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2日 星期日

1988年日本徐悲鸿绘画展作品欣赏


 徐悲鸿 

鸿鹄悲天——谈徐悲鸿先生
作序:范曾

    人类文明的长河,无尽无休,横无际涯;人类文明的浩歌,忧思难忘,悲怆苍莽。多少倜傥非常、抑塞不拔的艺术家,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竭智尽虑、澹泊清心,固守着他们神圣的寂寞之道。他们甘受炼狱的苦难,披荆斩棘,攀登于崎岖险巇之境;他们抚膺长叹,念天地之悠悠;他们思尽波涛,哀生民之多艰;他们独持偏见,不轻认同;他们一意孤行,空所依傍。屈原,知鸷鸟之不群;杜甫,识沙鸥之孤零。古往今来,所有敢于犯大难、临大危、怀大志、创大业者,谁不曾在孤独中前行。孤独,是灵魂高洁、操行自守的防线,只有坚毅不拔的勇士,敢于在寂寞中奔驰,能够在永夜中看到光明。以这样的崇高标准去回顾这文明的长河,不正有劈浪蹈波的殉道者前后相望、奋勇搏击?!在中国美术史的长河中,在如雷的七月涛声里,簇拥出这不朽的名字——徐悲鸿。

    
(一)

    徐悲鸿生长在一个可悲可叹的年代,是中华民族沉沦、屈辱的年代。“念吾五千年文明大邦,惟馀数万里荒烟蔓草,家无长物,室如悬磬”(《悲鸿自述》)。脊柱支撑着欲倾的大厦,蝼蚁却正在蛀空房梁。中国,这发祥东方文明的巍巍大国,成了破败肮脏的泥淖,靠自己再生的力量,无法治疗这民族的沉疴,于是有志之士或留学东洋,或传播西学。中国太古老了,需要户牖洞开,让和畅的惠风一扫这陈腐的气息。儒、佛、道已失去了原创学说的生机,剩下的是昏昏然的善男信女,噩噩然的饾饤腐儒。一个赢弱者、丑陋者太多的种族,面临着毁灭,而积贫积弱太甚的国家,也只有败亡。清贫可以吞噬弱者,却能造就强者。在生活底层挣扎过的徐悲鸿,不只对国家、对时代有了挽狂澜于既倒的责任感,而且对芸芸众生有了博大的悲怀。他纵览千秋青史,追踪先贤先哲,把我们民族精神中隽永而神圣的部分提取出来,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精神激人励己。他向往着大道之行,于是对美术提出了他的纲领:尊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


    徐悲鸿在艺术上为我们建树的极则,使后学者豁然大朗。中庸,这被历代先进的或腐朽的政治家、道德家惯用的命题,在悲鸿先生的艺术中恢复了它的本义。徐先生用他辉煌的艺术作品证明:有这样一种境界,那是儒家的大道所在,佛家的如来智慧所在,道家的众妙之门所在,那是冲融、博大、恢弘、纯正无偏、大奇至德之所在,这是至美尽善的理想国、清净土。这在古往今来的无数仁人志士心头徘徊的信念,毋宁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逐,甚至是一种“诸离一切言音文字”、不可言说的体会。有这种追逐和体会的人,就能插上崇高的翅膀,翱翔于溷浊的社会之上,他们就有可能以其心智的果实奉献人间,同时播下真、善、美的种子。我相信,文明的创造、真理的播散,必能感动天地神鬼。悲鸿先生的实践正是如此。


  (二)

    悲鸿先生竭力提倡艺术家应具“寥廓之胸襟”、“峻极之至德”,而认为“治艺之大德莫如诚,其大敌莫如巧”。徐悲鸿先生由于以笃信诚实对待人生、对待艺术,对庸俗虚伪深恶痛绝,他说:“文艺上之大忌为庸、为俗。” 徐先生又进一步剖析平庸和鄙俗固属可憎,而它们的孪生姐妹却是虚伪和狂妄,这不过是“乡愿之反响”,殊途同归,艺术上故作怪诞,“仍有不免于庸俗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画坛,也正处于鱼龙混杂状态,这期间不乏真知灼见的探索者、创新者,也有“倚老卖老、欺世盗名、不知羞耻”的庸俗之辈。此类文化舶来东土之后,情形亦然。悲鸿以为这种形式主义实质如中国之八股,“八股是乡愿,无痛呻吟,有骗子意味”。


    世上一切艺术上的流派、风格,大体是后人总结归纳,倘若事先设计、理念先行,这本身便与艺术创造之旨相悖,必然使自己的艺术成为一种信仰、理念或方法的图解。二十世纪以还,西方的艺术“喜新异、好变动”的现象,与商品经济之竞争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艺术品价格的消长,则直接受画商的控制。在徐悲鸿看来,艺术有百世不悖的大道,那便是艺术家对造物的竭诚尽忠,他说:“希望我亲爱之艺人,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不必先有一什么主义,横亘胸中,使为目障。造物为人公有,美术自有大道,人人上得去……”   

  

    艺术在至高的境界,与道德合而为一,有雄阔伟岸的性格与品德,才能有纵横排奡的笔墨。徐悲鸿永远不能忘怀他生命征程中的几位诚朴的先辈、师友的懿范与告诫。他的父亲“取去不苟,性情恬淡,不慕功名”,对徐悲鸿一生为人有深深的影响。悲鸿将游沪读书,家乡女子学校国文教师张祖芳以“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一语相赠,成为他一生凛然风骨的写照。恩师达仰以柯罗赠言转赠徐悲鸿:“毋舍己徇人。”并眷眷寄言:“艺事至不易,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徐先生自称:“吾受于父者,曰功苦。受于师达仰先生者,曰敏求、曰识量。近又受倍难尔先生一言,曰敢、曰力行。”这些教导对徐悲鸿形成自己独立不羁的人格和卓尔不群的艺术风格,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

    徐悲鸿的艺术,质而言之,概而言之,博大、沉雄、曰典雅,在他的画中决无取悦于人的市井气、取媚于人的市侩气,没有浮溢于形色的脂粉气、透露于笔墨的铜臭气,它们以炜哗的风采征服‘了世界。在悲鸿先生的画前,一股浩然壮阔之气,一股清新俊逸之气,直迫眉宇,只感飘风爽发,令人有遗世独立之概。在生活中豪放和潇洒是装不出来的,艺术家的作品亦然;在作品中透露的人格,比文字的描述或奖饰真实百倍,真是洞若观火。即以画马而言,徐悲鸿的马,可谓古今中外一人。以十九岁之少年,高剑父称之曰“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信不为妄。马的嘶鸣伴着落日大旗,马的霜蹄踏着千古沙场,清俊、风发的身段,壮烈无畏的神采,是“真堪托死生,万里可横行”的兽中豪杰。我看过几乎所有的画马高手,谁能如悲鸿先生那样入木三分地刻划其形神、表现其品格。于是我想到“缘物寄情”原不是一句空话,画上事物的品性原就受画家的品性的光照,无论回光,无论折射,都是艺术家性灵之所在。徐悲鸿的奔马,是对光明的追逐,每一披览,往往使人感而出涕,回顾先生多灾多难的少年,坎坷多舛的命途,而那皈依真理、百折不回的毅力,正如百战山河、苦觅生刍、追风万里的战马,每一次的奔驰,每一次的腾骧,都夹带着时代的烟尘风雨,其悲怆壮烈,使人对徐先生的人生肃然起敬。


    与先曾祖范伯子先生同时领袖同光诗坛并结为亲家的陈散原先生,在徐悲鸿笔下是一位何等清高绝俗而又敦厚朴雅的蔼然长者。悲鸿先生以对前辈的钦敬之情,描画诗人“思接千载”的风容,诗人那阅尽沧桑、悲满潭壑的神态,使我回想起当年曾祖伯子先生与散原同游江宁楼台时写下的诗句:“应疑从古高寒月,只照人间百尺楼。”这清明高寒的境界,恐怕只属于相知相善的诗人,也只有洞察入微的徐悲鸿能体会诗人内心的高逸。


    悲鸿作画,力追“大和”之境,这是极尽精微以致广大的全方位观察体验的结果,而这种能力的获得,只有困苦力学之一途。他自称在绘画上是困而知之、学而知之的。他说:“吾苟冀有寸进者,必以困无疑。”而每一次前进,又带来乐境,这乐境与困境的相仍,构成了青年徐悲鸿内心世界的平衡。他以为在人生道德的检验中有仁、智、知耻三种层次,悲鸿谦称自己“知耻焉耳”,“吾惟知耻,恒得乐境与困境相消”。那么对于观物不细、察物不深而又不好学力行的,那在悲鸿眼中无疑咸可称日“不知耻”。由于“知耻”,悲鸿先生方能“造物于我,殆无遁形,无隐象,无不辨之色。艺海中之飘渺高峰,宛然在望,纵不即至,吾惟裹糗聚粮,计行程而已”。他知道这“大和”之境,必须“辟荆棘、陟崎岖,盘旋于深崖幽谷中,曲折萦回,始人大道”。他想象着宇宙之大,而他所能撷取的不过是“纤尘之一象”;然而,纤尘之中正蕴藏着大干世界,芥子之中自有须弥山。渺哉纤尘!大哉纤尘!悲鸿的精微广大,其精思奥义,岂惟字面可尽者?


    徐悲鸿的另一张诗人肖像《泰戈尔》,则将他自己的艺术理想推向一个更加诗化的境界。皓如积雪的银须,澄若深潭的双眸,使这位哲人、诗圣既庄严而恻隐的神韵,充盈于芳草丛林,嘤嘤其鸣的小鸟伴和着诗人的沉吟。衣纹疏朗挺秀,背景墨渖淋漓,形与神、情与景、实与意是何等谐调,何等冲和。徐悲鸿曾在论艺之写实、写意时指出,对历代大师而言,不可绝对划分其归属写实或写意。罗丹写实而具魂,夏凡写意而达理。徐悲鸿崇尚苟子“苟日新、又日新”的名言,他说:“彼惟以写实为方法,其智能日启,艺日新,愿日宏,志日大,沛然浩然。”原来,悲鸿先生的“大和”之境也就是“造化”与“心源”,客观与主观、微观与宏观的高度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有“浩然”之气,这是沛乎苍冥之气,是“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之气。一个艺术家只有为这浩然之气所激发,才会有真正伟大的艺术。



    近世蔡元培、陈独秀、康有为对中国画都提出过革新的主张,然而都只是纸上谈兵,而真刀实枪,躬身力行的却是陈树人、高剑父、高奇峰和徐悲鸿。其中徐悲鸿则影响最大、功劳最著。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论是基于他上述对美术提出的诸纲领的。为什么他认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一日伪丑,一日愚懒。愚懒在仅食古人之残羹冷炙,以华亭之董其昌肇其端而影响一代,“四王”之后,抄袭之风,延被三百年,“至今且然”。而徐氏对李笠翁之《芥子园画谱》攻伐尤烈,以为“实断送中国绘画者”也,伪丑在“夫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面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攒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尖,跳舞强藏美人足”。即使对自己十分推重的、他称为“天才卓绝之陈老莲”的人物画,悲鸿先生也颇有尖利之批评:“其作美人也,均广颔”,“其作老人则侏儒”。余尝观陈老莲《水浒叶子》、《西厢记》,比例皆合度,而独画文人高士,头颅奇大,有身不及五头之比例者,是老莲先生之夸张变形,以证其智慧过人耶?悲鸿先生之批评是也,我们不必为贤者讳,这正是科学而公正的态度。

    
(四)

    让我们在悲鸿先生的素描前体味这位大师博大精深的造诣。生命进化,及于人类,经过了亿万斯年优胜劣败的挑选熔铸,日月精英之光照,雨露风霜之洗礼,文明教养之陶冶,一个发育正常、健康、标准、面貌端丽的人体模特儿,便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品;优美动人的线条、刚柔相济的骨肉、变幻莫测的韵律,时而兴致勃发、时而黯然神伤的仪态,使你不胜惊叹于造物之奇。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那些堪与丘比特比美的人们,在阳光下裸露着他们的胴体,那是史诗般神话般壮丽的图景,使我们想起歌德《浮士德》中所描述的诸神。私有财产的膨胀和人体的萎缩相与表里,一个对人体隐藏得越诡秘的社会,必是一个藏污纳垢越深的社会,而对人体艺术痛心切齿者,也必是伪道学家无疑。


    然而,人体艺术并非任何人随便涉足便可臻至美之境的。正由于对同一裸体,绘画者的素质不同,其结果在格调上、情趣上往往不啻天壤。洁净的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是智慧之泉,而卑琐的心灵只能宣泄出低俗之情。悲鸿先生的素描是最优秀的美的范本,这些杰作倾注了徐悲鸿对艺术的全部忠诚,因此,画面典雅高远、气象非凡。徐先生以他对万物生灵的无限悲怀、爱恋和恻隐,静摄这美奂的对象,那在肌肤间流动的精美绝伦的线条,欲隐还显;那在呼吸中变化的起伏无常的形体,方著即消,那是一曲婉约蕴藉的生命之歌。在这里,徐悲鸿所倡导的“大和”之境,则体现于内在灵魂与外在躯体的高度统一,在极尽精微,惟妙惟肖的刻划之中,达于意趣恢宏的高远之境。悲鸿先生所描画的是有崇高灵魂的血肉之躯,在所有司空见惯的平凡人体中,发掘其内在的美,发现为人的庄严,这毋宁说是艺术家灵魂的注入。因此,他的每幅素描都凄恻动人,楚楚其体,悠悠其情。裸体艺术中,米开朗基罗称悲壮,拉斐尔称华贵,鲁本斯称豪雄,悲鸿先生则称朴雅,那是大朴无华,典丽雅逸的东方审美的产物。悲鸿先生卓绝的素描技巧,不仅在纵的艺术史中占有无可置疑的一席之地,而且他的技巧亦足以睥睨一世,使欧西人体艺术大师对东方人的才具刮目相看。


    徐悲鸿平生的鸿篇杰构,为1930年完成的巨幅油画力作《田横五百土》、1931年创作的大幅国画《九方皋》和1940年于大吉岭完成的气势磅礴的中国画巨作《愚公移山》。这些作品,都是描画汉前的上古史迹,它们把读者带进中华民族道德的峻岭丛林之中,使我们想象司马迁笔下那些须眉傲骨,想象东周列国秦汉之季叱咤风云的贤哲豪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就是他们的座右铭。畏生怖死,蝇营狗苟,本不是中国人的本性。我们可以列举无以数计的动人心魄的光辉名字,如田横、如公孙杵臼、如荆轲、如樊于期、如季札、如高渐离,谁非凛凛一躯顶天立地的汉子?中华民族所以历百劫而不灭的原因,便是由于民魂不死,雄风长在。任何民族都有丑陋的孽种,然而这不过是应该割除的痈疽而已,不足为怪的。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代表杰作,必定是其自身品德的最后完成。徐悲鸿的这几幅杰作,表现了他对中华民族寄托的无限爱恋和不朽信心,表达了他故国黍离的忧患意识,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艺术家最可珍贵的品性和道德。他的画沉重地、高亢地、忧郁地唱出了民族的深重灾难。这是色泽浓烈的史诗,这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为人类申诉”(达仰语)。徐悲鸿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在他的画中表现了庄严、坚韧、自信、自强的人性,从而超越了时间与国界,具有了永恒的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

                             
    (五)

    徐悲鸿的艺术语言,无疑是大师的风范。他的油画色泽浑厚华滋,凝重深沉,有北欧古典主义油画的遗韵,不事爽利夺目的笔触,不求轻薄浮泛的小巧,正中见奇,似奇反正。抒情、宁静的情调如《月夜》、《诗人陈散原》、《银杏树》、《徐悲鸿夫人像》,与中国画中的纵横之气相映成趣。徐悲鸿的线条铁划银钩,有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底。早年攻习《经石峪》、《爨龙颜》、《张猛龙》、《石门铭》诸名碑,晚年书道风华婉转之中又透露着朴茂古雅的奇趣,风格独特,蔚然大家。其所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惟内容是徐悲鸿先生的品格写照,而其书法风神,信为独立特行之士内心情感的倾泄。国画笔墨跌宕豪逸,其奔马、雄狮、巨柏、鸡、鹅、猫、雀,类能缘物寄情,直抒胸臆,兴之所至题跋随之,或忧或喜,或詈或谑,皆妙手文章、俯仰可得。其文也,以为得司马、韩柳之助,滔滔乎不绝,忽戛然而止,忽波涌泉注,畅其当畅,止其当止。记得可染吾师告我,1947年李可染画展之时,悲鸿于展前提笔为文,不假思索文日:“芒砀丰沛之间,古多奇士,其卓荦英绝者,恒命世而王,冠冕宇内,挥斥八荒……”真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势。故而悲鸿先生少年时署名“神州少年”、“江南贫侠”,非徒然也。其任侠之性、豪杰之情,终身未泯,其笔下豪气,固有所自,非画界抄袭剽窃之钝贼可梦见者。

    天公嫉才,悲鸿先生在五十八岁时,溘然长逝,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作品,失于离乱,焚于兵燹,流于民间,一如散珠零玉,约占大半。留下的幸多精心力作,陈列于北京新街口徐悲鸿纪念馆。每次凭吊遗像,瞻仰遗作,我不禁悲从中来。追溯先生自少及殁,未曾有一日安享清福,怅惋贤哲,惟馀一哭。然则先生之勇毅不屈、万难不惧,对艺术竭诚尽忠、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远光照人间,泽被万世。倘若先生有墓志铭,我相信,上面应当是: 尊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