都不認識的奇奇怪怪的文字。 萬里迢迢而來，怎麼就看中了這麼些陳年古董？
按照學者錢存訓的說法，1907年斯坦因在藏經洞和敦煌附近拉走了七千來卷文物和寫本，除了多半是佛經，還有儒家和道家的經典、先秦諸子、史籍、韻書、詩賦、小說、變文、契約、歷史和各種公私文件。 此外，還有一些梵文、粟特文、波斯文、回紇文及藏文寫本，另外還有家常書信，如其中有七封信是粟特商人寫給他們在撒馬爾罕和布哈拉親屬的家信，信中述及通信的困難、商品的價格、銀的兌換率和一些家常瑣事(見其《書於竹帛紙捲》)。
斯坦因似乎也沒有衝著財寶而來，儘管先後拉走了上萬件文物，也沒有因此而發財，在這些文物中紙本居多，能值幾個錢？ 也只有放在博物館和研究機構，才有價值。 據說到他去世，終身未娶，一生節儉，沒有房屋，沒有什麼私產。 當然斯坦因是有收穫的，不僅寫出了一大摞研究著作如《古代和田》、《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亞洲腹地考古記》等，還換來了敦煌學開山鼻祖等各種學術聲譽和顯赫頭銜，英國喬治五世還授予他印度帝國高級爵士爵位(另一方面也留下了惡名)。 按照弗洛伊德學說來理解，他是將力必多全投射在考古學和文物研究上了，所以在攫取西域文物上貪婪無比，後來竟然將不能搬動的壁畫切割下來擄走，實際上就是毀壞了文物。
藏經洞的打開是在1900年，待到1907年，那方寸之地早已被翻騰過多少遍了，如果有值錢的東西早就被擄走了。 假設這堆什物中有王羲之的字或吳道子的畫，王圓籙再愚昧也不至於輕易脫手，哪有斯坦因的份。 再說，敦煌在中國的腹地，斯坦因從哪兒出境都不易，路途遙遠，又沒有飛機火車可搭乘，交通工具基本就是騾馬大車，四處茫茫原野或戈壁，如果碰上強人剪徑是沒地兒躲。 我想，如果遇上強人，他們覷中的一定是洋人口袋裡的錢財，而不是那一車中國的“破爛”。 那時節，這樣的老古董肯定比今天容易尋覓，也相對好蒐集(估計造假也沒有今天那麼猖獗)。 也沒聽說有什麼歹人潛入莫高窟盜寶。 也許多少年之後，我們的後輩寫穿越小說，會編出敦煌盜寶記這樣的故事來，在這樣的故事中，莫高窟周圍一定有城管巡邏，甚至有武警把守。 但那時，藏經洞只有王圓籙一人把守，他外出時，一扇木門和一把鐵鎖，僅此而已。
據說王圓籙還是有一些眼光的，或者說有些嗅覺，感覺到藏經洞裡的這堆什物可能有價值，當然，所謂有價值也是指文物價值，不是寶物價值，如果是寶物，他早就秘而不宣，拿去換銀子了，省得到處化緣來蓋他的道觀太清宮了。 他曾向地方的各級行政長官通報了數次，得到的答復是就地保管。 這中間，有一位道台，還對比了王圓籙呈上的寫本，認為那上面的書法不如自家的寫得好，關注的是其書法學上的意義。
二
在《現代漢語詞典》裡，文物的概念和寶物的概念是不同的，分開的。 在現實生活中，這兩個概念是交叉的，有時是等同的，難以分清的。
寶物是獨立的，不需要襯托，無論在珠寶店，在博物館，還是私家收藏那裡，都會射出耀眼的光芒，讓所有的人眼前為之一亮。 文物是要在一定的知識背景中，在一定的語境裡才有價值。 今天來看，莫高窟的一切，哪怕是一抔黃土都是寶貝，可是那時節，莫高窟幾近廢墟，只有王圓籙(或許還僱一兩個人)在那裡忙碌，清理。 誰也不認為藏經洞裡的這堆什物有多麼重要的價值。 這跟卞和獻璧不同，和氏璧是寶貝，楚王或楚王的近侍、玉工等有眼無珠，不識荊山之玉。 而敦煌的情形與此不同，那些紙本和經卷只有在現代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和宗教研究者的視野中才有價值，所以要等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的登場，才顯出意義來。
這是很悖謬的事情，王圓籙和斯坦因造就了敦煌學，卻同時背負了罪名，如果，當初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後，胡亂處理，甚至燒紙取暖，反倒不會有人指責，王道士只是無數道人中較為尋常的一個。 或者說斯坦因拿走這些，沒有送回英國，途遭不測，文物失散，反倒不會有人指責。 事實上，他多次考察西部中國，在沒到敦煌之前的1900年，已經在從喀什到和田的途中蒐集了大量的文物如陶片，錢幣、金屬器皿、簡牘、寫本、畫像等等，若沒有敦煌學的崛起，則可能他的這些佔有，沒有多少人會記得或提及。 在國人眼裡，他最多是一群西方探險家和考古學者中面目模糊的一員。 然而有了敦煌學，情形就不一樣了，或者說敦煌學越顯赫，他們身背的罪名越重。 其實，敦煌學並不是必然會有的，這是意識歷史或者觀念歷史的產物，正是斯坦因和王道士的偶然相遇，給了歷史以產生敦煌學的機遇，當然還要有伯希和的跟進和法國漢學研究的興盛，否則，以中國(或大清)當時的情形而斷，恐怕這類文獻資料被毀棄和埋沒的情形居多。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雖然是千載難遇，但以中國地域之廣，歷史之悠久，類似的情形一定會重現，特別在西北之地，氣候乾燥，東西不容易腐爛，成捆成堆的文物出土，保不齊會有岐山學、豐鎬學、涼州學等問世。 依中國自己的深厚的金石、小學、考據研究傳統，似乎接下來應該有這個學那個學的產出，但是實際情形是莫有。 所以還是這句話，敦煌學並不必然會產生。 真所謂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中華大地還沒有產生如法國的敦煌學、西域史學的土壤(所以中國敦煌學的開拓者是法國留學回來的常書鴻，很順理成章)。 即便是戰爭消弭，情況也不樂觀。 北京城牆就是在和平年代消失的，在人們的眼皮底下。 當然我們可以為此找到許多理由，如為了首都的發展，為了經濟建設；此一時彼一時，不能以今天的眼光來要求當時等等。 但是，同樣我們也可以為王圓籙找到許多理由，為了莫高窟的發展，為了道觀建設的需要等等。 筆者很欣賞余秋雨[微博]先生《文化苦旅》中的某些篇章，就是不明白，為什麼在《道士塔》一文中將那麼尖刻的責難加於王道士一身。 一些中學課本又恰恰選了這一篇散文，使王道士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為了今天的愛國主義教育，就需要犧牲一些小人物？ 當初北京城牆拆毀前，梁思成等著名學人曾苦苦勸阻並反复陳述理由，尚且沒有奏效。 而王道士身旁畢竟沒有先覺先知者的勸誡，倘若有，我想敦煌文物的命運一定會比北京城牆的命運要好些。
或者是有識者得之吧，斯坦因欺騙也罷，裝出一副虔誠的樣子也罷，總之他認定這是寶貝，儘管其時他基本讀不懂這堆東西(斯坦因不懂漢語)，漢學與語言學方面的功底不及伯希和深厚，眼光和識斷也沒有後者老到，所以擄走的東西反而就更多，強烈的文物意識驅使他席捲一切。 於是斯坦因得到了卷子，王圓籙得到了銀子。 除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等，又有誰會將它們當作寶貝來看待？ 大清皇朝搖搖欲墜之際，好像什麼學問都沒有意義。 這不是指當時中國沒有識者，而是整體上，社會意識層面上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那時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等等尚未在中國生根，那些個不起眼經卷、寫本尚未有後來所賦予的那些非凡的價值。 這 裡還應該看到，伯希和滿載敦煌文物的馬隊堂而皇之地到鄭州，又換乘火車到北京，然而再下南京和上海，引起了一些中國學者的關注，他們“為伯希和舉行了一次 宴會，並且結成一個社，以選擇他攜帶的那批文獻中的珍貴者，影印發表和刊印成一大套書。他們甚至要求伯希和作中間調停，以便將來能在巴黎方便他們在這方面 的工作”(參見耿昇《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險與法國敦煌學研究》，載《法國敦煌學精粹》)，只是沒有看到官方和學術界的交涉和贖回的要求：如這些珍貴文物應該 留在中國等等。
現在想來，斯坦因伯希和等倒是真正的文化苦旅者，即便交通發達的今天，我們依舊可以想見百多年前塞外大漠旅途的艱辛和種種風險，飛沙走石，風餐露宿。 但他們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或喜出望外的東西，中國卻失卻了本不應該失卻，然而在那個年代卻不太可能完好保存的東西。
三
無論是文物還是寶物，總是物以稀為貴。 走進大英博物館的埃及館，劈面而立的是羅塞塔石碑，這塊被人們稱之為鑰匙碑的鎮館之寶，鐫刻著托勒密五世加冕一周年時的詔書。 石碑的正面有三段不同的文字。 居上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間是立碑當時的埃及通俗文字(公元前一世紀)，最下方是希臘文，後來的學者根據下方的希臘文和埃及通俗文字破解出早已失傳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並且發現埃及的象形文字，並不全是表意字，它們居然也可以是表音的，即象形字符同時是拼音符號。 破解古埃及的文字之謎，吸引了歐洲許多語言學文字學研究者，英國的托馬斯·楊和法國的商博良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們是同行又是對手，互相之間較著勁，最後是商博良勝出。 學術研究中竟然有了競技的成分，這就有了情節有了懸念，有了觀賞的焦點，如後來的達爾文與華萊士之間也是這種關係，《物種起源》的倉促發表是達爾文為了搶在華萊士之前公佈自己的進化論思想，情形有些驚險。 這類學術競爭有時像智力遊戲，常常成為歷史佳話，所謂勝出，其實也是在吸收了前人和他人成果之上的一次飛躍，是人類文明達到一個新高度的標誌，雖然其間難免也有爭奪、狡黠和欺瞞，但畢竟沒有權力競爭的血腥味。 多少年之後，當人們還對《雍正王朝》、《張居正》等小說或電視劇津津樂道時，這類小圈子內的學術競爭聽起來顯得分外迂腐。
無獨有偶，這回在銀川西夏王陵，也看到了一塊鑰匙碑，是有著西夏文和漢文兩面碑文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複製品，真品在武威市的博物館內。 西夏王朝於公元1227年被蒙古大軍滅族，延續了近二百年的西夏文明從此湮滅不傳，所以到1804年，感應塔碑的發現，使得一個消失了六百來年的文明重見天日，本該是石破天驚的大事，但是實際上卻波瀾不驚。 也許在天朝文化人眼裡，這蕞爾小國或化外之地的物事，不值得大驚小怪？
西夏文無疑是“天書”，這是當年西夏王朝的大臣野利仁榮仿照漢字創制的一套表意文字，結構方正，筆劃繁冗。 遠看這些方塊字，個個眼熟，近看一個也不認識。 筆者曾在1989年的現代美術展上看到徐冰創作的《析世鑑》，也是這種感覺。 不知道徐冰的創作靈感最初是否來自西夏文呢？
張澍發現西夏碑比法國人發現羅塞塔石碑僅晚了五年，但是這兩塊碑的命運完全不同。 羅塞塔石碑很快就有了歸屬之爭，儘管石碑是在埃及的羅塞塔附近的一處要塞發現的，但法國人認為，是他們首先尋覓到的，擁有物權。 英國人的邏輯，既然英國軍隊打敗了法國軍隊，那麼一切都是英國的戰利品，包括羅塞塔石碑。 於是法國人又偷運，英國人又攔阻，最後就裝船運到了大不列顛。 我懷疑這後面的偷運之說是好萊塢電影人的祖先虛構的，當然也可能就是真有其事，生活總是比電影更豐富，更傳奇。
西夏碑則不久就被人遺忘，儘管乾嘉學派的主要人物如戴、段、二王，除了戴震，其他三位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都健在，但中原的考據和訓詁之風不夠強勁，並沒有刮進西域。 西夏文的再次引起人們注意是在一百年之後。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當英法等學者在爭論居庸關下云台門洞中鐫刻的六種文字中唯一無法識別的文字(其餘五種已知的文字分別是漢文、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鶻文)到底是女真文字還是什麼別的文字時，人們顯然不知道西夏碑的存在，當然更不知道張澍的發現。 直到1908年《蕃漢合時掌中珠》等西夏辭書在黑水城(今內蒙額濟納旗境內)重現，人們終於獲得了解開西夏文的密鑰。 自然就沒有了像破解古埃及那樣來破解這“天書”之謎的驚心動魄的故事，該碑直到1961年才成為國務院公佈的第一批國家重點文物。
有道是黃金有價玉無價，玉的品種太廣，種類繁雜，無法用統一的標準來衡量。 套用到本文，亦可說寶物有價文物無價。 因為文物的種類更廣，更加繁雜，並且文物概念還是不斷延伸的。 所謂文物，時間的長度(即歷史悠久)只是一個方面，文化的走向、觀念的演變和某種風尚的相互作用均決定著文物概念的內涵。 前文說過，一定的知識背景，意識形態，某種語境和氛圍都是文物的構成要素。 這樣說來，就有點神秘有些玄乎了，還是打住罷。
當然什麼事情都不絕對，保險公司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文物是有價的，因為他們公司曾經為一些文物展品作過保單，那上面，文物分明是有保價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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