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2日 星期日

中華新聞社報導-乾隆題畫詩對原畫的干預


乾隆是中國歷史上以風雅自居的皇帝之一,他愛收藏和鑑賞,尤喜在畫上題詩、鈐印,原紫禁城所藏歷代古畫,大部分都留下了乾隆的墨跡,學者每謂其破壞了畫作。乾隆的題畫詩,也許並不具備多麼高超的藝術水準,但卻是考察乾隆思想與情感的有效途徑。與一般題畫詩關注作畫者的精神不同,乾隆的題畫詩有很強的干預意識,他不關心作畫者的意圖,而熱衷於借題畫詩表達自己的思想與觀點。

  作為入主中原的統治者,乾隆和他的皇室成員需要“優雅”的漢文化,但是又不甘心受漢文化同化。在實體上佔有皇宮內大量古畫收藏的同時,乾隆把自己的意願加於這些畫上。這些畫原本蘊含的士人精神,讓位於皇帝一己之好,甚至這些畫也成為宣揚皇帝旨意的載體。據筆者所見,乾隆讀畫時,其思想、觀點與原畫形成巨大反差的,莫過於山水畫。而乾隆對文人山水畫“隱逸”主題的改易,集中體現在文徵明山水畫的“御製”題畫詩中。

  文徵明(1470—1559)是明代著名畫家。嘉靖甲申(1524)二月,文徵明來京第二年,作《燕山春色圖》。此畫在中心位置設簡陋的茅屋,屋內兩人對談。遠山腳下,畫幅的邊角位置,隱隱露出紅色的樓閣。畫的主旨是表達不勝朝廷應對、嚮往回歸山林的“市隱”情趣,即文徵明自題詩所云:“屋角疏花紅自好,相看終不似江南。”而乾隆以為:文徵明既已“待詔金馬門”,何以還要夢迴江南? “東華塵愛軟紅酣,待詔金門衣脫藍。既憶江鄉味好,何來鵬翼此圖南。”他對“燕山春色”不置一辭,卻直接質疑心思淡泊的文徵明。他是頗不待見士人的山水隱逸觀的。

文徵明《琴鶴圖》中,主人山中隱居,門前白鶴駐足,友人攜琴來訪,文徵明自題詩:“流水高山堪寄興,何須城市覓知音。”已點明知己相會的地點在山水之中。而乾隆徑自將兩人會面的地點改為私人庭院,且將山中白鶴牢籠於庭院之內:“蕭齋綠樹蓋重陰,家事無他鶴與琴。”賓主寄託在高山流水中的“雅趣”被“家事”取代了。 “家中”有鶴有琴,乾隆因之誇耀主人優裕的物質生活。 “山水”不再是士人精神世界中的理想之地,而成了富足人家的家居所在,山水畫一變而為世俗生活圖景的寫照。

  山水既已改變其歸屬,畫中的主人公,那些聽泉聽瀑、看花看山的“山中叟”“幽人”注定被重新安排事務,這事務均與“隱逸”無關。文徵明《溪亭客話》題云:“何人得似山中叟,對語溪亭五月涼。”山中人在飛瀑之下閒坐,文徵明對此不禁嚮往之至,而乾隆對山中人坐論“溪亭五月涼”則存有異議:“為愛泉聲滌垢思,不簮不履坐厜。山莊曾學斯人聽,卻愧中涓供奉隨。”(《御製詩》三集卷十二)在他看來,朝廷官員若有人學畫中人聽瀑,是要愧對朝廷供奉的。他解釋自己不願意耗費時間在山中,因為他心中還裝有百姓。乾隆所作《聽瀑》詩云:“安得無事人,對之究無始。得句即言歸,勤民而已耳。”(《御製詩》三集卷二十八)因為有俗世的事務(勤民),所以不能做隱居之人。勤於民事是乾隆不贊同山水隱逸的一個原因,其中頗有一些自我標榜的意味。

  明張醜《清河書畫舫》記載,有明一代,士人喜用別號,以彰顯個人情懷。別號圖,即根據別號的用意作圖,一般都是應朋友之邀而作。畫作緊扣受贈者的“別號”,強調受贈者的情懷,表達彼此意趣的相知、相通。別號圖或虛構山水,或在實景之上加以適當虛構,有實有虛,亦實亦虛,以“隱居”的旨趣為主要內容。不喜隱逸的乾隆常在題畫詩中改變別號圖的隱逸主題。例如,文徵明曾經為好友張愷作別號圖,名之曰《一川圖》。張愷,字惟德,號一川。 《一川圖》畫面的中心是一川河流由遠及近,江上帆影往來,暗示“回歸”之意。江岸是綿延低緩的山,山上是錯落的綠樹,臨江綠樹之下,是整齊的茅屋;茅屋是隱居士人的輻湊之地,三三兩兩的人出現在茅屋之中;遠處,是城牆的一角,濃密而又模糊的樹影之中聳立著紅色的高樓;城牆與高樓構成的城市景象處於畫幅左端的邊角位置,是畫中人物離違之地。文徵明藉此圖表達好友張一川遠離城樓朱闕、放任江湖的人生情態。 《一川圖》王穉登跋云:“入目多污濁,憐君操自清。”“獨有魚龍隱,更無風浪攖。”道出了張一川保持操守、選擇歸隱的用意。乾隆理應看到這個題款,但是他顯然視而不見,或故意不予理會,而徑自將自己的題畫詩加於城牆朱闕之上:“三篙新浪雨初足,一川春水縈淺綠。夾溪幾樹吐緋桃,隱約人家在岩曲。老翁課子事始耕,幸有數頃良田沃。韶華遍布澤及時,比戶已兆盈菽粟。披圖恍睹太平風,臥游神往心相屬。”文徵明山水畫的美景讓乾隆“臥游神往”,但原作“山水隱逸”的主題卻被他“太平風光”的想像遮蔽了。在乾隆的題畫詩裡,畫中閒坐的士人被闡釋為鄉居的百姓,“山水”成為真實意義的“村居”之所,“高人逸士”不涉世事的談話被註解為父子相傳的“農事”講授。根據這樣的情境,乾隆憑空想像出一片良田,完全超出畫幅之外,由此擴展了“鄉野村居”的範圍,且用“農耕”生活取代了觀山觀水的隱逸之情。

  不僅是對別號圖中的山水隱逸主題無動於衷,乾隆甚至對“別號”也反感。乾隆三十一年,他曾下諭皇子不能自起別號,詩畫落款亦禁用別號,因為別號是“師傅輩書生習氣”,意即皇子起“別號”,是受皇子的儒學老師的影響,是“書生習氣”的表現。在他看來,“別號”以虛名相尚,浮偽鄙俗,無裨實用。他自稱從未私取別號,只是雍正帝在他二十二歲時給他取號“長春居士”,他自己則從未用以署款題識(《清高宗實錄》卷七百六十)。

  從上面的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乾隆以帝王之尊題詩、鈐印,旨在以他的解讀代替山水畫原作的旨趣。隨著乾隆的題畫詩被錄入《御製詩》,並在全國范圍內不加限制地刊行,乾隆對山水隱逸的態度逐漸影響到了文人臣子的詩畫創作。對此,乾隆也許會感到幾分得意。

  (作者:羅軍鳳 系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