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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背左上角月 
元寶寄郭大字 “開元通寶”錢，始鑄於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它的誕生在中國乃至東方貨幣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首先，它廢除了沿用了千餘年的錢幣計重製，開創了通寶錢體系；其次，創立了新的衡重標准單位——“錢”；“開元通寶”的錢文佈局與形制重量，為唐及以後的鑄幣標準化和製度化奠定了基礎。
在唐代290餘年的歷史中，“開元通寶”始終是最主要和基本的流通貨幣。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鑄的“乾封泉寶”錢， 行用不足一年就作廢了。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及次年鑄“乾元重寶”當十錢和重輪當五十錢，是安史之亂形勢下戰時貨幣經濟的產物。 而大歷、建中年間(公元766-783年)出現的“大曆元寶”和“建中通寶”錢幣，從出土區域及形制上分析，應該是區域性貨幣。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桂陽監鑄的“咸通玄寶”錢，則是限於一時一地的試鑄性錢幣，發現的數量遠遠不能和“開元通寶”錢相比。
開元錢在唐代鑄期近三百年，唐以後及周邊鄰國亦有仿鑄。 鑄期長、鑄量大。 “開元通寶”在材質、文字、形制上又有不少較大和細小的變化，加之月紋、星紋和雲紋位置與形狀變化，從版別的意義上使其極為複雜。 故它的斷代和分類，一直是久議未決的問題。
短一元元傍星 我認為唐“開元通寶”錢在斷代與版別分類上，應以年代沿革為經線，文字變化為緯線來劃分其鑄時與版別。 而年代沿革則以紀年唐墓出土的開元錢種類為主，錢幣形制與特徵為輔來區分；文字變化則以文字的主要變化分為一大類，次要變化則列在各大類下分成不同的小類。 在分類上宜粗不宜細，重視字形的大變化和忽略細小變異，使唐“開元通寶”錢的分類有個大致的清晰的主線。
唐武德四年最初鑄的“開元通寶”的錢文與文字，史書明載是初唐四大書家之一的歐陽詢所製詞並書寫，書體含八分、篆、隸三體。 從諸多初唐、盛唐紀年墓出土的開元錢中，此版別佔有相當比例。 較為典型的為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的吳王妃楊氏紀年墓出土的“開元通寶”，文字主要特徵為：“元”字第一筆短，“通”字走之旁三斜撇不連，“寶”字“貝”部兩橫與兩豎亦不連，細緣，光背，按文字特徵在版別分類中稱其為：短一元。 文字特徵“短一元“類的錢幣其文字和類別特徵在其後的鑄行中有很多的變化，如元寶寄郭、接郭、直元、闊緣等類別。 自始鑄至唐末也一直在鑄行，我們從唐後期鑄的會昌開元里也能見到面文有短一元風格的錢幣。 武德初，唐國勢初定，但許多地區仍處在戰亂和割據中，如河南竇建德、河北劉黑闥、江南輔公石、陝北梁師都等。 因此，嚴格來講，此時的開元錢流通的區域面積不是很大的，我們從唐初的鑄錢監和鑄爐分佈上也可以看到當時的這個現實。 只有在唐太宗貞觀年間進兵嶺南、拓展西域與解決梁師都割據勢力後，隨著版圖的擴大，開元錢才在更大的區域內鑄行和流通。 但開元錢的文字與形制也有了一些變化。 如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韋幾紀年墓，出土的開元錢有形制為“短一元”闊緣的新版別。
大字左月古錢 在唐高宗和武則天統治期間，開元錢在文字和形制有了許多新變化，如大字、遒勁、小字等版別也應該在此時出現的。 所謂“大字”是錢文四字碩大，“元”字開足，“通”字頭略仰，“走”部三撇相連。 “遒勁”同“大字”元字第二筆方折，背四隅多見有角月。 “小字”則四字偏小，特徵是“元”字第三筆長，“通”頭圓彎大，狹“寶”，有“元”字分左、右、雙挑。 尤其是山西長治唐王惠紀年墓出土的“平頭通”開元錢，使“平頭通”版別的出現有了一個大致的年代上限，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左右。 “平頭通”的文字特徵為：文字較闊，“元”字第一橫長，第二筆左挑，亦有雙挑者；“通”字頭較短一元長並平寬，“通”走部三撇成點狀或相連；“寶”字“貝”部中兩橫與兩豎接；外緣稍闊；錢形稍大。 從文字特徵上可以看到它與“短一元”在文字上的延續與發展，顯得更規範與規整，而少了當初歐陽詢書寫文字的流動與活潑感。 其後出現“低頭通”開元錢文字與之類似，只是“通”頭更狹。 兩者錢背多見月紋。 但有些月紋則極罕見，如背四月、角月紋。 還發現有錢背鑄有云紋的開元錢。 “平頭通”和“低頭通”形式錢文的出現，開元錢至此似乎已完成了它在面文文字意義上的版別演變。 安史之亂以後，我們已經很難見到文字變化上可稱為版別的錢幣了。 頻改錢文可能與盜鑄盛行有關，惡錢在流通中起到了驅逐官鑄好錢的作用，並使物價不穩，朝廷收入減少。 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史書記載“開元通寶”不僅在鑄錢的錢監和數量上有了增加，在重量上也增加了近一成。 按中國貨幣的演變規律來講，鑄錢是由開始的大而重向小而輕演變，而開元錢在盛唐時一改早期錢制加重錢的重量，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盛唐時鑄行與流通的開元錢版別，從出土的紀年唐墓中分析，有“短一元”、“容弱”、“低頭通”和“平頭通”等。 另外，是開元錢背鑄月紋大量出現，此時的月紋與“容弱”、“大字”、“遒勁”、小字版的甲紋比較，不那麼平直細長而顯得短小彎曲。
“開元通寶”背鑄月紋的含義，已有幾個觀點。 如《唐會要》引鄭虔《會粹》書中言：歐陽詢進開元錢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痕。 《改齊漫錄》中則記有開元錢背甲痕為楊貴妃所掐。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書中則認為，甲痕是受到了波斯、大食和突厥的外來影響。 由於甲痕傳說不是正史所載，外來之說也沒有確鑿的證據，只是一種推測。
月紋的產生我認為應該與唐時的崇月風俗有關。 遠古時期的人們就盛行祭月、拜月之風。 《山海經》、《楚辭》中就有了月宮的神話，《禮記》中記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這就是原始的月亮崇拜，也是之後賞月風俗的源頭。 從唐代的詩賦中我們可以看到，詠月、賞月的詩賦連篇累牘、不勝枚舉。 八月十五中秋節也正是在唐代才在民間約定成俗的。 唐人稱中秋節為“端正月”，節日里的主要活動是賞月、拜月和觀月，繼而增添和發展到賞桂、觀潮、吃月餅等與月亮有關的內容，並影響到了鄰近如日本、朝鮮等周邊地區，平安時期的日本宮廷也每年舉行賞月儀式，到了盛唐時王室和民間崇月風俗達到了頂峰。 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唐玄宗每年八月十五中秋節都要賞月，並在長安太液池的西岸築有一座百尺高台，稱“賞月台”，為每年與貴妃一起賞月而用。 另外流傳有極富傳奇色彩的唐玄宗夜游月宮的傳說，《龍城錄》載：開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與申天師和道士鴻都中秋賞月，由天師行法，三人步上雲霄漫游月宮。 事後由玄宗回憶起月中仙娥的音樂與歌舞，創作了音樂與舞蹈史上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曲》。 皇室與民間的崇月風氣、中秋花好月圓的大唐氣象，是值得慶賀的佳節盛事。 這應該是盛唐崇月風俗在錢幣文化上得以反映的直接證據，也是玄宗年間大量產生“開元通寶”背鑄月紋的重要原因。
由於朝廷在盛唐期間多次下詔禁惡錢流通，並以官鑄好錢換惡錢，所以出土的錢幣大都形大足重，大致反映了安史之亂前流通中的錢幣質量情況。
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發動叛亂。 三年後，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因平叛之需開始鑄“乾元重寶”虛值大錢。 民多盜鑄，物價騰貴。 我認為，在這些年裡，“開元通寶”可能已經停鑄，至少不可能鑄足重的小平錢了。
中唐以後，“開元通寶”面文已經沒有太大的變化。 會昌開元中的幾種異書版似乎很有特點，如異書背“益”、與“宣”。 “會昌開元”還另發現一些異書但數量很少。 唐後所鑄開元錢，有些由於文字與唐鑄的錢幣相同而不易分辨，有些如閩開元則很易區分。 另有一些文字變化很大的開元錢，俗稱“周元手”、“唐國手”、助國手“等都應該是唐後鑄的。中唐後大部分錢幣可見的主要特徵是：鑄造不精，形制偏小，錢重減輕；錢背月紋則變化極大。月紋形態上不規整，有雙月、三月紋和星紋雲紋與月紋同鑄的情況出現。
月 紋的形制(比如仰月、俯月、肥月、細月等)和在錢背的位置(穿下斜月、角月、上下月、左右月等)在開始時可能是與鑄時鑄地有一定的關聯，因為在定制上有不 少規律可尋，如：穿下左向斜月在“小字”版，左右月文在“小字”版及中晚期開元中多見，俯月紋在盛唐開元中多見，背穿右的月紋的錢幣在各個時期都比較少 見。 有些月紋只是在某個時期某種錢文特徵的錢幣上出現，而在其他錢文的開元錢上不可能有類似月紋。 這 些特徵和規律多少給我們提供了一些信息，月紋在錢背的位置可能與鑄時或鑄地有關，但在中後期，從已發現的錢幣月紋變化上已經沒有規律可循了，可以見到的月 紋與其他如星紋和類雲紋同鑄在錢背上，分析是當時用早期的錢幣作母錢翻鑄錢幣而在錢背重做標記，故流通的錢幣面文不同而背紋變得豐富起來。 但在中期錢幣上，也仍有一些我們迄今不能解讀的符號與月紋同時出現。 月紋在錢幣上的位置變化，由於它們的載體都是月紋，因此，鑄時與鑄地並不能說明月紋的含義，最多代表了月紋在錢幣中的方位或月紋的形態變化。 這些變化從紀年唐墓出土錢中也可見一斑。
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禁佛教、廢佛寺、毀銅像等歸鹽鐵使鑄錢。 除年號“會昌”外，背文名有二十餘種，洛、益、京、荊、藍、越、襄、宣、洪、兗、潤、鄂、平、福、興、廣、桂、潭、丹、梓、樑等。 另有“永”字，原有爭議，今則有五代錢幣窖藏出土為證。 安史之亂後，由於四川、淮河以南受戰亂影響較小，經濟重心漸而南移。 會昌開元二十三個鑄錢州郡中，秦嶺淮河以南地域即佔了十七處。 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 盡黜會昌新政，新錢以字可辨，复鑄為像。 可以推測，“會昌開元”從存世與出土數量上來判斷決不是單單是在一年內鑄造的，自會昌五年始至唐亡的六十年時間裡，各地仍在繼續鑄造和使用背鑄州名的“會昌開元”。 “會昌開元”在其後的紀年墓葬與唐後的錢幣窖藏中也有不少的出土與發現。
從“會昌開元”錢背州郡字名鑄法上來分析，背字應該是由兩種方法鑄成的。 一種是在母錢壓印後，背字由加戳形成，稱“加戳錢”。 特徵是背字高或低於錢內外郭，或置在內外郭上，字間筆劃不甚清晰，字位升降仰俯無定規。 第二種稱“刻製錢”，其背字與面文同時製作，特徵是背字較前者大並有變化，背字與內外郭側視同樣高低，字與錢體結合自然一體。 後者的發現量較少。 而加戳在會昌錢上的應用，應該是受到了印章的啟發和影響，如宋錢活字法鑄錢的觀點得以成立的話，會昌錢背字加戳應該是這類鑄法的源頭。
唐代晚期鑄造與流通的開元錢，除部分還算工整外，大部分是用舊錢翻鑄的。 故錢文模糊不晰，質次形小，錢背的月紋也無章法可言。 這也是晚唐內有宦官專權和南衙北司之爭，外有藩鎮割據和農民起義之憂，中央政府無力控制局面在鑄錢上的一個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唐時，在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伊塞克湖、塔拉斯河及楚河地區，有昭武九姓與西突厥汗國。 七世紀中葉，昭武九姓諸國為唐的羈縻州，將其分府州兩級加以管理。 唐景龍三年(公元709年)起，唐朝多次冊封突騎施首領為可汗，突騎施在抵禦大食入侵，保衛唐西部邊疆中作出重要的貢獻。 由於這一地區漢魏時稱粟特，故又稱粟特地區。
七至八世紀，粟特地區在唐朝政治經濟文化的巨大影響下，大量鑄造與流通仿唐制青銅方孔圓錢。 錢面為“開元通寶”，錢背有族徽與粟特文的王名稱號或只鑄族徽，也有素背的。 鑄地在撒馬爾汗與布哈拉等地。 該地區發現的出土錢幣較大的地點有片治肯特城址(今塔吉克片治肯特城東南)，阿克別希姆城址(今吉爾吉斯托克馬克城西南)。 在斯米爾諾娃《粟特青銅幣總目》與李鐵生先生編著的《古中亞幣(前伊斯蘭王朝)》亦有披露與研究。 朝鮮與安南也鑄過“開元通寶”，可見開元錢對周邊地區的影響是深遠的。
對唐“開元通寶”錢的鑄造方法的探討，錢幣界對此也爭論激烈，但仍無定論。 有失蠟法、範鑄法、翻砂法等論點。 曾見有開元錢範拓圖，取自《古錢藪》，從範上的形制分析當為後期偽作。 日本奈良飛鳥池遺址出土的富本錢翻砂鑄造的砂型殘範的發現，為唐“開元通寶”的屬翻砂法鑄造的論點，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因為富本錢鑄時與開元錢相近，而當時日本的錢幣形制和鑄造方法，應該是以唐錢為標準的。 迄今我們沒有見到可以確認的“開元通寶”鑄範，而從開元錢幣上出現的錯位、重文等現象，也為翻砂鑄錢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但早期的開元錢似乎與中後期的鑄法又有不同，它應該是改範鑄進而用翻砂法鑄錢之間的一種過渡。 對翻砂母錢的認定，目前或許存在認知上的偏差，應該將不同年代與地區不同文字版別的錢幣區分開來，而那些銅質精良，內外郭經挫磨、錢徑大於同版別的錢幣，大概就是我們要找的母錢。
唐“開元通寶”需要解決的問題仍有不少，在版別分類與定名上，也有不少有待商榷之處。 據聞目前“開元通寶”的分類書籍正在編著中，希望能有更新的成果。 本文作為一個階段的研究心得，總結起來供讀者批評，以利提高對唐錢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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