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的揚州金屬工藝(圖)

 揚州晚報 

揚州青銅鏡 揚州青銅器

漢代，廣陵國易名江都，金屬工藝傳承依舊，我們可以通過2012年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出土的席鎮(壓席之物)一窺漢代揚州金屬工藝之精美。 漢代人是席地而坐，席作為坐具，在人們起身和落座時，常會移動，席又容易卷角，因此，席鎮的功用，就是在四角將席壓住，使其服帖，席鎮通常四件一組成套使用。 大雲山漢墓共出土錯金銀嵌寶石虎噬熊銅鎮一組、錯金銀說唱俑銅鎮一組、錯金銀虎鎮一組(殘存3件)、錯金銀虎銅鎮一組(僅存1件)。 四組銅鎮工藝精湛，均以錯金銀為主體裝飾工藝，十分罕見。 尤其是錯金銀嵌寶石虎噬熊銅鎮，每件銅鎮器身均嵌有約50顆色彩各異的寶石，包括瑪瑙、玉石、綠松石等不同材質的寶石，極其奢華，精美絕倫，世間罕見。
銅鏡在漢代得到繼續發展。 漢朝時，雖漆器、鐵器盛行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但銅鏡，由於在當時還沒有其他更好的質料代替，所以有了繼續發展的條件，漢代青銅鏡一般是官鑄，揚州是官辦鑄造銅鏡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漢初，高祖劉邦封其侄劉濞為吳王，建都廣陵。 吳王憑藉境內銅礦之豐，師商周戰國青銅工藝之長，在漢的“官工業”(指冶煉和鹽業)政策倡導下，廣收天下能工巧匠參與青銅製作。 史載，揚州城西北72里處有大銅山，儀征縣西北20里為小銅山，皆為吳王鑄銅之地。 其時，天下銅錢一半出自廣陵，青銅器也是品種繁多、質精藝良。 至今揚州各地的館藏、民間私藏數量都頗有規模。
漢武帝時，銅鏡製作廢棄春秋、戰國時代彝器格式的影響，提倡現實生活中新穎、活潑、富有升騰氣勢的紋飾，集自然草葉紋和祝福吉語為一體的銅鏡應運而生。 此時銅鏡背紋飾表現主題內容大都以自然、天象和祈願為主。 自然指紋飾中的對稱草葉、花朵等；天象以圓鏡喻天、方鈕座喻地、銘乳釘表支撐天地的柱子、鏡鈕表天地中心，取“天圓地方，點在中央”之意；祈願指吉祥祝愿語。
1999年，在儀征胥浦先進村出土的“西漢西王母禽獸博局鏡”堪稱西漢揚州銅鏡的經典之作。 此鏡，直徑11.2cm、圓形、圓鈕、柿蒂紋鈕座、座外方格。 主紋以柿蒂方格紋、四個圓圈和博局紋分隔成四組圖案，每組圖案各飾兩個紋樣，計八個。 其主紋為西王母。 西王母衣領交叉，席地端坐，一隻玉兔面向西王母舉杵搗藥。 另外三組圖案飾以飛禽、瑞獸，或一羽人作持物狀。 主紋空間補以雲氣紋或地草紋。 紋樣刻畫生動自然、工藝尤其精湛。 與一般漢鏡八、十六連弧紋的紋樣不同的是，揚州西漢鏡最重要的特徵是十二連弧紋。 1992年國家文物局出版社發行的《中國銅鏡圖典》中對十二連弧紋銅鏡的註明為“十二連弧紋銅鏡以往均在江蘇揚州出土”。
西漢末年，王莽篡權自立新朝，在鑄鏡工藝與風格上，王莽新朝基本是繼承漢制。 1986年，在揚州市西郊蜀岡大隊五號墓出土的“新莽西王母禽獸博局鏡”，可見其對漢鏡製作技藝的承繼。 此鏡，圓形、圓鈕、柿蒂紋鈕座。 座外在兩個方格之間夾飾卷雲紋和幾何紋。 主紋以四乳、柿蒂紋鈕座分隔成四個區，每區各飾兩個紋樣，又以博局紋分隔成八個各不相同的紋飾圖案。 鏡外緣凹面內飾雙線鋸齒加連珠紋帶一周。 主紋是衣領交叉、雙手相拱、席地端坐的西王母，右側一羽人面向西王母而跪。 二區為一羽人作行走狀，轉頸而視一側起飛的鳳。 三區為一虎站立窺視驚跑的一隻羊。 四區為一隻瑞獸和一隻笨熊相視吼叫。 主紋空隙處補以雲氣紋或地草紋。 王莽時期的銅鏡紋飾表現手法仍是以陽線勾勒輪廓為主，但更加細膩工整。 構圖格局仍以乳珠間隔中繪製翔鳥走獸、花蕾等自然紋飾，最常見的手法是減地平雕、雄渾造型與古樸稚拙手法糅合，有明顯的複古傾向。
東漢時的銅鏡鏡緣放大，鏡鈕大於西漢銅鏡，銅鏡工藝紋飾更加流暢傳神。 淺浮雕向高浮雕發展，疏朗明快的佈局給人以豁然舒展之感。 傳世兩千多年的兩漢黑漆古或皮蛋古青銅鏡包漿透出的是幽幽青光，使觀者在賞心悅目的同時，不由對古代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藝表示由衷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