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寶”，紙墨筆硯之統稱也。 宋梅堯臣《宛陵集》三六《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紙硯詩》：“文房四寶出二郡，邇來賞愛君與予”。 也稱“文房四士”。 宋陸游《劍南詩稿》二六《閒居無客所與度的筆硯紙墨而已戲作長句：“水復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獨相依”。
可見，文人和“文房四寶”是相依為命的，沒有“文房四寶”，也就沒有了文學家、詩人、畫家、書法家。 也可以說沒有了“文人”。
而由“文房四寶”派生出來的“堂兄堂弟”，“表親姊妹”，也就不少。 紙怕風吹移動，就產生了“鎮紙”；洗筆要有水盂，就產生了“筆洗”；磨墨要有水，就產生了舀水的小勺，同時產生了“水注” ，也稱“水滴”。 擱硯的有硯盒，擱墨有墨床，擱筆有筆架。 筆架有掛架，牌坊形、圓繖形；臥形如梯狀。 兩端梯形，木柱上安短勾，可架筆五六支。
筆架即架筆之物也，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 毛筆在使用的間隙，需要安置在一定的位置，先秦漢代以前基本是以簪為主，那時的筆稍往往削成錐形，正是為了這個用途，不用時插在髮髻之上，筆頭凌空，不會弄髒其他東西，當時並沒有專門的插筆器具。 大約在東漢後期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 洛陽杏園6號墓為三國魏時期墓葬內，一個雙手捧孟的陶俑，赤身，眼、眉、口、鼻、耳，雕刻精細，頭戴尖頂帽，端坐。 左肩有一孔。 此人的形象與燈奴相似，應該是漢代有以胡人作奴的習慣，因此器具常有以匈奴作造型者，油燈架稱作燈奴或燭庸。 這個奴庸手持的孟應該是研墨用的水孟，肩上的孔當然是插筆的筆插。 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遺址是遷都洛陽前的都城，出土的石硯台，方形，形似坐床，雕鏤精美的花紋，一角有一小孔。 這也是插筆之用。 此硯可能是高官或皇家之物。 南北朝的筆插既有利用水孟、硯台的一角，不獨立的器具，也出現了獨圖1立的筆插架。 南朝梁吳綺《筆格賦》：“幽山之桂樹……根縱橫而盤互……剪其匡條，為此筆格。下跌則岩岩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管則圓圓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煙，永臨窗而儲筆。”可見是樹立插筆的木架。
唐詩人杜甫在《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一詩中有“筆架沾窗雨，書籤映隙曛”之句，讀來小景美不勝收。 筆架何樣？ 宋朝魯應龍在《閒窗括異志》中有準確描述：“遠峰列如筆架。”這使我們對宋人案頭常置石山有了功能上的了解。 宋元明清大量傳世的筆架山，應該就是說直放毛筆的一種文具。
宋無名氏所作《致虛雜俎》載，距今一千多年前的晉代書法家王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 這是迄今為止有關筆架的最早記載。 根據“巧石”推測，王羲之的筆架似為未經雕琢的天然石料。 1981年，浙江諸暨發現一座南宋夫妻合葬墓，出土了硯台、鎮紙、水盂和石雕筆架等文房用具。 該筆架為石製，色澤黝黑，石質細膩潤滑，高5.9厘米，長26.8厘米，雕成二十座起伏的山巒，中部山峰突兀，兩側逶迤疊嶂，是一件罕見的石雕藝術品。 這說明最晚到宋代時已對石質筆架進行人工雕琢。
筆架的材質一般為瓷、木、紫砂、銅、鐵、玉、象牙、水晶無不具備。 其中實用性的筆架以瓷、銅、鐵最為普遍，觀賞性的則以玉筆架最為典型。 式樣則尤為繁多。 南北朝之前的筆架傳世品還不曾發現，故具體面目不甚清晰，不過從文獻來看，當為山形。 “若九疑之爭出，”材質當為木。 唐代筆架流傳下來的極為罕見，但從文獻來看，此時的筆架已經成為文房的常設之物，如杜甫詩：“筆架沾窗雨，書籤映隙曛”。 陸龜蒙詩：“自拂煙霞安筆格，獨開封檢試砂床”。 材質已不局限於木，呈多樣化，如羅隱詩：“珊瑚筆架真珠履，曾和陳王幾首詩”。
《開元天寶遺事》：“學士蘇廷頁，有一錦紋花石，鏤為筆架”。 遺憾的是對筆架的形狀不曾提及。 宋代筆架傳世品和出土物較多，材質更加多樣，宋周密《雲煙過眼錄》有“古玉筆格”，《宋稗類抄》有“銅綠筆格”。 考古發掘有影青瓷筆格水注，漆筆格、水晶筆格和青玉筆格等。 宋代筆架的形狀大致有以下三種：一為上窄下寬的長方形，上有幾個圓凹孔用來擱筆；一為上窄下寬的長方形，上有幾個圓孔和一個長方形凹孔，長方凹孔用來放墨；一為山形，即宋魯應龍《閒窗括異志》：“遠峰列如筆架”。 而以此種形式的筆架最為多見，山峰或陡峭，或平緩，峰巒少則五個，多達二十。 元代筆架的材質有銅、瓷、石等，其形多為山形，宋代前兩種樣式已不見有。 山形筆架的山峰較宋代明顯減少，一般為四五峰。 明代筆架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這從明代文人著述多有“筆格”條目可知，如高溓《燕閒清賞箋》、屠隆《文房器具箋》、文震亨《長物誌》等。
明清之際，筆架由最初的石質發展為瓷質。 明代瓷製筆架以山形居多，有明確紀年的為正德時青花筆架，如青花纏枝靈芝阿拉伯文筆架，以雕塑技術成型，為五峰山狀，中峰略高，兩側山峰漸次。 五峰以青花勾勒邊線，內繪纏枝靈芝紋飾，中峰開光內書有波斯文字。 五峰山下為青花勾雲紋。 底有青花“大明正德年制”楷款。 明代瓷質山形筆架的另一特點是山形隨意，並加以彩繪，如青花五彩筆山，為三峰山形，峰形極為隨意，山峰上雕有龍紋，並飾以青花五彩，紋飾清晰，色彩艷麗，為萬曆時器物。 可以這樣講，明代中晚期是瓷質筆架的大發展時期，而且筆架的形狀各異，除實用之外，可供把玩。
故宮藏明萬曆青花三龍紋筆架呈“山”字形，高10.1厘米，底徑15.5厘米。 塑三條立行龍，中間正面龍怒目伸爪，兩側龍昂首呼應。 基座為海水江崖紋，下呈彎月狀足。 底長方框內青花橫書“大明萬曆年制”六字楷書款。 三龍紋筆架為萬曆官窯創新之作。 筆架除瓷質外尚有玉、木、竹、銅、鐵、漆、珊瑚、象牙、犀牛角等製成。 故宮藏明晚期尤雷複製作的犀角雕仙人乘槎筆架，通高6.4厘米，長10厘米，雕作一截老樹形槎，枝杈屈曲。 上臥一仙人，手執拂塵，神情閒適。 底刻有陽文“尤雷复”篆書款。 下配染色象牙底座，雕染成碧波翻捲，襯托仙槎人物，頗為傳神。 此筆架採用鏤雕和浮雕技法，構思巧妙，利用有限的材質創造出豐富的形象。 再如故宮藏明晚期象牙雕海水雙龍紋筆架，通高9厘米，底徑16厘米。 底架呈山字形，雕雙龍盤繞於五峰之間，波濤翻捲，氣勢雄偉。 此器以圓雕技法雕成，刀鋒剛勁有力，造型莊重、渾厚、樸實，顯出典型的明代牙雕藝術風格。 此時期的筆架由最初單純的實用性發展為實用性和觀賞性兼具，有的甚至只做觀賞與把玩。 造型變得多樣，構圖極具個性化。 清代佚名《乾隆朝服像軸》中弘曆手握毛筆，案上有硯台、水盂、鎮紙、筆架等。 這種“山”字形的筆架，後來俗稱筆山。
可見，文人和“文房四寶”是相依為命的，沒有“文房四寶”，也就沒有了文學家、詩人、畫家、書法家。 也可以說沒有了“文人”。
而由“文房四寶”派生出來的“堂兄堂弟”，“表親姊妹”，也就不少。 紙怕風吹移動，就產生了“鎮紙”；洗筆要有水盂，就產生了“筆洗”；磨墨要有水，就產生了舀水的小勺，同時產生了“水注” ，也稱“水滴”。 擱硯的有硯盒，擱墨有墨床，擱筆有筆架。 筆架有掛架，牌坊形、圓繖形；臥形如梯狀。 兩端梯形，木柱上安短勾，可架筆五六支。
筆架即架筆之物也，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 毛筆在使用的間隙，需要安置在一定的位置，先秦漢代以前基本是以簪為主，那時的筆稍往往削成錐形，正是為了這個用途，不用時插在髮髻之上，筆頭凌空，不會弄髒其他東西，當時並沒有專門的插筆器具。 大約在東漢後期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 洛陽杏園6號墓為三國魏時期墓葬內，一個雙手捧孟的陶俑，赤身，眼、眉、口、鼻、耳，雕刻精細，頭戴尖頂帽，端坐。 左肩有一孔。 此人的形象與燈奴相似，應該是漢代有以胡人作奴的習慣，因此器具常有以匈奴作造型者，油燈架稱作燈奴或燭庸。 這個奴庸手持的孟應該是研墨用的水孟，肩上的孔當然是插筆的筆插。 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遺址是遷都洛陽前的都城，出土的石硯台，方形，形似坐床，雕鏤精美的花紋，一角有一小孔。 這也是插筆之用。 此硯可能是高官或皇家之物。 南北朝的筆插既有利用水孟、硯台的一角，不獨立的器具，也出現了獨圖1立的筆插架。 南朝梁吳綺《筆格賦》：“幽山之桂樹……根縱橫而盤互……剪其匡條，為此筆格。下跌則岩岩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管則圓圓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煙，永臨窗而儲筆。”可見是樹立插筆的木架。
唐詩人杜甫在《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一詩中有“筆架沾窗雨，書籤映隙曛”之句，讀來小景美不勝收。 筆架何樣？ 宋朝魯應龍在《閒窗括異志》中有準確描述：“遠峰列如筆架。”這使我們對宋人案頭常置石山有了功能上的了解。 宋元明清大量傳世的筆架山，應該就是說直放毛筆的一種文具。
宋無名氏所作《致虛雜俎》載，距今一千多年前的晉代書法家王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 這是迄今為止有關筆架的最早記載。 根據“巧石”推測，王羲之的筆架似為未經雕琢的天然石料。 1981年，浙江諸暨發現一座南宋夫妻合葬墓，出土了硯台、鎮紙、水盂和石雕筆架等文房用具。 該筆架為石製，色澤黝黑，石質細膩潤滑，高5.9厘米，長26.8厘米，雕成二十座起伏的山巒，中部山峰突兀，兩側逶迤疊嶂，是一件罕見的石雕藝術品。 這說明最晚到宋代時已對石質筆架進行人工雕琢。
筆架的材質一般為瓷、木、紫砂、銅、鐵、玉、象牙、水晶無不具備。 其中實用性的筆架以瓷、銅、鐵最為普遍，觀賞性的則以玉筆架最為典型。 式樣則尤為繁多。 南北朝之前的筆架傳世品還不曾發現，故具體面目不甚清晰，不過從文獻來看，當為山形。 “若九疑之爭出，”材質當為木。 唐代筆架流傳下來的極為罕見，但從文獻來看，此時的筆架已經成為文房的常設之物，如杜甫詩：“筆架沾窗雨，書籤映隙曛”。 陸龜蒙詩：“自拂煙霞安筆格，獨開封檢試砂床”。 材質已不局限於木，呈多樣化，如羅隱詩：“珊瑚筆架真珠履，曾和陳王幾首詩”。
《開元天寶遺事》：“學士蘇廷頁，有一錦紋花石，鏤為筆架”。 遺憾的是對筆架的形狀不曾提及。 宋代筆架傳世品和出土物較多，材質更加多樣，宋周密《雲煙過眼錄》有“古玉筆格”，《宋稗類抄》有“銅綠筆格”。 考古發掘有影青瓷筆格水注，漆筆格、水晶筆格和青玉筆格等。 宋代筆架的形狀大致有以下三種：一為上窄下寬的長方形，上有幾個圓凹孔用來擱筆；一為上窄下寬的長方形，上有幾個圓孔和一個長方形凹孔，長方凹孔用來放墨；一為山形，即宋魯應龍《閒窗括異志》：“遠峰列如筆架”。 而以此種形式的筆架最為多見，山峰或陡峭，或平緩，峰巒少則五個，多達二十。 元代筆架的材質有銅、瓷、石等，其形多為山形，宋代前兩種樣式已不見有。 山形筆架的山峰較宋代明顯減少，一般為四五峰。 明代筆架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這從明代文人著述多有“筆格”條目可知，如高溓《燕閒清賞箋》、屠隆《文房器具箋》、文震亨《長物誌》等。
明清之際，筆架由最初的石質發展為瓷質。 明代瓷製筆架以山形居多，有明確紀年的為正德時青花筆架，如青花纏枝靈芝阿拉伯文筆架，以雕塑技術成型，為五峰山狀，中峰略高，兩側山峰漸次。 五峰以青花勾勒邊線，內繪纏枝靈芝紋飾，中峰開光內書有波斯文字。 五峰山下為青花勾雲紋。 底有青花“大明正德年制”楷款。 明代瓷質山形筆架的另一特點是山形隨意，並加以彩繪，如青花五彩筆山，為三峰山形，峰形極為隨意，山峰上雕有龍紋，並飾以青花五彩，紋飾清晰，色彩艷麗，為萬曆時器物。 可以這樣講，明代中晚期是瓷質筆架的大發展時期，而且筆架的形狀各異，除實用之外，可供把玩。
故宮藏明萬曆青花三龍紋筆架呈“山”字形，高10.1厘米，底徑15.5厘米。 塑三條立行龍，中間正面龍怒目伸爪，兩側龍昂首呼應。 基座為海水江崖紋，下呈彎月狀足。 底長方框內青花橫書“大明萬曆年制”六字楷書款。 三龍紋筆架為萬曆官窯創新之作。 筆架除瓷質外尚有玉、木、竹、銅、鐵、漆、珊瑚、象牙、犀牛角等製成。 故宮藏明晚期尤雷複製作的犀角雕仙人乘槎筆架，通高6.4厘米，長10厘米，雕作一截老樹形槎，枝杈屈曲。 上臥一仙人，手執拂塵，神情閒適。 底刻有陽文“尤雷复”篆書款。 下配染色象牙底座，雕染成碧波翻捲，襯托仙槎人物，頗為傳神。 此筆架採用鏤雕和浮雕技法，構思巧妙，利用有限的材質創造出豐富的形象。 再如故宮藏明晚期象牙雕海水雙龍紋筆架，通高9厘米，底徑16厘米。 底架呈山字形，雕雙龍盤繞於五峰之間，波濤翻捲，氣勢雄偉。 此器以圓雕技法雕成，刀鋒剛勁有力，造型莊重、渾厚、樸實，顯出典型的明代牙雕藝術風格。 此時期的筆架由最初單純的實用性發展為實用性和觀賞性兼具，有的甚至只做觀賞與把玩。 造型變得多樣，構圖極具個性化。 清代佚名《乾隆朝服像軸》中弘曆手握毛筆，案上有硯台、水盂、鎮紙、筆架等。 這種“山”字形的筆架，後來俗稱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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