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清硯譜》中記載的所謂褚遂良銘文硯。 說到唐硯，有一方著名的“唐硯”不能不提。 據說唐代名臣褚遂良獲太宗賞賜一方硯台，遂刻上“潤比德、式以方、繞玉池、注天璜”的銘文，以硯喻德。 而且此硯銘成為歷代論述硯銘的必引經典。
其實，這方硯最早見於清乾隆皇帝御編的《西清硯譜》。 乾隆皇帝在此硯譜裡開了不止一個玩笑。 觀此硯譜，謬誤百出，特別是“亂代”現象嚴重。 別的硯姑且不提，僅就此硯來說，沒有在乾隆《西清硯譜》以前其他典籍中看到此款褚遂良的硯銘，特別是唐代典籍沒有記載。 唐代或後代的古字畫中沒有這個硯式，考古發掘中未發現唐墓出土此類硯式。 翻遍唐代典籍，唐代的各類文體中也沒有“潤比德、式以方、繞玉池、注天璜”這類硯銘銘文文體。 唐時品硯之風已興，唐詩中有多首贊硯之美，然而硯上如“褚硯”的讚銘，至今沒有其他第二個。 所有這些告訴我們這方“褚遂良”款硯不是唐代的。 初看此硯是宋石渠式硯，一是宋代典籍開始介紹此類形制的硯，二是截至到目前，宋以前的墓沒有出土過此類形制的硯。 但此類硯有確切銘文可考的僅見於明代。
唐代以前硯上刊銘者極為罕見，僅見之銘多為紀年款或題名款，銘款書法粗劣。 唐代文人品硯之風已興，唐詩多首贊硯之美，然硯上贊銘鮮見。 今稱文人硯銘者，興於宋，盛於明清。 宋蘇軾、米芾等已有硯銘刊於硯上，開風氣之先。 然此風尚未普及，故存世宋硯帶銘者稀有。 現所見宋硯銘者多為偽制。 明清時，賞硯藏硯之風日盛，文人制硯，偕書畫篆刻入硯，硯銘形式佈局及刀法韻味與硯雕融為一體，名款之後還有鈐刻印章者。 此外，大量民間硯亦有款識，然內容簡樸，多為紀年款與吉語款，書法也顯稚拙，多出於匠人之手。
唐代的硯銘，與同時代瓷器或其他器物上的銘，可互相印證。 唐代石硯款識以“錐書”刻劃為主，但陶硯以墨書寫的款銘為主。 銘文內容主要有紀年款、干支款、姓氏款、製品記名款、作坊款、產地款，標價款、稱頌款或稱寄託款等(如“值萬金、永寶之”)。 字體絕大多數為行書、草書，楷書、隸書少見。 刻劃與寫的部位基本在硯背，偶有在硯堂有墨書的陶硯。 唐代瓷器、陶磚、漆器、銀器的名款，字體基本為行書、草書，可與唐代硯上的名款互相印證。 說明唐代器物名款風格的統一，即內容和形式的一致性。 這些唐代瓷器、陶磚、漆器、銀器的名款，也幫助我們對唐代硯銘的確認，成為我們研究唐代硯銘的背景資料。
目前來看，在古硯收藏中的問題很多，假硯假款充斥市場。 其中最要命的是“亂代”，特別是“不假思索”地用假銘、寄託銘斷代，同時“不假思索”盲從於前人典籍中的錯誤斷代。 有些硯台的斷代其實很簡單，還是打個比方吧。 關雲長手舞青龍大刀走上台前，大家一看，是“漢壽亭侯”(儘管這柄大刀是明代的)。 如果關雲長手提衝鋒槍走上台前，一定是杜撰的贗品。 這就是時代特徵的明顯不符。
還有一個“觀念”的問題，人們對許多“約定俗成”已習慣於盲從了，特別是對傳統的權威。 比如漢代的關雲長，當時就沒有青龍大刀，關雲長手使青龍大刀是後來的明代小說演繹出來的。 如果不是學術要求，沒人計較這個。 同理，如果不是有人拿著“乾隆版”的“漢唐石渠式硯”到拍賣市場上去蒙人，何必管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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