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民
本文研究的銀錢票帖是指產生於18世紀初期，由民間金融機構、商業店鋪發行的兌票(兌換貨幣的票據)、憑帖(憑此條為據)、執照(執此為憑證)、兌換券等多種名目的，可以在市面流通的金融、商業票據，這些票據我們簡稱為票帖，它們在二百多年的歷史中，發揮著貨幣的職能。 在以往的貨幣史研究中，因其是沒有取得發行權的貨幣而被忽略。 近年來，隨著這類票帖實物不斷出現，並被錢幣收藏者關注，同時也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 近年，中國錢幣學會編輯的《中國錢幣叢書》先後編輯出版了戴建兵的《中國錢票》，王雪農、劉建民的《中國山西民間票帖》，石長友的《民國地方錢票圖錄》、《清代地方私帖圖錄》，為深入對民間銀錢票帖的研究提供了較豐富的實物資料和史料。
筆者在和王雪農先生編寫了《中國山西民間票帖》之後，對民間銀錢票帖的研究和思考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並且認為，這一課題的進一步研究，對了解在外國銀行進入中國之前的中國金融業很有幫助。 一種沒有政府背景，僅靠企業和個人信用支撐的貨幣，能生存發展二百餘年，值得我們去探討。 山西省是中國發行和使用銀錢票帖較早，使用甚為普遍的地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在研究中較多的使用了山西省的資料。
銀錢票帖產生和演進過程
目前發現的這一時期的銀錢票貼，最早的為乾隆年號(1736-1795年)的實物三件，一件是未簽發的空白帖，發行店鋪為山西五台縣日新錢鋪。 兩件為木質印版，都是在山西民間收集。 嘉慶年號(1796-1820年)共計七件，其中已簽發的錢票兩件，未簽發的的白帖兩件，木質印版三件，其中六件為山西地名或在山西收集。 所見道光至宣統(1821-1911年)達一千五百件以上，民國初年的銀錢票帖因專著較少無法統計，但是我所見各地藏友手中所存，應在五六千種之多。
這些銀錢票帖，大部分為錢帖，票面名稱有兌票、兌條(兌換金屬貨幣的便條)、執照、信票(信用票據)等。 晚期的銀錢票多稱兌換券、銀元券、銅元券等，實際上已經自封為可兌換的貨幣了。 早期的銀錢票帖，在票帖的左下角(即中國舊式文書的落款處)，見有“具”(出具)、“據”(字據)、“票”(憑證)、“帖”(條據)等，我們將這類可兌換和流通的票據定名為票帖也是由此而來。
根據早期的票帖實物觀察，我們所研究的銀錢票帖，實際是金融和商業票據演變而來的，其本質就是在本舖或指定的店鋪去支取現金的“支票”。 關於銀錢票帖的名目，道光18年(1838)山西巡撫申啟賢在奏摺《臚陳錢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錢票流通情況》中寫道：“現查晉省錢票有憑帖、兌帖、上帖名目……”。 其憑帖即本舖出票，在本舖隨時兌現的票據；兌帖是本舖出票，到指定的店鋪兌現的票據；上帖是當舖上給錢鋪或錢鋪上給錢鋪兌現的票據。 下邊舉幾例說明：
乾隆年(1736-1795年)山西“元吉慶記”上帖(木質帖版)。 票版為豎長方形，主體有5條豎線分為六欄，形式有如書稿用書箋，頂端橫書元吉慶，版芯自右至左文字為：
啟上/爺台視今有去人/爺錢萬千佰拾/文帖到照數附與勿悮為感經留原帖以便清查/ 乾隆年月日
嘉慶年(1796-1820年)山西“復盛興”憑兌帖。 此帖是在山西晉中地區發現，是未簽發的空帖，周邊裝飾有迴紋圖案
，上端橫書復盛興，底部有“平邑南□□票板”字樣，帖芯用豎線分割為四條，自右至左文字為：
字第號憑帖到/ 號取大錢/錢帖往來誠為兩便，但使行日久，姦弊頻生，近有奸詐之徒專一假刻各錢鋪印票圖書(圖章)，或在本舖朦朧。 或在別鋪影混，稍不加意即被欺騙，是以本舖印票字跡俱有，暗記圖書均屬遠方刊刻，伏望四方君子細加辨別，免致受欺，且認帖不認人，執帖人自要小心，倘有遺失即如丟錢相同，不與本舖相干，謹此預白(事先告知明白)，不致貽誤。 /嘉慶年月日批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山西平遙“魁盛昌”憑帖，此帖形制同上，兩側圖案邊框內有“國寶通流”四字，上端有字兩行，為“平邑東街”和“魁盛昌”，帖芯三豎行文字自右至左為
歲字第捌佰玖肆號/憑票取九九錢壹仟文(指壹仟文實付玖佰玖拾文)/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十一日帖(年月下方加蓋有“魁盛昌”豎章)
上邊三件錢票(版)帖初步能看出票帖的早期演變過程，乾隆年(1736-1795年)的那件上帖，是需要填寫付款的錢舖的名稱和取錢人姓名的，這是一件具名的取款憑證，或許可以轉讓，但還不便於廣泛流通。 而 第二件嘉慶年(1796-1820年)的兌帖，第三欄大段預白文字，告許我們以下幾點，一是稱此票為“錢帖”，二是此帖是往來流通的，三是此時發行錢帖的 主要是各錢鋪，並且因行使日久，已經出現了假票，並在印刷圖記、暗記等多方面採取了防偽措施，同時申明“認帖不認人”具備了廣泛流通的條件。 而第三件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憑帖，周邊的圖案，人物裝飾更像一張貨幣，而兩側的“國寶通流”四字更是凸顯了此帖的流通性能。 至此，由票據到貨幣的轉變已基本完成。
銀 錢票帖產生之後，很快就出現了假冒的現象，前面舉例的嘉慶年“復盛興”錢帖的預白中，提到用暗記和圖書(圖章)防止假冒，在眾多銀錢票帖上，有的便用了大 段的文字做為具有防偽功能的裝飾，有的專門刻製了圖案細微複雜的防偽章，有些配備了留底券，分割前加蓋騎縫章和書寫文字以便核查等等。 我們還發現一張同治年(1862-1874年)柳林鎮(今離石市柳林縣)“萬盛長”空白錢帖一張，該帖用麻紙印製，紙張有“永都” “柳林”“萬盛長記”和中部方勝圖(兩個菱形壓角組成的吉祥圖案)水印，這是目前我見到銀錢票帖中最早使用的水印紙。
銀錢票帖產生的歷史背景
一是清代貨幣流通的狀況對銀錢票帖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清代的貨幣制度是大數用銀，小數用錢的銀錢平行本位，當時的白銀作為貨幣，形制沒有法令上的規定，完全隨各地的習慣而定，當時的秤砝不統一，同是所謂兩，各地亦是輕重不一。 銀兩的成色，自古即不如一，各地通行的寶銀(指元寶)，成色不盡相同；而銅錢的使用，雖然是國家統一規範鑄造，但由於銀錢比價的波動，清政府幾次增減制錢的重量，試圖以此來維持千文折銀一兩的比價。 結果是事與願違，反而形成了大小不同的錢幣混雜流通，再加上無法禁絕民間私鑄的劣錢，錢幣混亂的局面在清代早期就形成了。 這種貨幣的混亂局面，必然要有一種新的幣種來改變，這也就是中國東南沿海各國銀元從清初大量流入後，經過短期的實驗便大受歡迎，而且價格高於它的實價了。 產生一種優越的銀錢替代貨幣成了商民共同的需求。
由於上述種種銀錢貨幣的混亂狀況，使這些貨幣在流通中產生了許多困難。 就商業企業而言，他們在大宗交易中，多數用銀，但由於各地秤砝和銀色的不同，有時在一個城市中，除稱砝大多統一外，一些大的商號、有組織的商幫，都有自己的銀兩成色標準。 有時同一地竟達十餘種之多。 商號的小額交易仍然要使用銅錢，交易中剔除小錢就成為商舖員工的一項費時工作，也常常因此和顧客產生爭執。 對客戶而言，除去銀錢不便攜帶之外，銀兩成色上往往吃虧，流通中大量劣質錢的存在，也擔心受損失。 因此，銀錢票帖一經出現，很快就普遍流通起來。
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誠信理念，為銀錢票帖的行用提供了社會基礎。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道德規範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信義”，以“信義”為核心的儒家哲學是中國人幾千年來追求的信條。 對人講誠信，對朋友講忠義已經印刻在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中，一個人如果不講究誠信，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不僅影響到就業和謀生，就連朋友的交往、子女的婚嫁都會大有不利。 就山西商人而言，能在全國眾多的商幫中出類拔萃，就是在講究誠信上得到了一致公認。 在山西商人共同執行的一年四次結帳制度下，一家商號如果不能履行清償到期的欠賬，其結果就是本地商戶再無與其往來者，形同自行宣布倒閉。 同樣，發出銀錢票帖的單位，如果不能對持票人隨時兌現，那將是極嚴重的信用危機，不能及時補救，其結果也是倒閉。 因此，在這種環境下，百姓對銀錢票帖的信任是不容置疑的，在山西，這種信任甚至超過對國家信用的認可。 以至於從清末到民國初年，國家銀行在山西設立的網點，貨幣發行情況極差。 人們寧可相信商號的票帖也不去擁有國家銀行的紙幣。 這就形成了這些銀行在山西發出的紙幣極少，在今天的收藏界，這些銀行加蓋山西地名的紙幣，件件都是極其稀缺的珍品。
三是銀錢票帖的發行，彌補了當時中國金融業融資渠道不廣的缺陷。 中國的金融業，在清代之前僅有典當和錢店兩種，在清代中葉先後增加了賬莊、印局和票號。 這些金融機構基本沒有有效的融資功能。 雖然商號利用良好的信用，一般可以隨時融來所需的資金，但對社會閒散資金，仍缺乏像儲蓄一類的融資工具。 銀 錢票帖的發行，正好是面對社會閒散、待用資金為主要對象，票帖廣泛的流通，不論是客戶買進銀錢票帖，還是商舖以票帖代替銀錢支付給客戶，都相應的增加商舖 的資金，只要備足一定的兌付準備金，再加上所有商舖負有無限責任的中國特色，只要沒有政策的干預和大規模動亂的影響，這種融資的工具可以長久的使用下去， 這也就是為什麼早期只是金融行業發行票帖，而到道光以後就延伸到各行各業，就連一些米店、木廠、水果店也發行起票帖來了。 可以認為，後者絕不是為了解決貨幣流通中的困難去發行票帖，而主要推動力還是銀錢票帖的融資功能。
四是清政府認為銀錢票帖發行補充了銀錢的不足，從未加以限制，起到了促進作用。 中國歷史上，在士、農、工、商四民中，商人擺在末位。 金融業在中國十九世紀之前，統稱為商業。 和其它商業店舖一樣對待，除典當業需要註冊登記外，其它錢莊、印局、賬莊和票號都可以隨意設立，無需註冊或批准。 除關市徵收一定的稅收之外，官府不僅沒有管理商業的機構，也沒有相關商業管理的法規。 就連中國浩瀚的史籍方誌中，也找不到商業的條目和位置。 這也是今天研究中國商業史、金融史，史料缺乏的根源。 直到清宣統二年(1910年)，清政府才批准頒布了“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這已是上世紀初的事了。 在這之前，官方對銀錢票帖的發行，基本不加拘束。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因盛京五家錢鋪“廣出虛票”造成“不付現錢”，道光皇帝上諭，著步軍統領衙門等議禁止錢票章程，在部議中：山東巡撫經額布以為：“應順俗所尚，仍聽其便。”兩江總督陶澍說：“江省現行錢票，並無弊竇。”貴州巡撫賀長齡則“力陳錢票有利無弊”。 山西巡撫申啟賢更是詳細說明晉省錢票流通情況，直陳“錢票不能禁止”。 他在奏摺中陳述理由有：
“查民間置房買地，糶糴米粟，貿易貨物，用銀之處少，用錢之處多。其價在千文者，尚系現錢交易，若至數十千數百千以上，不特轉運維艱，且盤查短數，收剔小 錢，尤非片時所能完峻。是以江、浙、閩、廣等省行用洋錢，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省則用錢票。夫洋錢系外洋而來，每個市平七錢三分，銀色甚低，而作錢價 則等於足色紋銀，且有較紋銀昂貴之時，暗中每被折耗，因其便民，尚不能禁。今以內地舖戶之錢票，行之內地，轉行禁止，是捨其重而圖其輕，此不可行者一也。 又洋錢之不行於江北等省，未始非錢票便民為之抵制，若一旦禁絕錢票，民間向來用錢票交易者，恐難改用銀兩，若俱用現錢，則搬運查數既費周折，更恐藏錢無 多，一時轉動不及，勢必江北各省亦效江南等省行用洋錢。是從前被外洋暗中折耗者公止大江以南，而今則益以江北等到省。且因銀出外洋而銀少，因銀少而價昂， 今欲平銀價，趨之使受外洋之折耗，是漏卮更甚矣。此不可行者二也。又各省藩庫皆係徵貯銀兩，雖有鼓鑄，為數不及百分之一。近因鑄錢成本過重，每多奏請停 止，庫存制錢無多，恐民間藏錢亦未能充足。今禁止錢票，則向之收藏錢票者，皆易為現錢，即中等之家，存錢數十串不為富厚，積而至數千數万家，既存錢即在數 万串數十萬串之數。向用錢票不覺其多，今見現錢必見其少。夫銀錢有互為盈虛之道，銀少尚賴錢文流通為之接濟，若致錢文亦形短絀，商民必受其困。此不可行者 三也。……”
從上面大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銀錢票帖的發行，不僅解決了銀錢流通的不便，還抵制了洋錢的漫延，解決了庫存銀錢不足的矛盾。 民間銀錢票帖儘管不是官方批准發行，但官方是默許和支持的。 道光皇帝最後採納了“任聽其便“的意見，聽任民間銀錢票帖繼續自由流通。
十九世紀末，除一些外國在華銀行發行紙幣外，中國的國家銀行、商業銀行、各省的官錢局也在發行紙幣，進入二十世紀，各地有官方背景的銀行設立更多，紙幣發行更廣。 這些都對民間銀錢票帖形成衝擊，起初，憑藉商號良好的信譽尚可支撐，但後來經過多次的取締，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銀錢票帖就徹底退出歷史舞台了，但這些存在了兩百多年的特殊紙幣，給我們留下了不少追尋，思索的空間。
本文研究的銀錢票帖是指產生於18世紀初期，由民間金融機構、商業店鋪發行的兌票(兌換貨幣的票據)、憑帖(憑此條為據)、執照(執此為憑證)、兌換券等多種名目的，可以在市面流通的金融、商業票據，這些票據我們簡稱為票帖，它們在二百多年的歷史中，發揮著貨幣的職能。 在以往的貨幣史研究中，因其是沒有取得發行權的貨幣而被忽略。 近年來，隨著這類票帖實物不斷出現，並被錢幣收藏者關注，同時也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 近年，中國錢幣學會編輯的《中國錢幣叢書》先後編輯出版了戴建兵的《中國錢票》，王雪農、劉建民的《中國山西民間票帖》，石長友的《民國地方錢票圖錄》、《清代地方私帖圖錄》，為深入對民間銀錢票帖的研究提供了較豐富的實物資料和史料。
筆者在和王雪農先生編寫了《中國山西民間票帖》之後，對民間銀錢票帖的研究和思考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並且認為，這一課題的進一步研究，對了解在外國銀行進入中國之前的中國金融業很有幫助。 一種沒有政府背景，僅靠企業和個人信用支撐的貨幣，能生存發展二百餘年，值得我們去探討。 山西省是中國發行和使用銀錢票帖較早，使用甚為普遍的地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在研究中較多的使用了山西省的資料。
銀錢票帖產生和演進過程
目前發現的這一時期的銀錢票貼，最早的為乾隆年號(1736-1795年)的實物三件，一件是未簽發的空白帖，發行店鋪為山西五台縣日新錢鋪。 兩件為木質印版，都是在山西民間收集。 嘉慶年號(1796-1820年)共計七件，其中已簽發的錢票兩件，未簽發的的白帖兩件，木質印版三件，其中六件為山西地名或在山西收集。 所見道光至宣統(1821-1911年)達一千五百件以上，民國初年的銀錢票帖因專著較少無法統計，但是我所見各地藏友手中所存，應在五六千種之多。
這些銀錢票帖，大部分為錢帖，票面名稱有兌票、兌條(兌換金屬貨幣的便條)、執照、信票(信用票據)等。 晚期的銀錢票多稱兌換券、銀元券、銅元券等，實際上已經自封為可兌換的貨幣了。 早期的銀錢票帖，在票帖的左下角(即中國舊式文書的落款處)，見有“具”(出具)、“據”(字據)、“票”(憑證)、“帖”(條據)等，我們將這類可兌換和流通的票據定名為票帖也是由此而來。
根據早期的票帖實物觀察，我們所研究的銀錢票帖，實際是金融和商業票據演變而來的，其本質就是在本舖或指定的店鋪去支取現金的“支票”。 關於銀錢票帖的名目，道光18年(1838)山西巡撫申啟賢在奏摺《臚陳錢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錢票流通情況》中寫道：“現查晉省錢票有憑帖、兌帖、上帖名目……”。 其憑帖即本舖出票，在本舖隨時兌現的票據；兌帖是本舖出票，到指定的店鋪兌現的票據；上帖是當舖上給錢鋪或錢鋪上給錢鋪兌現的票據。 下邊舉幾例說明：
乾隆年(1736-1795年)山西“元吉慶記”上帖(木質帖版)。 票版為豎長方形，主體有5條豎線分為六欄，形式有如書稿用書箋，頂端橫書元吉慶，版芯自右至左文字為：
啟上/爺台視今有去人/爺錢萬千佰拾/文帖到照數附與勿悮為感經留原帖以便清查/ 乾隆年月日
嘉慶年(1796-1820年)山西“復盛興”憑兌帖。 此帖是在山西晉中地區發現，是未簽發的空帖，周邊裝飾有迴紋圖案
，上端橫書復盛興，底部有“平邑南□□票板”字樣，帖芯用豎線分割為四條，自右至左文字為：
字第號憑帖到/ 號取大錢/錢帖往來誠為兩便，但使行日久，姦弊頻生，近有奸詐之徒專一假刻各錢鋪印票圖書(圖章)，或在本舖朦朧。 或在別鋪影混，稍不加意即被欺騙，是以本舖印票字跡俱有，暗記圖書均屬遠方刊刻，伏望四方君子細加辨別，免致受欺，且認帖不認人，執帖人自要小心，倘有遺失即如丟錢相同，不與本舖相干，謹此預白(事先告知明白)，不致貽誤。 /嘉慶年月日批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山西平遙“魁盛昌”憑帖，此帖形制同上，兩側圖案邊框內有“國寶通流”四字，上端有字兩行，為“平邑東街”和“魁盛昌”，帖芯三豎行文字自右至左為
歲字第捌佰玖肆號/憑票取九九錢壹仟文(指壹仟文實付玖佰玖拾文)/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十一日帖(年月下方加蓋有“魁盛昌”豎章)
上邊三件錢票(版)帖初步能看出票帖的早期演變過程，乾隆年(1736-1795年)的那件上帖，是需要填寫付款的錢舖的名稱和取錢人姓名的，這是一件具名的取款憑證，或許可以轉讓，但還不便於廣泛流通。 而 第二件嘉慶年(1796-1820年)的兌帖，第三欄大段預白文字，告許我們以下幾點，一是稱此票為“錢帖”，二是此帖是往來流通的，三是此時發行錢帖的 主要是各錢鋪，並且因行使日久，已經出現了假票，並在印刷圖記、暗記等多方面採取了防偽措施，同時申明“認帖不認人”具備了廣泛流通的條件。 而第三件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憑帖，周邊的圖案，人物裝飾更像一張貨幣，而兩側的“國寶通流”四字更是凸顯了此帖的流通性能。 至此，由票據到貨幣的轉變已基本完成。
銀 錢票帖產生之後，很快就出現了假冒的現象，前面舉例的嘉慶年“復盛興”錢帖的預白中，提到用暗記和圖書(圖章)防止假冒，在眾多銀錢票帖上，有的便用了大 段的文字做為具有防偽功能的裝飾，有的專門刻製了圖案細微複雜的防偽章，有些配備了留底券，分割前加蓋騎縫章和書寫文字以便核查等等。 我們還發現一張同治年(1862-1874年)柳林鎮(今離石市柳林縣)“萬盛長”空白錢帖一張，該帖用麻紙印製，紙張有“永都” “柳林”“萬盛長記”和中部方勝圖(兩個菱形壓角組成的吉祥圖案)水印，這是目前我見到銀錢票帖中最早使用的水印紙。
銀錢票帖產生的歷史背景
一是清代貨幣流通的狀況對銀錢票帖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清代的貨幣制度是大數用銀，小數用錢的銀錢平行本位，當時的白銀作為貨幣，形制沒有法令上的規定，完全隨各地的習慣而定，當時的秤砝不統一，同是所謂兩，各地亦是輕重不一。 銀兩的成色，自古即不如一，各地通行的寶銀(指元寶)，成色不盡相同；而銅錢的使用，雖然是國家統一規範鑄造，但由於銀錢比價的波動，清政府幾次增減制錢的重量，試圖以此來維持千文折銀一兩的比價。 結果是事與願違，反而形成了大小不同的錢幣混雜流通，再加上無法禁絕民間私鑄的劣錢，錢幣混亂的局面在清代早期就形成了。 這種貨幣的混亂局面，必然要有一種新的幣種來改變，這也就是中國東南沿海各國銀元從清初大量流入後，經過短期的實驗便大受歡迎，而且價格高於它的實價了。 產生一種優越的銀錢替代貨幣成了商民共同的需求。
由於上述種種銀錢貨幣的混亂狀況，使這些貨幣在流通中產生了許多困難。 就商業企業而言，他們在大宗交易中，多數用銀，但由於各地秤砝和銀色的不同，有時在一個城市中，除稱砝大多統一外，一些大的商號、有組織的商幫，都有自己的銀兩成色標準。 有時同一地竟達十餘種之多。 商號的小額交易仍然要使用銅錢，交易中剔除小錢就成為商舖員工的一項費時工作，也常常因此和顧客產生爭執。 對客戶而言，除去銀錢不便攜帶之外，銀兩成色上往往吃虧，流通中大量劣質錢的存在，也擔心受損失。 因此，銀錢票帖一經出現，很快就普遍流通起來。
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誠信理念，為銀錢票帖的行用提供了社會基礎。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道德規範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信義”，以“信義”為核心的儒家哲學是中國人幾千年來追求的信條。 對人講誠信，對朋友講忠義已經印刻在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中，一個人如果不講究誠信，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不僅影響到就業和謀生，就連朋友的交往、子女的婚嫁都會大有不利。 就山西商人而言，能在全國眾多的商幫中出類拔萃，就是在講究誠信上得到了一致公認。 在山西商人共同執行的一年四次結帳制度下，一家商號如果不能履行清償到期的欠賬，其結果就是本地商戶再無與其往來者，形同自行宣布倒閉。 同樣，發出銀錢票帖的單位，如果不能對持票人隨時兌現，那將是極嚴重的信用危機，不能及時補救，其結果也是倒閉。 因此，在這種環境下，百姓對銀錢票帖的信任是不容置疑的，在山西，這種信任甚至超過對國家信用的認可。 以至於從清末到民國初年，國家銀行在山西設立的網點，貨幣發行情況極差。 人們寧可相信商號的票帖也不去擁有國家銀行的紙幣。 這就形成了這些銀行在山西發出的紙幣極少，在今天的收藏界，這些銀行加蓋山西地名的紙幣，件件都是極其稀缺的珍品。
三是銀錢票帖的發行，彌補了當時中國金融業融資渠道不廣的缺陷。 中國的金融業，在清代之前僅有典當和錢店兩種，在清代中葉先後增加了賬莊、印局和票號。 這些金融機構基本沒有有效的融資功能。 雖然商號利用良好的信用，一般可以隨時融來所需的資金，但對社會閒散資金，仍缺乏像儲蓄一類的融資工具。 銀 錢票帖的發行，正好是面對社會閒散、待用資金為主要對象，票帖廣泛的流通，不論是客戶買進銀錢票帖，還是商舖以票帖代替銀錢支付給客戶，都相應的增加商舖 的資金，只要備足一定的兌付準備金，再加上所有商舖負有無限責任的中國特色，只要沒有政策的干預和大規模動亂的影響，這種融資的工具可以長久的使用下去， 這也就是為什麼早期只是金融行業發行票帖，而到道光以後就延伸到各行各業，就連一些米店、木廠、水果店也發行起票帖來了。 可以認為，後者絕不是為了解決貨幣流通中的困難去發行票帖，而主要推動力還是銀錢票帖的融資功能。
四是清政府認為銀錢票帖發行補充了銀錢的不足，從未加以限制，起到了促進作用。 中國歷史上，在士、農、工、商四民中，商人擺在末位。 金融業在中國十九世紀之前，統稱為商業。 和其它商業店舖一樣對待，除典當業需要註冊登記外，其它錢莊、印局、賬莊和票號都可以隨意設立，無需註冊或批准。 除關市徵收一定的稅收之外，官府不僅沒有管理商業的機構，也沒有相關商業管理的法規。 就連中國浩瀚的史籍方誌中，也找不到商業的條目和位置。 這也是今天研究中國商業史、金融史，史料缺乏的根源。 直到清宣統二年(1910年)，清政府才批准頒布了“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這已是上世紀初的事了。 在這之前，官方對銀錢票帖的發行，基本不加拘束。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因盛京五家錢鋪“廣出虛票”造成“不付現錢”，道光皇帝上諭，著步軍統領衙門等議禁止錢票章程，在部議中：山東巡撫經額布以為：“應順俗所尚，仍聽其便。”兩江總督陶澍說：“江省現行錢票，並無弊竇。”貴州巡撫賀長齡則“力陳錢票有利無弊”。 山西巡撫申啟賢更是詳細說明晉省錢票流通情況，直陳“錢票不能禁止”。 他在奏摺中陳述理由有：
“查民間置房買地，糶糴米粟，貿易貨物，用銀之處少，用錢之處多。其價在千文者，尚系現錢交易，若至數十千數百千以上，不特轉運維艱，且盤查短數，收剔小 錢，尤非片時所能完峻。是以江、浙、閩、廣等省行用洋錢，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省則用錢票。夫洋錢系外洋而來，每個市平七錢三分，銀色甚低，而作錢價 則等於足色紋銀，且有較紋銀昂貴之時，暗中每被折耗，因其便民，尚不能禁。今以內地舖戶之錢票，行之內地，轉行禁止，是捨其重而圖其輕，此不可行者一也。 又洋錢之不行於江北等省，未始非錢票便民為之抵制，若一旦禁絕錢票，民間向來用錢票交易者，恐難改用銀兩，若俱用現錢，則搬運查數既費周折，更恐藏錢無 多，一時轉動不及，勢必江北各省亦效江南等省行用洋錢。是從前被外洋暗中折耗者公止大江以南，而今則益以江北等到省。且因銀出外洋而銀少，因銀少而價昂， 今欲平銀價，趨之使受外洋之折耗，是漏卮更甚矣。此不可行者二也。又各省藩庫皆係徵貯銀兩，雖有鼓鑄，為數不及百分之一。近因鑄錢成本過重，每多奏請停 止，庫存制錢無多，恐民間藏錢亦未能充足。今禁止錢票，則向之收藏錢票者，皆易為現錢，即中等之家，存錢數十串不為富厚，積而至數千數万家，既存錢即在數 万串數十萬串之數。向用錢票不覺其多，今見現錢必見其少。夫銀錢有互為盈虛之道，銀少尚賴錢文流通為之接濟，若致錢文亦形短絀，商民必受其困。此不可行者 三也。……”
從上面大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銀錢票帖的發行，不僅解決了銀錢流通的不便，還抵制了洋錢的漫延，解決了庫存銀錢不足的矛盾。 民間銀錢票帖儘管不是官方批准發行，但官方是默許和支持的。 道光皇帝最後採納了“任聽其便“的意見，聽任民間銀錢票帖繼續自由流通。
十九世紀末，除一些外國在華銀行發行紙幣外，中國的國家銀行、商業銀行、各省的官錢局也在發行紙幣，進入二十世紀，各地有官方背景的銀行設立更多，紙幣發行更廣。 這些都對民間銀錢票帖形成衝擊，起初，憑藉商號良好的信譽尚可支撐，但後來經過多次的取締，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銀錢票帖就徹底退出歷史舞台了，但這些存在了兩百多年的特殊紙幣，給我們留下了不少追尋，思索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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