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國遠古形成的神話地理觀，有兩個最核心的觀念：“河出崑崙”與“玉出昆崗”。 神話學視角成為上古玉文化研究的有力突破口，“玉石之路”與黃河上游河道的神話性重合，值得做深入研究。
哲學家有關“熟知非真知”的告誡，對於認識“絲綢之路”等被現代人命名的歷史現象十分有益。 一種命名一旦通過語言的約定俗成作用流行開來，就會在人云亦云的語境作用下形成成見，超越世俗觀點而洞察事物真相的可能性也就隨之逐漸變小。
絲綢之路“小傳統”與玉石之路“大傳統”
自從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的命名以來，相關的中文和外文著述已汗牛充棟。 就其命名之初的解說看，李希霍芬指的是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國河套地區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路線。 其中，西域泛指古玉門關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廣大地區。 後來，史學家把溝通中西方的商路統稱“絲綢之路”。 因其歷史上下跨越兩千多年，涉及陸路與海路，按線路劃分，有“陸上絲路”與“海上絲路”之別。 近年來，人類學界倡導以文字書寫的有無為標準，重新劃分大、小傳統，即將有文字以來的傳統視為“小傳統”，將先於和外於文字記錄的傳統視為“大傳統” 。 這 樣來看，“絲綢之路”的命名恰好是著眼於以文字記載的張騫通西域事件為起點，屬於典型的“小傳統”知識範圍內的命名，缺乏更加深遠的“大傳統”之觀照，也 就完全忽略了夏、商、週以來中原國家對西域重要戰略資源的依附關係及玉石貿易通道，無法洞察所謂“絲綢之路”的前身其實正是“玉石之路”。
西方人自古就艷羨來自中國的絲綢，而中原人則自古就喜歡產自新疆的和田美玉。 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眼中，這條連接著歐亞大陸兩端的東西方大通道，當然就是“絲綢之路”。 而在中原人眼中，西去之路被稱為“美玉之路”或許更為準確。 這裡的差異是外來文化視角和本土文化視角的差異。 西學東漸以來，伴隨著西方文明價值的殖民化進程，我們接受了太多太多的外來視角、外來理論和外來觀念。 “絲綢之路”說就這樣日漸興旺和流行起來，最終壓倒和淹沒了更加悠久的“玉石之路”的真相。 在本土文化重新獲得文化自覺意識的今日，需要用批判性的眼光來對這些外來的文化價值給予重估和再權衡。 其結果，無非是替代或修正外來的“絲綢之路”說，代之以“玉石之路”或“玉石—絲綢之路”。
玉石神話信仰驅動華夏文明傳播
從全球範圍看，比絲綢要早得多的跨地區的國際貿易對像是玉石，以及由玉石資源開發所派生的金屬礦石。 對“玉石之路”的學術研究直到最近幾十年才開始，從四千年之久的“玉石之路”發展演變為有著兩千年曆史的“絲綢之路”，這期間的全過程，值得做多學科的深入探討。 不論是絲綢貿易之路，還是茶馬古道、香料之路等，都是在文明史“小傳統”中出現的，都不具備文明發生的動力意義。 只有新石器時代末期以來的文化、貿易通道才具備這樣的意義。 而這樣的文化傳播通道，在考古學這門不依賴文獻知識的學科問世之前是人們無從知曉的。
對於華夏文明而言，文明發生背後的一個重要動力是玉石神話信仰。 除了玉石本身的顏色引發的天之聯想以外，每一種史前玉器的形制都隱約潛含著某種神話觀念，最初出現的玉玦、玉璜是這樣，隨後出現的玉璧、玉琮、玉璋、玉琥等也皆是如此。 玉石崇拜具有巨大的傳播力，從八千年前開始，用了大約四千年時間基本上覆蓋了中國。 其大致的傳播路線是，先北方，後南方，最後進入中原。 第一波為“北玉南傳”；第二波為“東玉西傳”，在4500年前紮根中原，以山西的陶寺文化玉器和下靳墓地玉器為代表。 中原地區規模性的玉禮器生產伴隨著王權崛起而揭開序幕，在此過程中，西北的齊家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方面，齊家文化接受了來自東方的玉器崇拜觀念，大量生產以玉璧、玉琮、玉刀為主的玉禮器，成為夏、商、週三代玉禮器的重要源頭；另一方面，齊家文化因佔據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開始將新疆和田玉輸入中原地區，開啟商、週兩代統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 我們將此過程稱為“西玉東輸”。 自此以後，遙遠的新疆就成為中原華夏王權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供應地。 相比之下，史前地方玉的地位相形見絀，經過儒家君子觀“溫潤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獨尊的現像一直延續至今。
以《穆天子傳》所反映的西周最高統治者的西域資源訴求看，玉石是中原文明最渴望得到的戰略物資，對於建構中原王權意識形態起到重要的作用。 週穆王西去崑崙山之前，要先循著黃河流向去探索古老的“玉石之路”。 所以他從中原出發的第一站不是向西進入甘肅，而是向北去往河套地區。 對“大傳統”的玉器信仰和相關神話觀念缺乏認識，就無法理解週穆王沿著黃河而去西域的支配性要素，那就是華夏先民關於“河出崑崙”和“玉出昆崗”的神話地理想像。
週穆王去河套地區為的是用玉器祭祀黃河。 這種宗教行為背後的動機仍然是神話信仰。 文本敘事說：“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束帛加璧。”這裡提到兩種重要物品，一是束帛，二是玉璧，二者的結合正可以體現“化干戈為玉帛”的華夏崇尚的價值理念。 具體地看，束帛即絲綢，它是用來包裝玉禮器的。 週穆王祭獻給黃河的正是西周王朝專產的玉璧。 如果要追問西周生產大量玉禮器的原料產地，那就是自甘青到新疆的祁連山(600720,股吧)與崑崙山地區。
玉石之路是獨特的文化資源
從史前玉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轉變，伴隨著重要的兵器和禮器革命。 從玉石戈到青銅戈的演變過程，看華夏戈文化的源流及其文明發生意義，可以揭示西北游牧文化元素對中原文明建構的影響，特別是夏、商、週時期“玉石之路”東段的三條道路：北道即黃河道，中道即涇河道，南道即渭河道。 由這三條路徑的存在及其文化傳播作用，論說以陝北石峁文化及甘肅平涼地區方國盧方等為代表的西北玉兵器文化對中原王權玉禮器體系形成的貢獻。
中國遠古形成的神話地理觀，有兩個最核心的觀念：“河出崑崙”與“玉出昆崗”。 神話學視角成為上古玉文化研究的有力突破口，“玉石之路”與黃河上游河道的神話性重合，值得做深入研究。 從河西走廊的齊家文化玉器到中原史前玉器的關聯性，可以看到中國文化東部板塊與西部板塊千百年來凝聚為一體的關鍵要素。 對豫、晉、陝、甘、寧、青、新七省區的“玉石之路”的調查和研究，可闡明夏、商、週三代王室用玉資源的由來，可解釋為什麼萬里以外的和田玉能成為中國歷代帝王所一致推崇的意識形態符號，這將是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玉石之路”是中華文明特有的文化資源，其深厚的歷史文化蘊涵以及可探討和可持久開發的文化附加值是不可估量的。
哲學家有關“熟知非真知”的告誡，對於認識“絲綢之路”等被現代人命名的歷史現象十分有益。 一種命名一旦通過語言的約定俗成作用流行開來，就會在人云亦云的語境作用下形成成見，超越世俗觀點而洞察事物真相的可能性也就隨之逐漸變小。
絲綢之路“小傳統”與玉石之路“大傳統”
自從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的命名以來，相關的中文和外文著述已汗牛充棟。 就其命名之初的解說看，李希霍芬指的是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國河套地區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路線。 其中，西域泛指古玉門關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廣大地區。 後來，史學家把溝通中西方的商路統稱“絲綢之路”。 因其歷史上下跨越兩千多年，涉及陸路與海路，按線路劃分，有“陸上絲路”與“海上絲路”之別。 近年來，人類學界倡導以文字書寫的有無為標準，重新劃分大、小傳統，即將有文字以來的傳統視為“小傳統”，將先於和外於文字記錄的傳統視為“大傳統” 。 這 樣來看，“絲綢之路”的命名恰好是著眼於以文字記載的張騫通西域事件為起點，屬於典型的“小傳統”知識範圍內的命名，缺乏更加深遠的“大傳統”之觀照，也 就完全忽略了夏、商、週以來中原國家對西域重要戰略資源的依附關係及玉石貿易通道，無法洞察所謂“絲綢之路”的前身其實正是“玉石之路”。
西方人自古就艷羨來自中國的絲綢，而中原人則自古就喜歡產自新疆的和田美玉。 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眼中，這條連接著歐亞大陸兩端的東西方大通道，當然就是“絲綢之路”。 而在中原人眼中，西去之路被稱為“美玉之路”或許更為準確。 這裡的差異是外來文化視角和本土文化視角的差異。 西學東漸以來，伴隨著西方文明價值的殖民化進程，我們接受了太多太多的外來視角、外來理論和外來觀念。 “絲綢之路”說就這樣日漸興旺和流行起來，最終壓倒和淹沒了更加悠久的“玉石之路”的真相。 在本土文化重新獲得文化自覺意識的今日，需要用批判性的眼光來對這些外來的文化價值給予重估和再權衡。 其結果，無非是替代或修正外來的“絲綢之路”說，代之以“玉石之路”或“玉石—絲綢之路”。
玉石神話信仰驅動華夏文明傳播
從全球範圍看，比絲綢要早得多的跨地區的國際貿易對像是玉石，以及由玉石資源開發所派生的金屬礦石。 對“玉石之路”的學術研究直到最近幾十年才開始，從四千年之久的“玉石之路”發展演變為有著兩千年曆史的“絲綢之路”，這期間的全過程，值得做多學科的深入探討。 不論是絲綢貿易之路，還是茶馬古道、香料之路等，都是在文明史“小傳統”中出現的，都不具備文明發生的動力意義。 只有新石器時代末期以來的文化、貿易通道才具備這樣的意義。 而這樣的文化傳播通道，在考古學這門不依賴文獻知識的學科問世之前是人們無從知曉的。
對於華夏文明而言，文明發生背後的一個重要動力是玉石神話信仰。 除了玉石本身的顏色引發的天之聯想以外，每一種史前玉器的形制都隱約潛含著某種神話觀念，最初出現的玉玦、玉璜是這樣，隨後出現的玉璧、玉琮、玉璋、玉琥等也皆是如此。 玉石崇拜具有巨大的傳播力，從八千年前開始，用了大約四千年時間基本上覆蓋了中國。 其大致的傳播路線是，先北方，後南方，最後進入中原。 第一波為“北玉南傳”；第二波為“東玉西傳”，在4500年前紮根中原，以山西的陶寺文化玉器和下靳墓地玉器為代表。 中原地區規模性的玉禮器生產伴隨著王權崛起而揭開序幕，在此過程中，西北的齊家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方面，齊家文化接受了來自東方的玉器崇拜觀念，大量生產以玉璧、玉琮、玉刀為主的玉禮器，成為夏、商、週三代玉禮器的重要源頭；另一方面，齊家文化因佔據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開始將新疆和田玉輸入中原地區，開啟商、週兩代統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 我們將此過程稱為“西玉東輸”。 自此以後，遙遠的新疆就成為中原華夏王權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供應地。 相比之下，史前地方玉的地位相形見絀，經過儒家君子觀“溫潤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獨尊的現像一直延續至今。
以《穆天子傳》所反映的西周最高統治者的西域資源訴求看，玉石是中原文明最渴望得到的戰略物資，對於建構中原王權意識形態起到重要的作用。 週穆王西去崑崙山之前，要先循著黃河流向去探索古老的“玉石之路”。 所以他從中原出發的第一站不是向西進入甘肅，而是向北去往河套地區。 對“大傳統”的玉器信仰和相關神話觀念缺乏認識，就無法理解週穆王沿著黃河而去西域的支配性要素，那就是華夏先民關於“河出崑崙”和“玉出昆崗”的神話地理想像。
週穆王去河套地區為的是用玉器祭祀黃河。 這種宗教行為背後的動機仍然是神話信仰。 文本敘事說：“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束帛加璧。”這裡提到兩種重要物品，一是束帛，二是玉璧，二者的結合正可以體現“化干戈為玉帛”的華夏崇尚的價值理念。 具體地看，束帛即絲綢，它是用來包裝玉禮器的。 週穆王祭獻給黃河的正是西周王朝專產的玉璧。 如果要追問西周生產大量玉禮器的原料產地，那就是自甘青到新疆的祁連山(600720,股吧)與崑崙山地區。
玉石之路是獨特的文化資源
從史前玉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轉變，伴隨著重要的兵器和禮器革命。 從玉石戈到青銅戈的演變過程，看華夏戈文化的源流及其文明發生意義，可以揭示西北游牧文化元素對中原文明建構的影響，特別是夏、商、週時期“玉石之路”東段的三條道路：北道即黃河道，中道即涇河道，南道即渭河道。 由這三條路徑的存在及其文化傳播作用，論說以陝北石峁文化及甘肅平涼地區方國盧方等為代表的西北玉兵器文化對中原王權玉禮器體系形成的貢獻。
中國遠古形成的神話地理觀，有兩個最核心的觀念：“河出崑崙”與“玉出昆崗”。 神話學視角成為上古玉文化研究的有力突破口，“玉石之路”與黃河上游河道的神話性重合，值得做深入研究。 從河西走廊的齊家文化玉器到中原史前玉器的關聯性，可以看到中國文化東部板塊與西部板塊千百年來凝聚為一體的關鍵要素。 對豫、晉、陝、甘、寧、青、新七省區的“玉石之路”的調查和研究，可闡明夏、商、週三代王室用玉資源的由來，可解釋為什麼萬里以外的和田玉能成為中國歷代帝王所一致推崇的意識形態符號，這將是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玉石之路”是中華文明特有的文化資源，其深厚的歷史文化蘊涵以及可探討和可持久開發的文化附加值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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