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8日 星期一

古月轩珐琅彩瓷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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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暄民
  有书上说,落“古月轩”款的是乾隆时的珐琅彩瓷,但我先后见过无数落“古月轩”款的瓷器,却没有一件可与乾隆时真正到代的珐琅彩器媲美的。由此,我怀疑书中的叙述是否有误。
  而清末贡生许之衡 在《饮流斋说瓷》中也讲道:“乾隆以古月轩声价为最巨。古月轩所绘,乃于极工致中饶极清韵之致,以人物为最难得,即绘杏林春燕,声价亦腾噪寰区;疏柳野 凫,亦殊绝也。当时由景德镇制胎入京,命如意宫供奉画师绘画于宫中,开炉烘花。或谓曾见有‘臣董邦达恭绘’者,然寻其画笔派别,殆出诸蒋廷锡,袁江、焦秉 贞之流”。我常揣度,既全出自宫廷画师之手,如何所见的会这等模样?是许氏记录有误还是我无缘见到真正到代的“古月轩”佳器?应该属后者,许氏著录不该有 误。
  许氏这段论述中有以下两个观点值得思考:
  一,落“古月轩”款瓷为宫廷如意宫烧造的珐琅彩御瓷,声价之巨可见一斑!对此观点毋庸置疑,我也深表赞同。
  二,瓷上的图并非出自 董邦达之手,应是由宫廷供奉的画师蒋廷锡、袁江、焦秉贞所绘。按常理非董邦达所绘应该是对的,董不是宫廷供奉的专职画师,他官至工部和礼部尚书,书画只是 他的业余爱好。而珐琅彩瓷均是宫廷专职供奉画师所绘,许由此断定不可能让他轻易下笔。但只从一件器物上即得出此结论也难以服人,一位“从一品”的大员偶然 兴起用珐琅料试画几件,不是没有可能,何况他本身也是颇有名气的画师;其二,许氏书中有个小失误:认为古月轩瓷“殆出诸蒋廷锡、袁江、焦秉贞之流”。蒋、 袁有可能在雍正年间绘珐琅彩瓷,但不可能在乾隆时绘“古月轩”瓷,因为蒋在雍正十年去世了,袁在雍正十三年也相继而逝。他俩都是雍正时的宫廷供奉画师,袁 江更深得雍正皇帝喜爱,他曾为雍正帝寿辰绘制著名的《竹苞松茂图》,但他俩不可能再在如意宫为乾隆帝去绘古月轩瓷了。至于焦秉贞,因生卒年不祥,说其在乾 隆时尚在绘“古月轩”瓷倒还可意为,此中的几处谬误,只是许氏的一个小纰漏,对释疑古月轩瓷的真伪尚无足取,我只是借此澄清一下而已。
  不过,许氏所述足可证明一点:落“古月轩”款的珐琅彩瓷出自乾隆时的宫廷供奉画师之手,必定极为工致,颇具清韵,为人间难得殊绝,故声价为最巨也! 
  从以上论断中可以推断,以前我所见到的一些落“古月轩”款的珐琅彩器,应均是民国时期或更后期所仿。而真正到代的“古月轩”款珐琅彩器应该存在,只是我尚无缘见到,没见到绝对不能轻易否定,更不能得出“古月轩款珐琅彩器为民国时所作”的误人结论。
  特别是当我前些天在一 藏家处,见到了一对回流的落蓝料行书“古月轩”款的珐琅彩秋菊图观音瓶后,我更坚信了以上的观点。先讲此对瓶的画工,精致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数朵盛开秋 菊参差叠压在一起,但层次分明,前后错落有致,朵朵各异,瓣瓣有变化,其精美真令人怀疑是否出自人工之手;再说用蓝料书写的行书“古月轩”款,那每一笔的 起伏变化,那点划之间的留白,那字与字之间的相互照应,虽只三个字,但上下贯气,小中见大,这么不足一厘米见方的小款却有一种魁伟的霸气,可见一定出自宫 廷供奉的专职书家之手!
  我捧着这瓶,望着那小 小的底款,深深觉得许氏的论断是正确的。许氏在该书的款识第六章又重复强调:“古月轩彩,为有清一代最珍贵之品,价值奇巨。而同时仿者,值也相等也。古月 轩为内府之轩名,当时选最精画手为之绘器。”不过,他也承认坊间对古月轩有颇多传闻,大致概括有三种说法:一说属于乾隆之轩名,画工名金城字旭映;二说为 清帝轩名,不专属乾隆,历代精品均藏于此;三说,胡姓人氏精画料器,凡书乾隆御制瓷器均仿他的。此解释也不是凭空想象,因落“古月轩”款的珐琅彩器身上的 起首章和押脚印往往是“金城”“旭映”和“胡”,由此推断出这个结论。但不管如何传闻,他很肯定地总结道:“一言以蔽之,则凡属堆料款画极精细而饶有清气 往来者,皆为最名贵,最瑰宝之品也。”
  手捧此瓶,我从心底里 由衷赞叹:这才是到代的“古月轩”真品啊!也由此相信:真正到代的乾隆时的由宫廷画师绘制的落“古月轩”款的珐琅彩器,确实存在,只是流传下来甚少,因为 当时就声名显赫,故民国时被大量仿制,坊间所能见到的大多是这类后仿品。而一些不负责任的文人又往往未见到真品就轻率加以否定,胡乱下自以为是的结论,认 为凡落“古月轩”款的珐琅彩器均为民国后仿!对古陶瓷作鉴定,最忌讳的是想当然或者只认自己见过的,凡没见过的一概加以否定。如此,必定会得出“天只有井 口那么大”一类的蛙论。
  人生在世,最长不过百来年,我们能有幸见到的只是这个世界上的点滴尘土,有多少好东西无缘入眼,岂可以妄加评说未见过就不对?未见过就必定新仿或后仿?或者“某地已出现,此再出现定为后仿”的幼稚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