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英）柯律格著劉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 “中國藝術”一詞產生的時間並不長，是歐美國家為了區分與所謂“純粹”藝術而新設的一個詞，並且，在西方界定的亞非拉原生文明、文化藝術概念體系中，地位原本並不高。 許多以包容性著稱的西方博覽館、美術館，甚至根本就沒有來自中國的藝術品，或者僅僅象徵性的收錄幾件。 一直等到歐美世界掀起了“印度文化熱”，以及與中國文化藝術關聯緊密的日本在國際經濟、文化中開始發揮影響力，中國藝術的熱度才緩緩升高。
而對國人而言，儘管並不陌生本國文化歷史，以及紡織品、書法、繪畫、雕塑、陶器、其他本土藝術品，但很少人將這些與藝術概念建立連接。 作為概念以及概念體系，“中國藝術”、“本土藝術”、“本民族藝術”讓很多人覺得陌生。 當然，也可以說，因為“中國藝術”本來是歐美構建出來的一個概念、一個範疇，經歷了抽象化，中國人反過來感覺到隔膜，也實屬正常。
上海人民出版社[微博]引進出版的“牛津藝術史”叢書，是西方當代最權威的藝術史叢書，均由英語世界頂尖學者撰著。 《中國藝術》是這套叢書中的一本，作者柯律格(Craig Clunas)是英國牛津大學藝術史系講座講授，曾因在中國文化和藝術史研究領域中的成就和貢獻，被提名為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著有多部中國文化和藝術史作品。 全書共五章，前四章分別將中國古代歷史和近代歷史階段的藝術按照創造者、文化風格，分為墓室藝術、宮廷藝術、寺觀藝術、文人生活中的藝術；第五章則著眼於中國古代以來藝術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可以說，這本書以獨特的分類(切入視角)，引導讀者去相對全面客觀地看待中國藝術的發展沿革，有助於人們理解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先人如何、為何、怎樣將智慧轉化為藝術，依託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藝術品表達對宇宙、生命、政治、權力、生死、社會、生活、情感等主題的理解。 柯律格的《中國藝術》一書不僅可成為藝術品研究、收藏、交易等行業人員的參考讀物，也完全有必要作為公民完成全面而非單單偏向西方藝術的藝術教育的入門讀本。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收錄了120件中國藝術珍品的照片，柯律格的研究與論述基本上是圍繞對這些珍品的解讀而展開的。
而今被發掘出土的中國古代墓藏當中，葬品多代表不同時代生產和生活方式及文化生活風格，與公元前1000年以來未曾中斷的文本記錄形成了相互映照。 今天的人們還通過對這些葬品的研究，更加準確地探測到中國文明的進程，比如，商代青銅器的出土，才令人信服地證實了中國早在公元前1500~前1300年，就發展出成熟的模製青銅製造工藝。 而在河南安陽出土的非青銅和玉石等其他材質的器物，則向今天的我們傳達當時視覺文化、政治和社會信仰發育的水平。
1970年代，秦始皇部分墓室的發現，震驚世界。 柯律格在《中國藝術》書中將兵馬俑評價為秦朝“集權統治與藝術的雙重勝利”。 而後不同年代的墓藏，不僅反映對應的歷史時期政治、社會、經濟的演進，而且還悄然投射出繪畫風格等藝術風格的嚴格。 需要補充指出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猖獗的盜墓現象，中國特別是中原大地人口分佈漸廣、總量增多，遏制了帝王權貴厚葬的年頭——越是厚葬，越可能招來貪婪的盜賊，致使墓主在死後遭到羞辱，這也使得那個時代之後，墓室藝術不再成為反映中國藝術風格、成果的主流。
宮廷藝術和寺觀藝術很快取而代之。 唐王朝的宮廷，是眾所周知的藝術生產中心，虛榮的唐代君王多為文化藝術愛好者，還是民間文化藝術的重要贊助者。 到了北宋，宮廷更成為開風氣之先的源頭，向中國社會乃至朝鮮、日本及其他地區輸出了“表現岩石、樹木以及其他自然物的筆法、構圖”。 柯律格對懶政君王宋徽宗痴迷於書畫的行為作了一番獨特的闡釋，認為這是因為北宋一直處於北方異族政權的高壓下的戰略劣勢，“運用圖像意義(有助於)支持皇權的合法性”。 接下來，“靖康恥”影響了南宋宮廷藝術的生產，而元代、明代雖然沒有皇帝親自建立的正式畫院機構，但仍有多位皇帝愛好藝術，充當畫家贊助者。 到了清代，內務府管轄下形成了擁有從事各類職業的藝術家龐大機構，產出了大量的宮廷藝術風格的藝術品，而這些正是而今中外藝術品交易市場的主要流通物。
寺觀藝術是隨著佛教傳入中國而隨後興起的。 有 別於墓室藝術、宮廷藝術，寺觀藝術在不同歷史時期、朝代往往會迎來同樣的發展至鼎盛、然後盛極而衰的命運——因為敬佛禮佛的君王，而在全國范圍內獲得超常 規的發展；也正因為此，造成大量土地和人口在寺院集中，影響朝廷和社會利益，隨後就會出現滅佛運動，以運動式摧毀的方式清除國家權力可以到達的每一個觸 角，大量美輪美奐的寺觀藝術品遭到毀滅。 這種周而復始的畸形繁榮與毀滅進程，一直持續到佛教、寺觀藝術徹底融入中國本土文化，寺觀主持得以以繪畫、書法和文化才華與文人領袖交往，寺觀藝術與各地民俗也發生了“化學作用”，才得以留下今天的人們得以欣賞的諸多傑作。
前三類藝術，都體現著集體創作的色彩，儘管不能缺失畫師、書法家的指引，但雕刻等工藝門類的匠師顯然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 因此，談論中國藝術的“文人生活中的藝術”，必須要從文人可以獨立完成的藝術起始。 首先是書法，王羲之被歷代尊為最傑出的書法家，而後的唐宋都出現了大師級的書法家，這些大師留下的書法傑作構成了一套既可以說是“模糊的”，也能經梳理明晰的標準，從而使得書法藝術一代代傳了下去。
柯律格在書中提到，北宋時期，文人進一步有意將自身與工匠進行切割，書法、繪畫成為了娛樂活動，是文人需要掌握、但只能用來“言志”、“載道”的技能(或者工具)。 如果一個文人以書法或繪畫技術聞名，他不但不會覺得榮耀，相反會倍感買櫝還珠般的恥辱。 而後形成了職業畫家，但這些人仍然強調前述的“工具論”，避免被人們貶低為只擁有高超畫技的匠師。
藝術市場的出現，一步步消除了人們的顧慮。 中國藝術市場是在宋元時期形成的，依托印刷、陶瓷等多類技術的改良，也與商品經濟的漸趨繁榮密不可分。 《中國藝術》書中提到，12~13世紀，中國陶瓷業的發展展現了商品化的影響，流行在定制的陶瓷品上裝飾圖案甚至是小說插圖。 到了明代中期，各種各樣的藝術品都通過藝術市場成為了商品，畫家也不再抗拒按照“顧客”需求定制創作作品；印刷品、紡織品和手工藝品市場也漸趨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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