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1日 星期三

董其昌《臨懷素草書〈千字文〉》手捲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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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趙榆
京博藝術博物館藏董其昌《臨懷素草書〈千字文〉》手捲,絹本,通長15米,內文幅寬0.295米,長12.25米,書寫之精妙,尺幅之碩大,皆為現存董其昌草書之翹楚。 翁同龢在手捲跋語中慨嘆:“董公此書,正如天女散花,神龍戲海,最後題字又謹嚴超秀,奇蹟也!”翁同龢為晚清書法大家,官至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對此手捲竟然如此推崇,可見此手捲之神妙。
董其昌(1555~1636年),字思白,號玄宰,又號香光居士,華亭(今上海松江)人。 精鑑賞,富收藏,明代書畫大家。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兩位皇帝都以董書為宗法,備加推崇偏愛,因使董書風靡一時,滿朝​​皆學董書,士子以董書為求仕的捷徑。
董其昌對於書法藝術有一個漸悟並且一生苦習不倦的過程,而對前人書法的勤奮臨習,則是他藝術水平迅速提高的一個根本。 董其昌早年書法水平並不高,在他的《畫禪室隨筆》中記述:17歲時(隆慶六年,1572年)參加會試於邑,邑守(松江知府)衷貞吉在批閱考卷時,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將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的字寫得太差,遂將其黜為第二,同時將考卷上字寫得較好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為第一。 這件事對董其昌刺激極大,自此研習書法,發奮臨池,幾十年如一日。 初師顏真卿《多寶塔》、鍾繇《宣示表》《力命表》,34歲(萬曆十七年,1589年)時與大收藏家項元汴相識,得以“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藝術審美水平迅速提高。
尤其對於草書的研習,更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臨懷素草書〈千字文〉手捲》,把張旭、懷素草書的精髓融為一體,自成一家,體勢連綿,風華自足。
關於此手捲書寫的年代,因為作者沒有註明,所以後人說法不一。 我認為從手捲的迎首左下角鈐“知制誥日講官”印章判定,應該是崇禎六年(1633年)以後。 因為董其昌崇禎六年任皇長子講官、太子太保,從一品官銜之後,方有“知制誥日講官”印章。 同時,作者在手捲跋語中又提到:“荊州刺史孫正甫自上計歸,以秦碑懷素《千文》見貽,因臨此本。”“上計”是指地方官到京師向主管部門匯報工作的地方,由此來看,也就是董其昌再次復出為崇禎四年,出任禮部尚書(正二品)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的時期。 此任職兩年後,即崇禎六年董其昌擢任太子太保。 可是,董其昌擢任太子太保的同年,他又向皇帝請辭,被崇禎皇帝“特准致仕馳驛歸里”,離開了京師。 由此推斷,董其昌第二次復出在京任太子太保和在京的最後一年是同一年,所以書寫此手捲的時間應該是崇禎六年,時董其昌78歲。
手捲迎手題大字“字中禪”,小字書:“醉素千文深得逃禪之意,餘漫參之,苦無印可之者。董其昌。”鈐“知制誥日講官”“董其昌印”。
禪,佛教指靜思、坐禪。 “字中禪”,意即在學書法、學懷素草書的同時,亦能得到佛教的禪意。 明朝萬曆年間以後,禪風浸盛,士大夫中間逐漸形成一股逃禪之風,以無端空虛禪悅,自悅於心,當時的士大夫沒有不談禪的,董其昌亦在其中。 逃禪的方式也很多,諸如創寺修廟、施田立碑、接納高僧、談禪說理、披剃空山、著書立說。 董其昌在懷素草書千字文中,悟出“醉素千文深得逃禪之意”。 此種風氣的深層原因是明末社會政治、經濟的腐朽糜爛。
當然也可以說逃禪是一種智慧,董其昌可稱得上當時逃禪高手,並且在逃禪中得到利益和實惠。 譬如,萬曆年間,朝中關係複雜,東林黨人與宦官魏忠賢之間的鬥爭非常激烈,政治風波頻起。 董其昌卻以對政治的敏銳,用逃禪的智慧,一察覺風吹草動,立即堅決辭職歸鄉從事他所愛好的書法和繪畫,巧妙地躲避官場風浪,待到風浪過後,再買回官職。 特別是崇禎四年,董其昌被召回京,出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崇禎六年又擢任太子太保,任皇長子朱常洛的講官,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可是,就在這年六月,董其昌在內閣中的兩個好友,一個是擔任首輔的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周延儒被罷官,另一個是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鄭以偉死在任上。 他馬上就以耄耋之年、疾病纏身為由,連續上疏五次求退,崇禎皇帝“特准致仕馳驛歸里”,安全地告老歸鄉了。 回鄉後,他精研書法,醉心繪畫,論禪事,博收藏,悠哉幾年,丙子(1636年)仲冬,忽痰作,不三日而逝,終年82歲。
董其昌的書法以行草書造詣最高,但他最得意的則是其小楷,這也是對他當初寫字太差的最大補償,凡董其昌的書畫作品以小楷作跋者,皆為董其昌得意之作。 此手捲的正文卷首,董其昌先用小楷題“臨唐懷素千文”六字。 在卷後的跋文,董其昌又以小楷書寫長跋:“荊州刺史孫正甫自上計歸,以秦碑懷素《千文》見貽,因臨此本。素書雖稱顛,實不逾法;雖稱瘦,實不露骨。如《聖母碑》,亦唐時所刻,猶存此意。《自敘帖》稍有出入,前人疑信半矣。張長史《千文》《潭帖》刻八十餘字,有龍蛇飛動之勢,正可與素師《千文》並參。自二王行草外,獨此自標勝會,所謂鑿混沌而獨創者。董其昌書。”首尾兩次以小楷作題跋,可見董其昌對於此手捲的重視與滿意的程度,長跋小楷又被翁同龢讚為“超秀”。
過去教育,《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是最基礎的啟蒙讀物。 這“三、百、千”,對文人來說,最受重視的還是《千字文》,書法史上的眾多書法大家,諸如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鍾繇、智永、張旭、懷素、孫過庭、趙佶、米芾、朱熹、趙孟、文徵明、鄧石如、趙之謙、於右任等等,都曾經書寫過《千字文》。
《千字文》備受重視,首先是因為皇家編著。 南朝梁武帝為了教育他的子輩學習書法,在四十八年(547年),責令殷鐵石在王羲之寫的碑文中拓下不重複的1000個字,供皇子們臨摹書法。但是,由於這1000個字每個字都是孤立的,互不聯繫,不好記憶,梁武帝就召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周興嗣用一個晚上,硬是把1000個孤立的字,編輯成四字一句,前後貫通,互不重複,朗朗上口,適於誦讀的《千字文》進呈梁武帝,受到皇上的好評,周興嗣也為此一夜累得鬚髮皆白。
董其昌非常喜歡《千字文》,甚至把《千字文》“融化於血液中”,指導自己的行動,董其昌為項聖謨題寫的《行書四言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京博藝術博物館收藏有一幅董其昌《行書四言聯》,紙本,縱94厘米,橫17.5厘米,上聯爲“群居閉口”,下聯爲“獨坐防心”,題款“為孔璋兄書,其昌。”孔璋即項聖謨(1597~1658年),為著名書畫收藏家項元汴之孫。 前文提到董其昌年輕學習書法時,曾與項元汴相識,並遍覽項氏收藏的書畫,受益匪淺。 世事輪迴,董其昌晚年又與項元汴之孫項聖謨成了忘年好友。 董其昌年長項聖謨42歲,將其一生的處世經驗,用楹聯的方式傳授給項聖謨。 聯語雖然出自《增廣賢文·家篇》“群居守口,獨坐防心”(僅差一“閉”字),但與《千字文》“易輶(yóu)攸畏,屬耳垣牆”的意思完全是一樣的,都是在提醒人說話時,最怕旁若無人,毫無禁忌,要留心隔著牆壁有人在貼耳偷聽,即便是自己獨處時也不要有無益的妄想,這反映了董其昌的處世哲學,也是他逃禪的寶貴經驗。
董其昌《臨懷素草書〈千字文〉》手捲是一件流傳有緒的作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翁同龢兄長翁玉甫在湘中任職時得到此卷,後送給了翁同龢,翁同龢珍藏26年,同治四年(1865年)作跋:“董公此書,正如天女散花,神龍戲海。最後題字,又謹嚴超秀,奇蹟!先兄玉甫於湘中得之,特以畀予,藏筪中廿有六年矣。冬夜展觀,不勝感慨。乙丑十月廿八日,翁同龢記。”鈐“虞山翁同龢印”(白文)、“紫芝白龜之室”(白文)。
此手捲民國時期被傅築夫收藏。 傅築夫(1902~1985年),河北永寧人。 1921年考入輔仁大學,曾留學英國倫敦大學。 曾在魯迅指導下研究神話傳說,並在河北、安徽、中央、南開、人民等大學任教。 精鑑賞,喜收藏。 尤喜中國古代書畫收藏,鈐“築夫鑑賞”“傅氏雙桂軒珍藏”二印。
“文革”時期,歸康生。 康生(1898~1975年),山東膠縣人。 曾經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 精於文物收藏與鑑賞,擅長書畫。 鈐“求是齋珍藏印”。
改革開放以後,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日漸興盛,此卷被李秋林收藏。 李秋林(1954年生),浙江紹興人,寓居北京。 精鑑賞,喜古代書畫收藏。 與書畫鑑賞家徐邦達、啟功、劉九庵、章津才、秦公等諸先生過從甚密,曾攜此卷向以上諸先生請教,得到諸先生肯定。 鈐印“秋林收藏”(陽文)、“豐碩堂鑑藏”(陽文)。
京博藝術博物館在甌江草堂主人易蘇昊先生的幫助下,以巨資購得董其昌《臨懷素草書〈千字文〉》手捲,又誠邀四位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書畫鑑定委員,即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蕭燕翼、許忠陵,北京市文物鑑定研究所副研究員章津才,天津市文物局研究員劉光啟先生進行鑑定,四位國家鑑定委員一致鑑定為董其昌作品真跡珍品。 責編 瀟然
來源:《收藏》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