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6日 星期六

乾隆皇帝南巡與大觀堂寶玉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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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清乾隆帝“大觀堂寶”玉璽圖1清乾隆帝“大觀堂寶”玉璽圖2 清乾隆帝“大觀堂寶”玉璽印文圖2清乾隆帝“大觀堂寶”玉璽印文
汪濤
乾隆一生刻製了約1800枚印璽,材質各異,內容也很豐富。 而這枚“大觀堂寶”玉璽卻是具有格外重要意義的一件。 除了它的藝術價值外,這枚璽印還向人們傳達了大量的歷史文化信息。
乾隆在位期間,效仿其祖父康熙帝在位期間曾六次巡視江南,也南巡了六次: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一次,二十二年(1757年)第二次,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三十年(1765年)第四次,四十五年(1780年)第五次,最後一次是四十九年(1784年)。 他每次南巡一般都要沿著運河到揚州府、蘇州府、杭州府、江寧府(今南京)、山東泰山,後面四次還巡幸了浙江的海寧。 所到之處,巡視水利、恩賞官吏和士紳、祭陵閱兵,同時也觀賞沿途名勝。 這些都詳細地記載在《欽定南巡盛典》一書中。 乾隆每日的活動也寫到了自己的詩裡。
玉璽的印文為“大觀堂寶”。 大觀堂是乾隆皇帝在揚州的行宮之一。 由於它建造在著名的禪寺天寧寺的花園內,所以也叫做天寧寺行宮。 揚州有八剎:天寧寺、重寧寺、建隆寺、慧因寺、法淨寺、高旻寺、靜慧寺、福緣寺,而天寧寺為其首。 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時已經在天寧寺駐蹕,十分歡喜,曾作詩詠唱:“春風行館憩天寧,早見平山黛色青;便進湖船漾新碧,且看夾岸畫為屏。”看到皇帝很喜歡這個地方,於是當地駐疆大臣在乾隆第二次南巡之前,大興土木,將一座普通別館改建為奢華的行宮。 《欽定南巡盛典》這樣記載:“在揚州府拱宸門外。舊為晉大傅謝安別墅,義熈間梵僧譯《華嚴經》於此,禇叔度請於謝琰,遂舍為寺,名謝司空寺。宋政和間改今名。乾隆二十一年,於寺之右恭建行殿數重。自後恭逢聖駕南巡,俱邀駐蹕,行慶施惠,渥典重申,而寺益永光不朽矣。”
乾隆年間李斗撰寫的《揚州畫舫錄》中對這所行宮有更加詳細的描寫:“天寧寺右建大宮門,門前建牌樓,下甃白玉石,圍石闌桿。甬道上大宮門、二宮門、前殿、寢殿、右宮門、戲台、前殿、垂花門、寢殿、西殿、內殿、禦花園。門前左右朝房及茶膳房。兩邊為護衛房。最後為後門,通重寧寺。御賜扁二,為'大觀堂'、'靜吟軒'。聯六:為'窗意延山趣,春工鬯物情'一;'樹將暖旭輕籠牖,花與香風併入簾'二;'麗日和風春淡盪,花香鳥語物昭蘇'三;'鈞陶錦繡化工鬯,松竹笙簧仙籟諧'四;'成陰喬木天然爽,過雨閒花自在香'五;'窗虛會爽籟,坐靜接朝嵐'六。玉井綺闌,鉛砌銀光,交疏對溜,雲石龍礎,莫可殫究。駕過後,各門皆檔木棚,遊人不敢入。后宮門在重寧寺旁,多隙地,平時為藝花人所居。南巡時,諸有司居之。門為進膳房。外一層為營造局、牲口房。又一層為官廳堆房、兵房,以居守街、潑水、點更、提鈴之屬。牆後通龍光寺。左掖門通天寧寺西廊,為便門。右掖門通禦花園。園本天寧寺西園枝上村舊址,起造樓閣,點綴水石。造鐵塔高丈許,仿正覺寺式,結庌塔頂,黃綠琉璃寶珠,塔燈、覆盂、仰盂,諸天韋馱,四門佛像皆合。後入大內。晉樹圍入園中西南角,其讓圃之半,今歸杏園。御書樓在御花園中。園之正殿名大觀堂,樓在大觀堂之旁,恭貯頒定《圖書集成》全部,賜名《文匯閣》,並'東壁流輝'扁。”
雖然天寧寺行宮是在寺院花園裡已有的建築上擴建的,可是,這座行宮的改造還是給乾隆惹出了一些麻煩。 這和我們在這枚《大觀堂寶》玉璽上讀到的第一首詩《大觀堂六韻》有關:“行館天寧側,文㮰額大觀。省方協中正,設教戒遊盤。式展九歌義,匪求一已安。増華稍踵事,為愧不因歡。民力雖無藉,商財詎可殫。舜巡知弗逮,禹徳繼誠難。”寫詩的時間是壬午暮春月,即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之時。 這裡的緣由是,揚州地方官為了翻修改善皇帝的行宮,興師動眾,花費巨大,引起了社會和部分朝臣的議論。 乾隆為了保持明君的形象,也對此事加以責問。 他為這首詩專門寫了一條注:“去歲在京聞維揚行館視前巡頗有増葺,召鹽政高恆入京面飭,則稱建置已成,不能更罷。今來駐蹕,實覺過華,不為喜也。”
關於乾隆南巡的原因,有許多不同的說法。 朝廷正式的說法是視察河海的工程,洞察民情,改善民生。 可是每次巡視都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難免朝野非議。 所以乾隆皇帝的一舉一動都要擺出一付親民節儉的模樣。 從文獻中看,乾隆本人對過度的奢華是不贊同的。 他給各地封疆大臣發聖旨,強調不要花費民資,搞排場。
玉璽上刻的第二首詩《大觀堂疊舊作韻》,是兩年之後,乾隆第四次南巡時所寫,用了上一首詩的韻腳,內容也幾乎一致:“南廵重蒞止,寧為恣娛觀。展也必由義,樂兮敢涉盤。何來此有覺,恧若未遑安。益勵甄心戒,深防適已歡。餘閒聊可棄,精蘊亦因殫。在上思羲象,夔夔祗見難。”
到了他第五次南巡時,時間又過了十五年,乾隆皇帝這時已步入暮年,思想也發生了變化。 從早些年單純的自責自戒,開始有了很強的天下為吾家、萬民為吾民的君權思想,同時對自己的文化修養甚為自得。 這些都反映到了另外兩首刻在玉璽上的詩。 其一是《題大觀堂》:“大觀玩象羲經示,設教省方義最該。必有休民敷政化,寧因適已事徘徊。神心契處忘今昔,天下為家那去來。理萬幾餘得清暇,拈毫也覺暢吟材。”其二是《再題大觀堂》:“渡江北上此維舟,信宿仍教兩日留。花事南邦未雲謝,樹陰夏院已加稠。觀民觀我中心忖,曰旦曰明逝水流。一再題吟泐齋壁,自思結習可忘不。”這兩首詩都作於庚子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乾隆給自己寫的詩加了說明:“近詩有觀民觀我生之句,意以民心向背,民風善惡,民生治亂,皆應觀已之所行,有以致之,是為君民一體,詳見前按”;“予意九五為君象,君與民原一體。民之治亂,系君之得失休戚本相關,未有民失其生而君得安其生者,詳見昨題大觀堂詩按語。”
從“大觀堂寶”玉璽的製作特徵和上面選刻的御制詩,我們可以大致推斷,這枚玉璽的製作時間應該是在第五次南巡之後不久;可能就是揚州當地的玉工名師特意精心刻製而成。 印文篆書圓潤流暢,印台上的御題詩為工整楷體,筆劃纖細秀雅,中填赤金。 從印文出現的少見程度判斷,這枚印刻製好後,應該是留在天寧寺行宮大觀堂內保存。
乾隆第五次南巡是他所有南巡之中最重要的、也是時間最長的一次。 其中發生的重要事件當屬在途中接到留京大臣馳報皇曾孫奕純得五代元孫之喜,還有就是揚州大觀堂御書樓文匯閣的建成。
滿清入關,一項不可缺少的統治工具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中華文化的正宗繼承者,為此實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 康熙和雍正時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 乾隆在位期間一項很重大的文化工程就是下令編纂《四庫全書》。 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由著名學者紀昀為總纂官,召集了三千六百多文人學者,還有三千八百抄寫人員,費時九年方成。 整套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44類,共收書3503種,79337卷,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
乾隆還建造了七座皇家御書樓: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瀋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北四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文瀾閣,合稱“南三閣”。 開始,御書樓中貯分頒《古今圖書集成》;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庫全書》陸續完成,全書共抄七部,七座御書樓於是各藏抄本一部。
在大觀堂文匯閣中貯放《四庫全書》,對乾隆來說意義重大。 他親自給大觀堂和御書樓題書匾額對聯,還對放置書籍的架子加以過問,並寫下了《文匯閣》《文匯閣迭庚子韻》《再題文匯閣》等詩。
作為江南的經濟和文化重鎮,揚州的中國文化底蘊十分深厚,是文人和藝術家的集聚之地。《四庫全書》中的不少抄本都是揚州的文人雅士給朝廷提供的。 所以在文匯閣放置一套《四庫全書》,一是要表示乾隆對中國文化的推崇,同時也是清王朝對南方文治的威懾力的象徵。 乾隆皇帝對揚州的喜愛,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應該還含有個人的成分。 乾隆對江南風景的愛戀無時不反映在他南巡途中每日寫下的詩章裡。 可是,在乾隆完成了他第六次南巡之後,決定不再巡幸揚州。 他在揚州行宮的快樂時光,連同這枚“大觀堂寶”玉璽,一起被封存入常年閒置的高閣。 更為悲劇的是,六十年後,咸豐四年(1854年),太平軍攻陷揚州,大觀堂和文匯閣毀於一旦。 御書樓裡的萬卷藏書大都化為灰燼,皇家行宮玉璽也不知所終。 當年的江南繁華都市與人文勝景成為斷壁殘垣。 國家動亂,文物遭殃。 哀哉!
跟乾隆皇帝南巡有關的文物本應不少,但流傳下來的卻十分罕見。 現在,當我們有幸重新發現這枚流落海外而得以倖存的“大觀堂寶”,手捧玉璽,看著印面上依稀可見的硃砂印泥,細讀印台四面鏨刻的乾隆皇帝御題詩,感嘆之餘,也喚醒了那段沉睡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