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松款雕竹松鼠盒 
金花銀銀錠 
梵文簪 蘇州博物館[微博]正在舉辦的《回望大明――走近萬曆朝》，共借展首都博物館[微博]館藏的金銀器、玉器、瓷器和文房用品等108件(組)，其中那些與蘇州有關的文物，以一個個歷史的斷面，讓我們得以窺見明代蘇州的社會生態和生活細節。
元寶裡的“經濟特區”
展廳入口處，有一批銀錠和元寶，因為時代久遠而顏色灰暗，有些地方還因氧化腐蝕而殘缺，其中三個大元寶出自萬曆皇帝外祖父李偉的夫妻合葬墓，每個重約1.8公斤，銀錠上的文字表明，這是蘇州府吳江縣解送的金花銀。
在萬曆時期，金花銀是皇室的財產，專指各地賦稅折成銀兩後，不入國庫而進入皇帝內府的那部分。 賦稅不交實物而折成銀兩交納是中國賦稅制度的重大改革，而這一改革正是在宣德年間，由巡撫週忱和知府況鍾在蘇州率先推行的。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在某種程度上亦可被視作“蘇州經驗”的深化和推廣。
據蘇博研究明清史的李喆博士介紹，在賦稅改革之前，蘇州以全國3%的人口承擔了11%的米糧賦稅，每年擔負稅糧多達270萬石。 據統計，蘇州一府7縣的稅額超過了浙江66縣。 更為麻煩的是，當時徵收賦稅主要是實物，農民交納的糧食需要自己運輸到北京和南京等地，遠的往返一次需要半年以上，嚴重影響生產，因此農民大量逃亡，土地嚴重拋荒，社會矛盾激化，民眾生活窘迫，城東一度殘破得“荒落不可居”。 到況鍾上任時，蘇州已拖欠稅糧760萬石。 週忱和況鍾除了奏報朝廷，每年為蘇州減免賦稅70萬石，還推行了不交實物，而以“金花銀”或絹、布交稅的改革，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擔。 那麼，該交納的糧食又如何運輸呢？ 況鍾想了一個辦法，當時江南各地駐軍均到淮安領軍糧，去時空船而去，況鍾便僱傭軍船，將蘇州的糧食轉運到淮陰，使蘇州人免去運輸之苦。
根據史料，週、況改革時4石米折一兩銀子，而到了200年後的萬曆二十年，1石米要賣1.4兩銀子。 換算下來，展覽的元寶在改革初期值192石米，而到萬曆二十年還買不到35石米，貶值了5倍多。 為什麼銀價下跌如此厲害？ 主要原因是貿易順差使得國外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 隆慶、萬曆年間，世界白銀生產達到高潮，西方殖民者攜帶美洲的白銀購買中國的茶、絲和瓷，使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市場。 據統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流入中國的白銀約為1.9億兩至2.7億兩之間，這為明代商品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使中國社會迅速地富庶起來。
巧匠見證姑蘇繁華
松樹虯枝老幹，松針繁藏，三隻松鼠上躥下跳，神態活潑，充滿生機，這是明代朱小松款竹雕盒上的生動畫面。
朱小松是蘇州府嘉定縣(今上海松江)人，和父親朱松鄰、兒子朱三松並稱嘉定派竹雕的“朱氏三松”。 朱小松嗜酒，往往喝醉了才動刀雕刻，而且從不改變作品的風格迎合市場，一件作品要一兩年才能完成，非常難得。 晚年中風後，有朋友勸他戒酒，他灑脫地說，“去本無妨留亦得，何人不是遠行人”，這份瀟灑豁達很有名士派頭。
明代蘇州手藝人的的素養普遍較高，這與蘇州經濟發達、人文薈萃有關，文人那種悠遊自適、講究韻致生活的風尚，提升了工藝美術的品位，文人和匠人的結合，成就了“蘇作”的盛名。 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寫道：“良工匯集京師，工巧還推蘇郡”，可見蘇州工藝的地位。 而明代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列舉了一批蘇州工藝名家：“ 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範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 直到今天，蘇州的工藝美術仍然領先全國。
名家作品價值不菲。 據記載蘇州折扇製作名家沈少樓、柳玉台的扇子一柄能賣到三四兩銀子，若非經濟繁榮，很難集聚如此多的名家大師。 “蘇作”的藝術品位，實則受士人的引領和市場的支撐，在能工巧匠的身後是一個富庶的蘇州。 文 學家袁宏道曾於萬曆年間在吳縣做縣令，他給我們留下了生動的社會生態：“歌樓少醉十日，舞女一破千錢”說的是縱情聲色；“百千一注不洗手，贏來賭取少娃 眠”說的是豪賭縱慾；“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說的是蘇州人節慶遊玩的盛況；“茶烹無色水，香煉不燃煙”等大 量詩句記載了他和文人雅士們品茗對弈，吟詩作畫，契闊談宴的雅緻生活；“海錯之珍異，百巧之川湊”，說的正是奇珍異寶、能工巧匠雲集的繁華景象。
蘇州的消費主義盛行，只是全國社會風氣的一個縮影。 全社會的價值取向都從勤儉、質樸轉向享樂、浮華，一方面傳統道德規範在瓦解，另一方面人性也得到解放，思想與文化極度活躍。 這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密不可分，萬曆皇帝長達30年不上朝，帶來了政治腐敗、王朝沒落的惡果，因此史家認為明名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但這也意味著對社會控制力的減弱，形成了寬鬆的社會環境，社會生活既有拜金、縱慾的世俗化傾向，也透露出追求個性、開朗新鮮的時代氣息。
文玩折射士人雅趣
明代蘇州人文鼎盛，展覽特意將文人雅趣作為一個重要板塊。 展品中，有一塊長方形的青石抄手硯，材質並不名貴，式樣質樸無華，卻因名家的典藏和題刻被賦予了文化的內涵。
硯身右側刻有“毛氏汲古閣藏”六字，蘇博的古文獻專家李軍告訴記者，這表明它曾是明代蘇州虞山(今常熟)藏書家毛晉的案頭清玩。 毛晉藏書8.4萬冊，曾貼出告示，以每頁200錢的價格求購宋版書。 他還是歷代貢獻最大的私人刻書家，一生校刻《十三經》、《十七史》等600餘種古籍，宋版《說文解字》正是因其翻刻才重見天日，為清代樸學興盛奠定了基礎。 這方硯台，想必曾在毛晉手邊，陪伴著他青燈古卷校勘歷代文字。 到了清代，此硯被滿族書法家、詩人鐵保收藏，清代書法家、金石學家翁方綱在硯蓋題寫了“唐官研”，增添了一段收藏佳話。
宋元以降，蘇州是中國文化中心之一。 對文人來說，書房不僅是讀書之處，也是怡情養性之所，陳設器物或追摹古人，或追求精緻雅麗，不落俗套。 展覽中的書房用品還有雕漆狼毫筆、山水竹刻筆筒、鏤空桃樹銅筆架、仲尼式古琴、雙獸鈕壽山印章、犀角花杯等文物，樣樣工巧，巧奪天工。 當時文人以收藏古物、字畫為時尚，接待客人時常拿出收藏，相與鑑賞。 流風所至，賞古圖成為明代繪畫的一種題材，文人們在園林中架起屏風，排開几案，羅列青銅器、古籍字畫，共同欣賞評點，身旁有侍女奉茶，遠處有童子煮水拭秤，風雅閒適，其樂融融。
在蘇州博物館的館藏中，文房雅玩是強項。 據統計，明代的文玩共有古琴、古硯、古鐘鼎彝器、怪石、硯屏、筆格、水滴、古字畫、花插以及香茶紙墨等共45種之多，文人對其追捧，更多是在訴求一種精緻的生活方式，一種古雅的生活態度，一種閒隱的生活追求。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箋》中言：“文房器具，非玩物也。古人云：筆硯精良，人生一樂。”可以想像，那是怎樣的一種燕閒清賞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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