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翫雅集會員藏佛教造像研究

《收藏》雜誌 ​​

圖1 圖2 圖3

史彬士(陳姿穎/譯)
如同道教與儒家思想，佛教跟隨17世紀下半葉大陸地區漢人移民渡海來台的高峰而傳入台灣。 以今日嚴格挑剔的藝術鑑賞標準來看，傳統台灣廟宇裡面祭拜的佛像，其藝術性並非評斷其重要性的主要因素。 換言之，台灣長期以來佛教藝術的發展一直處於弱勢的狀態。
直到近幾十年來，情況才有所改觀。 這個變化來自於兩個主要的因素：其一是宗教，其二是經濟。 在台灣，佛教獲得長足的發展，並且沒有受到大陸“文革”導致大批佛像盡毀的浩劫。 另一方面，台灣經濟的繁榮，自然而然地使得佛教藝術開始獲得收藏家的青睞。 本次展覽的佛像僅佔台灣佛教藝術收藏的一小部分，同時也僅展現了清翫雅集收藏的一個方面，但卻能體現當今台灣佛教藝術收藏的規模與質量。
此次精選的佛像作品，從多個方面呈現了佛教造像的歷史性與圖像風格，意在展現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精華時期的面貌，而非各個時期序列式的發展軌跡。 作品所代表的地域性也很廣，除了“主流風格”的中原地區佛像，還有來自古代西藏、蒙古、大理國、印度等地風格的佛像​​，它們分別代表這些文化圈佛教藝術發展的精華。
中國6～8世紀佛教造像
本次展出的作品中，時代最早的是6世紀中期至晚期的菩薩立像(圖1)，應是一尊觀音像，姿態綽約，手勢優雅，一邊膝蓋微彎。 以此一時期的銅佛像而言，此尊的尺寸特別大，比例與細節上跟這個時期的大型石雕很相近。 作品中時代第二早的是隋代的彌勒佛坐像，亦即未來佛。 彌勒是這個時期流行的佛像主題，雙腳下垂著地呈善跏趺坐。 善跏趺坐相對來說並非常見，尤其到晚近時期，當彌勒佛造像勢微以後，善跏趺坐就更少見了。
唐代(618～907年)的佛像由4件作品為代表。 其中兩件為如來佛立像(圖2)。 唐代與佛教發源國印度重新開始接觸，直接影響了這時期的中國佛教藝術風格。 這兩件作品衣紋緊貼身體的特徵，明顯地是受到北印度笈多王朝時期雕塑風格的影響。 展品唐銅鎏金觀音立像同樣也有很明顯的印度風格影響，特別是S形綽約的體態。 這時期的觀音很受歡迎，觀音像以男性的形象表示。 自宋代​​(960～1279年)以降，觀音以女性的形態出現，並維持至今。 直到今日，觀音在中國文化里仍是非常受歡迎的神祇。
印度帕拉王朝佛教造像
如今，佛教在其源始國印度早已衰微了，但它和印度教及稍晚的伊斯蘭教曾同時在印度盛行了好幾個世紀。 奠基於孟加拉的帕拉王朝(750～1199年)，其統治者信奉佛教，在他們的影響下，印度佛教藝術獲得興盛。 一般來說，台灣或其他地區的華人收藏家鮮少收藏印度佛教藝術，然而此尊觀音坐像(圖3)的風格與後來的西藏和中原的佛像風格關係密切。 它尺寸小，銅胎錯紅銅及銀，工藝精細。
大理國佛教造像

圖4

佛教是大理國(937～1253年)的國教。 大理國的位置即今日的雲南省，​​當時該國全國上下皆信奉佛教，22位國王中有10位為了剃度出家成為佛教徒而遜位。 大理國的佛像有強烈的印度風格，體態細瘦纖長，寬肩，袒胸，高髮髻。 此尊阿嵯耶觀音立像(圖4)年代約在12世紀，是大理國佛像風格的最佳範例。 研究推測，製作這類佛像是為皇室用來作為護身符的。 大理國的佛像風格與東南亞鄰近地區包括泰國的佛像風格有明顯的關聯性。
藏傳佛教造像

圖5

圖6

展品中有5件是藏傳佛像，時代從12、13世紀至15世紀。 4件作品屬於立體雕，不同於同時期的中原地區佛像，他們身體的瓔珞鑲嵌是以孔雀石為主的各類寶石。 其中最早的是12、13世紀的金剛薩埵坐像(圖5)，結跏趺坐，寬額，這是這個時期的風格特徵。 另一尊是14、15世紀的金剛亥母像，呈舞立姿，右手持金剛鉞刀，左手持顱器嘎巴拉，夾持喀章嘎(天杖)。 約同一時期的密集金剛像為怛特羅(多頭多臂)菩薩雙修相的一個實例，密集金剛與他的佛母皆三頭六臂。
紅銅鎏金大日如來說法浮雕(圖6)是此展中最大的一件作品，由尼泊爾的工匠鑄造，原本屬於丹薩替寺的眾多佛像之一。 丹薩替寺位於今日西藏中部的桑日縣境內，海拔750米。 一位印度旅人於1882年到訪該寺時曾說道：丹薩替寺在所有西藏寺廟中，擁有最豐富而珍貴的佛教藝術珍藏，並且特別受到拉薩當局的關注。 在1966～1969年“文革”的初期，丹薩替寺的文物遭到嚴重破壞並散佚各地，寺廟本身已空無一物。 幸運的是，有許多該寺的文物，包括此件大日如來說法浮雕，於1948年由意大利藏學家圖齊(Guiseppe Tucci,1894～1984年)所率領的探險隊拍攝下來，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明代早期佛教造像
明朝的第三位統治者永樂皇帝(1403～1424年在位)，雖然對蒙古與越南用兵，但與西藏的關係達​​成了和平並建立了彼此互信的機制。 藏人承認永樂皇帝為其現世的宗主，而永樂皇帝則允許藏人自治，並且使其宗教在中國享有崇高的地位。 永樂皇帝與西藏建立的關係影響深遠，他與其孫宣德皇帝(1426～1435年在位)，贈送了許多禮物給西藏重要的喇嘛，在這些禮物中包含了鎏金佛像及其他相關的器物，它們都是由明代宮廷作坊鑄造，品質優良，精確地反映了西藏的圖像風格。

圖7

圖8

本次展覽中有3件屬於永樂時期的佛像，一件是金剛薩埵坐像(圖7)，一件是持劍的文殊菩薩坐像，另一件是羊尊燭台(圖8)。 比對兩尊金剛薩埵坐像，一尊具有典型的中國皇室風格(圖7)，另一尊具有早期的西藏風格(圖5)。 其他還有不同大小的金剛薩埵像與文殊菩薩像，而最特殊的應是這件羊尊燭台，它是這類文物存世的唯一寶物例證。 這3件明代早期皇家鑄造的佛像與燭台施有六字永樂年款，就如同其他致贈西藏喇嘛的禮物一樣，這3件年款銘文的施寫的方式為藏式，即由左至右書寫的橫款，而非當時中式慣用由右至左的直款。
清代早期佛教造像
明末的紛亂使得中國佛像的鑄造品質普遍下降，佛像的精確程度不如以往。 這種情形也發生在其他類項的工藝製作上，直到清代康熙朝(1662～1722年)，佛像的製作工藝技術才又獲得複興。

圖9

中國佛教在後期的發展階段更加明顯地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特別是與庶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息息相關的民間宗教受外在因素的影響更深。 展品中的財寶天王坐像(圖9)便反映了此種現象。 早期佛教中，財寶天王(Vaisravana)又稱多聞天王，是四大天王之一。 四大天王為護法神，守護四大洲，其中的多聞天王是北方的守護神。 佛教發展到後期，多聞天王也是財神，遂又稱財寶天王。 也因如此，他比其他三方的天王在民間更受歡迎。 此尊財寶天王坐於伏地的獅子上，左手托蒙鼠，蒙鼠作吐珍珠狀，象徵廣布財富。
蒙古地區佛教造像

圖10

蒙古地區佛教造像的高峰期在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早期，起因於當時最重要的宗教領袖札那巴札爾(Zanabazar,1635～1723年)對蒙古藏傳佛教的貢獻與對藝術的提倡。 他早年改宗為當時藏傳佛教中勢力逐漸龐大的格魯派。 展品中具有蒙古佛像風格的是這組三件式的蓮花生佛及左右脅侍(圖10)。 蓮花生佛是藏傳佛教早期噶舉派的創立者。 另一尊代表蒙古佛教風格的佛像​​是四臂觀音坐像，它是由札那巴札爾所屬的作坊所出，風格與烏蘭巴托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阿彌陀佛像很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