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至下）顧繡繡印的“韓氏女紅”款、“露香園”款、“虎頭”兩款 
（自上至下）顧繡繡印的“韓氏女紅”款、“露香園”款、“虎頭”兩款 
（自上至下）顧繡繡印的“韓氏女紅”款、“露香園”款、“虎頭”兩款 
(自上至下)顧繡繡印的“韓氏女紅”款、“露香園”款、“虎頭”兩款 顧繡是明代晚期發軔於上海而又享譽全國的藝術性畫繡，她有獨特的藝術風格。 其中，作品上有特定的繡印是辨識顧繡作品的重要依據之一。 本文試就顧繡中出現得最多的“虎頭”、“露香園”、“皇明顧繡”、“韓氏女紅”等繡印作一番探討，以從一個側面剖析顧繡的歷史原貌。
一、“虎頭”印
“虎頭”，是顧繡的家族印。 雖然顧繡家族中沒有人以“虎頭”為字、為號的，但資料表明：“虎頭”是東晉畫家顧愷之的小字。 古人有攀附顯貴的習俗，顧愷之之後，凡能書善畫的顧姓人士，都會比附於他。 如，明代陳繼儒看了顧仲修所畫《十六應真像》後非常欣賞，曾發出過“於收藏鑑賞外，復能手摹，不爽毫髮，顧氏虎頭真有種也”的讚嘆。 明代畫家顧園，字仲園，號雲屋，崑山人，趙謙《雲屋先生顧公墓誌銘》中，在對他的畫作評價時有“識者以為不減虎頭筆法”的讚詞。 顧繡既然是顧氏家族繡，且是畫繡，其家中成員又有多人與書畫家關係密切，並直接參與其間，用“虎頭”來作其繡品的標誌，就不足為怪了。
雖然此繡印用得很多，但作品上單獨有“虎頭”繡印的形式卻只有兩種，方形陽文印與圓形陽文印。
後期顧繡作品也繡“虎頭”印，其繡章大小、字體都不同，有白文方印，有朱文方印、朱文圓印等，說明這些顧繡出自不同畫匠、繡家之手。 這時，“虎頭”繡印常與“露香園”、“青碧齋”等繡印同時出現在一幅作品中，有些可能與顧家有關，有些則是民間為糊口而仿，不同的字體和組合代表了不同的繡家或繡莊。 值得注意的是：南通博物苑收藏的《顧繡董其昌行書晝錦堂記屏》，作於清代康熙六年，所繡印章已經是“虎頭後裔”，那麼，那些沒有標註年號的其他繡品，其年代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露香園”印
此繡印是顧繡中用得最多的一種，但單獨使用此印的作品，卻比“虎頭”印還少。 僅見四例：
(一)朱文橢圓印
例一：上海博物館藏《顧繡鍾馗像》
例二：南京博物院藏《顧繡花卉翎毛走獸冊·牡丹》
例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顧繡五十三參圖冊》末開
(二)朱文圓印
單獨有此印的僅見於南京博物院藏《顧繡遊赤壁圖》，字體不規整，繡跡潦草，不能與前兩例同日而語。
露香園是顧繡的發祥地之一，顧繡也稱作“露香園繡” ，但“露香園”繡印是何時何人所用，卻要作一番探討。 雖然種種跡象表明，顧繡的早期作品是在萬曆年間開始傳播並聲名遠揚的，但無證據表明那時的繡品是以“露香園”名義傳布出去的。
《上海縣志》 中有一條關於顧名世曾孫女的記載：“顧氏，廩生張來妻，名世曾孫女也。年二十四夫亡，欲殉歿，母勸阻，謂子方一歲。(顧)氏就義撫孤，針指營食，號露 香園顧繡。崇禎末年有賊匿，孤(應為：顧)氏泣，惟此夫脈，脫珥贖之。教子燧，文藝精絕。子報以孝。完節四十六年。”
這條史料說明顧名世的曾孫女顧氏為生活所迫，在崇禎年間用刺繡來養家，打出的旗號是“露香園顧繡”，很有可能“露香園”繡印就是從她開始。 她從24歲開始刺繡到“完節”去世以前，應該也有20餘年時間從事刺繡活動，即明代末年至清初的順治或康熙年間。
三、“皇明顧繡”印
此繡印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顧繡十六應真圖冊》及南京博物院的《顧繡達摩坐像》。 兩套羅漢冊上的繡印字體完全一致；達摩像的個別字體雖略有差別，但排列次序和風格仍然相同。
“皇明”，應該是臣民對本朝的尊稱。 明代典籍有的以“皇明……”作書名，有的提到本朝即用“皇明”。 如：《皇明典禮志》 、《皇明通紀》 等。
清人寫書就將本朝稱作“皇清”，而將前朝稱作“明”。
“皇明顧繡”是明代顧繡的一種標誌，有此繡印的作品多為佛像，且繡工精緻。 至於有人認為“皇明顧繡”款的《十六應真圖冊》保存下來的不止一套，可能是顧繡進入商品化以後的產物，屬於清代之物，筆者不能苟同。 第一，入清以後，其臣民不可能再以“皇明”做標識，清朝嚴厲的“文字獄”，將引來殺身之禍。 第二，就《十六應真圖冊》本身而言，繡製得極其工細、精到，不可能是大批量生產的物品。
四、以“韓氏女紅”為主的個人繡印
傳說中的顧繡創始人是“繆氏”，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顧繡竹石人物花鳥合冊》的《枯木竹石》上，正好有“繆氏瑞雲”的繡印，如果這正是“繆氏”之繡印，那麼，顧繡開始除了以家族的名義(“虎頭”款)傳布以外，是以個人的名義傳布的。 顧繡最著名的藝術家韓希孟也是以“韓氏女紅”等個人繡印而行世。
有證據表明，韓希孟並沒有在露香園居住過。
韓希孟的丈夫顧壽潛的父親顧鬥英，是顧名世的第二個兒子。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一直遵循的是長子繼承父業的傳統，顧家也不例外。 在 顧鬥英的《小庵羅集》中有《送伯兄移居露香園》的詩：“一目移家入翠微，雲中雞犬是還非，書藏小閣憑嘗鑊，花壓唯楹鄴狎雨，檻水疑從千澗落，林煙欲夾亂蜂 飛，傍人倘問幽居意，最是深山好下帷。”這就表明，顧名世晚年，只讓其大兒子顧箕英(號：匯海)搬進了露香園，而其他人還是留在了園外。
上海博物館藏韓希孟繡《花卉蟲魚冊》的《藻蝦》上有落款：“辛巳桂月繡於小滄洲韓氏希孟”。 “小滄洲”確有其所。 《上海縣志》 “露香園”條：“道州守顧名儒築萬竹山居，於城北隅。弟尚寶司丞顧名世復辟東曠地，穿池得石有'露香池'字，為趙文敏跡，遂名。盤紆澶曼，擅一邑之 勝。今廢，惟文敏石跡，尚寶五世孫顧昌平移置小滄州尚在焉。”這就是韓希孟的繡品不可能以“露香園”命名的理由。
在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韓希孟繡《花鳥冊》中，《水墨梅花圖》繡“武陵”圓印、“繡史”方印，《罌粟圖》繡“繡史”方印。 “武陵”是顧氏的地望之一，在湖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韓希孟繡《宋元名跡方冊》，韓希孟丈夫顧壽潛題跋後面的一方章，即為“武陵季子”。 “繡史”應該是那個時代的婦女由於對自己的繡品有足夠的自信而作的自我標榜，如“女史”是古代對知識婦女的尊稱一樣。 所以，從理論上講顧氏女眷只要有足夠的自信都可以隨自己的丈夫而自稱是“武陵繡史”，但從實際情況分析，無論是自信程度，還是其丈夫已經有自稱在先，此繡印屬於韓希孟的可能性最大。
另外還有一枚“顧氏女紅”朱文方繡印，與“片雲齋”白文圓繡印一起出現在南京博物院收藏的《顧繡花卉翎毛走獸冊》的末開《靈芝》上，(此冊首開《牡丹》有“露香園”橢圓朱文印)，應該是摹繡韓希孟的後學者，對這位大師的一種效仿。
五、組合印
(一)“虎頭”與“青碧齋”
“虎頭”的含義前面已有說明。 “青碧齋”則很少見於記載，連朱察卿寫得很詳細的《露香園記》中都沒有提到，只在顧鬥英《小庵羅集》一首詩的題目中見到過一個相似的名稱：《元旦飲伯兄青 壁齋》：“生遇清時豈避秦，武陵煙樹自成鄰。窗中雨浣嵇林潤，池上春回謝草新。握閃五珠來夜色，庭芳片玉點寒鱗。年華自籠須如戟，猶作屠蘇第一人。”這裡 的“青壁齋”很可能就是繡印上的“青碧齋”，究竟誰對誰錯，單憑這一條記載無從考證；而“青壁(碧)齋”到底是在露香園內，還是在它外面，也有兩種可能。 但 是根據顧鬥英《小庵羅集》《送伯兄移居露香園》一詩，此時他的兄長顧箕英可能已移居露香園，而詩中又出現了“武陵”兩字，這是顧氏的地望，且詩中描繪的情 景與露香園也頗為相似：煙雨迷濛，草木豐盛，竹林掩映，池水盈盈，因此，“青壁(碧)齋”很可能就是露香園中顧箕英的會客場所。
此 外，組合音還有“露香園”與“虎頭”；“孝晉山房”朱文橢圓印、“青碧齋”朱文圓印與“虎頭”白文方印；“針仙”朱文圓印與“虎頭”白文方印；“露香園 繡”朱文圓印與“虎頭後裔”白文方印；“露香園”朱文圓印與“青碧齋”朱文方印；“靜觀”朱文橢圓印、“露香園”朱文圓印與“青碧齋”朱文方印；“青碧 齋”朱文橢圓印、“露香園”朱文圓印與“永順圖書”朱文方印；“露香園”朱文圓印與“永順顧記”朱文方印；“針仙”與“露香園”朱文方印；“靜觀”朱文橢 圓印、“露香園”與“申江居士”朱文方印。
顧繡繡印是辨識顧繡的標準，但不是唯一的。 因為繡印可以仿製，也可以後加。 筆者曾經看到過一款“皇明顧繡”，繡在花卉的冊頁上，雖然也是方印，但繡跡潦草，繡線疏鬆，而且排列次序也不對。 觀該冊顧繡風格，應該屬於清代晚期的繡品，那麼這個“皇明顧繡”就或是偽款，或是仿製品。 另外，也見過“韓氏女紅”繡得不那麼周到的款，或字體有別，或顏色有異，至於要說款也有不同的繡法和針法，那隻有仔細研究過真蹟者，才會得到的真知。
事物總是有兩個方面，就像有款的不一定是顧繡一樣，有些沒款的卻是顧繡。 如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花鳥人物冊》和《花鳥冊》，上面都沒有顧繡繡印，但歷來都把它們歸於顧繡。 是前人搞錯了嗎？ 否也。 這兩套冊頁從題材到針法都是與韓希孟一派的顧繡風格極其相似的，更何況《花鳥人物冊》上有劉正宗於清順治庚寅(1650年)為膠侯先生作的題跋。 這一年距韓希孟在《花卉蟲魚冊·藻蝦》上的落款“辛巳桂月”(明崇禎十四年，即1641年)才相差9年時間，試想：這段時間除了顧繡，還有哪個繡種也繡同樣題材同樣風格的作品呢？ 至於為什麼是顧繡而不落款，可能有更複雜的原因，就如同顧繡在明末清初繁盛了幾十年時間突然沉寂一樣。 ■
(本文發表有刪節，全文刊載於上海博物館《顧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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