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樸堂刻旗降石鳳鈕方章福建東南2013秋拍 何昆玉為李鴻章刻高山石雲紋扁章福建東南2013秋拍
論及印石與文人們的關係,大約要從王冕說起。 黃質《古印概論》載:“會稽王冕,自號煮石山農,創用青田花乳,刻成印章。”其實,文人與印石的交集,可以上溯到朱熹弟子黃幹的一首詩:“石為文多招斧鑿,寺因野燒轉瑩煌。世間榮辱不足較,日暮天寒山路長。”這是典籍所載最早的一首詠壽山石的詩。 只不過,那時候壽山石還沒有成為文人案頭的珍寶,黃幹那首詩也只是有感而發,借物抒情,未必是對壽山石本身有什麼感情。 王冕玩的不是壽山石,但他是第一個將石材引入印材的人。 以石入印,以刀攻石為後來四大印石的橫空出世創造了前提,也開啟了品石論印的賞玩之風。 印石自被發現以來,就具有了與其他靈石不盡相同的品性。 它不僅可欣賞、可玩味、可陳設,更可把玩、可摩挲、可雕琢。 隨意地拿起刻刀,遊走於石上,聽著那金石交錯的清脆聲響,在石上留下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印跡。 這時候,人已不僅僅是石頭的旁觀者,而同時擁有了創造者的身份。 從石對人單方面的述說,到人與石交互性的“對話”,文人在這其中收穫到的無以言表的精神滿足感,參差可知。
文人與印石結緣的形式,無非兩種。 其一是對石頭材質本身的欣賞,代表者便是高兆的《觀石錄》與毛奇齡的《後觀石錄》,被後世玩石者奉為圭臬。 兩篇文章都以華麗粲然的文采,對自己和友人所藏之石進行了詳盡的描摹,令我們在兩百多年後的今日,仍舊可以通過那些詞句想像那些被古人稱為“神品”之石的風采神韻。 《觀石錄》的最後一段是這樣的:“予戊申作此錄。中吾友六人,客三人,方外二人,共十一人,今亡其四,雜見之友人,亦亡其五。嵩山、陟廬、越山之石,以貧 散。湛一一石歸予,為十叟奪去,十叟亦亡,今不知處。木厓石最多,亡後不能守。李某晚為石賈,頗得錢。君寵,越人去聲與雜見者,皆不可問矣。予最後有七 枚,今秋毀於火,火後者,玄堅如玉,白者多崩碎。可證物虛實之理。”那些美麗的石頭,不僅給文人的生活帶來了無與倫比的審美享受,也見證了他們的坎壈人 生。 大概正是感慨於此,毛奇齡在《後觀石錄》中寫道:“若夫好石之癖,予本無有,且貧不能致,致之亦不能保。今之所觀,安保其必我有者?則亦從而觀焉可已。”這便是更為超脫的境界了。 那些石頭,從前非我所有,今後亦不知轉入誰家,而我所能擁有的,無非是這相遇、相伴的數年或數十年。 人或已朽,石亦不知所歸,然文章不朽,傳誦至今,這想必也是令作者欣慰不已的事吧。
另一種令文人與印石結緣的方式,就是篆刻了。 從明清三百年流派印藝術高峰中可以推測,這種結緣方式不限於地域,流傳更廣,故事也更多。 只愛石頭的人未必懂得篆刻,但是精於篆刻的人卻很難不對石頭有感情——那一刀一劃遊走於不同石種之間的微妙分別,若非親自經歷,很難理解。 只不過篆刻作為一門藝術形式已經有了獨立的生命,而作為介質的印材常常為人們忽略。 然而,倘若稍加留心,篆刻家與石頭之間那未曾言表的情結,便不難察覺。 在金石學大家中,愛石頭愛得比較高調的一位,是大名鼎鼎的齊白石。 這位湖南湘潭縣農民的兒子,從木匠起步直至成為無人不知的藝術大師。 如今為人所熟知的雖然更多是他的畫,然而他自己曾表示,在自己的藝術成就中,詩第一,印第二,書第三,而畫最末,可見對自己篆刻成就的自得。 傳說,他藏有上千枚石章,且多為壽山白芙蓉石,被人戲稱為“千石王子”。 他有一枚“三百石印富翁”印章,甚至名號都叫做“白石”,可見其一生對石頭的喜愛。
更多的故事,見於文人之間印章的贈與授受中。 吳熙載見到晚輩趙之謙才華橫溢的作品之後,曾悉心挑選上好白壽山石並親鐫“二金蝶堂”印章相贈,這枚印章至今保存完好,可見趙氏傳人對它的珍惜之情。 齊白石曾對陳師曾說:“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張大千的書畫用印章泰半為陳巨來所做,他對陳氏的篆刻藝術亦頗為欣賞,並精心創作十二扇面回贈,傳為佳話。 印章見證了無數文人與藝術家之間的友情,而當我們有緣窺見其中一枚的真面目時,湮沒在歷史中的這種友情便彷彿穿越時空般地呈現在眼前。
現 代作家林語堂在其英文名著《生活的藝術》中寫到:“石頭是偉大的,堅固的,而且具有永久性,它是靜默的,不可移動的,而且像大英雄那樣,具有性格上的力 量,它們像隱居的學者那樣,是獨立的,出塵超俗的,它們決是古老的,而中國人是愛好任何古老的東西的。不但如此,由藝術的觀點上來說,它們是宏偉的,莊嚴 崢嶸的……”文人愛印,也愛石,悠久而雋永,這段話精確地道出文人熱愛金石的本質,正好為本篇文章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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