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1日 星期六

海內青銅器三寶之大盂鼎鑑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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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大盂鼎大盂鼎銘文大盂鼎銘文
大盂鼎,又稱廿三祀盂鼎。 通高1021mm;口徑784mm;腹深490mm;重153.5kg,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其形制為:立耳;深垂腹,腹上部飾曲折角獸面紋;足上部飾外卷角獸面紋、出脊,足下部略呈蹄形。 鼎內鑄有銘文19行,共291字。 銘文分為兩個部分,分別記載了周康王對貴族盂的訓誥和賞賜。 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大盂鼎造於西周周康王時期,是西周早期青銅禮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時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與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 此器也為商代流行的觚爵酒器組合過渡到西周流行的鼎簋鬲組合作了應證,表明當時社會風俗正經歷著重大變革。
鼎高一百點八厘米,口徑七十八點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點三公斤,鼎身為立耳、圓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飾以饕餮紋帶,三足上飾以獸面紋,並飾以扉棱,下加兩道弦紋,使整個造型顯得雄偉凝重,威儀萬端,內壁有銘文二百九十一字,內容大致可分為三段:
第一部份用較多文字說明商人縱酒是周興起和商滅亡的原因,讚揚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 表示康王(武王的孫子)自己要以文王為典範,告誡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樣。
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幫助他掌管軍事和統治人民,並且賞賜給盂香酒、禮服、車馬、儀仗和奴隸1726個,並叮囑盂要恭敬辦政,莫違王命。
第三部分說明盂作此寶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詳細內容:(銘文291字,內容酷似《商書。酒誥》,記載了某二十三年九月,康王在宗周訓誥盂。)
二十三年九月,康王在宗周訓誥盂。 他追述文王接受天命,武王繼承文王的事業,建立周邦,廣有天下,長治民眾。 理政時,不敢耽樂於酒;祭禮時,不敢借酒肇事。 所以天帝願畏庇先王,遍有天下。 他聽說商朝之所以墜喪天命的原因是殷朝從遠方的諸侯到朝廷的大小官員都耽湎於酒,以致靠控軍隊,喪盡民心。 指出周立國的經驗和殷失國的教訓。 康王說自己願效法、禀承文王的政令和德行,令盂來輔佐他,要盂諧調綱紀,早晚入諫,認真祭祀,奔走於王事,敬畏天威。 康王命盂效法盂的嫡祖南公,輔佐他主管軍隊,勤勉及時地處理獄訟案件,日夜輔佐他統治天下,以便能遵從善德而領受先王賜自上帝的人民和疆土(授民授疆土)。 賜給盂祭神的香酒一卣,祭祀用的禮冠禮服、蔽膝、鞋履,以及車馬;賜給盂嫡祖南公的旗幟,用以畋獵;賜給盂邦國的官員四名,人鬲至車禦至步卒六百五十九名;賜給盂異族的五臣十三名,人鬲一各零五十名。 他要盂不違棄他的誥誡。 於是盂頌揚王的賞賜,並製作祭祀嫡祖南公的寶鼎。
大盂鼎銘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與臣屬關係的重要史料,一向為史學家所重視。 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佈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 開《張遷碑》、《龍門造像》之先河。 以書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時代當據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
相傳此鼎於清道光間在陝西眉縣禮村出土,岐山首富宋金鑑把銅鼎買下,因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矚目,鼎很快被岐山縣令周庚盛佔有,他把鼎轉賣到北京的古董商人。 宋金鑑在考中翰林後出價3000兩白銀又購得了寶鼎,在他去世後,後代以700兩白銀買給陝甘總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恆,袁深知左宗棠酷愛文玩,得寶鼎後不敢專美,旋即將大盂鼎獻給上司以表孝心。 左宗棠在發跡前曾為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軍務。 雖非顯貴,也頗得春風。 加之自視極高,恃才傲物。 不免為人所陰嫉。 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總兵樊燮讒言所傷,遭朝廷議罪。 幸得時任侍讀學士的潘祖蔭援手,上奏咸豐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點,上下疏通,左才獲脫免。 潘乃當時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後遂以相贈,以謝當年搭救之恩。 此後,大盂鼎一直為潘氏所珍藏。 雖然也時而有人覬覦此鼎,但必竟潘氏位高權重,足可保全大鼎無虞。 至潘祖蔭故,其弟潘祖年將大盂鼎連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從北京運回蘇州老家。 大鼎作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彌顯珍貴,堪為傳家之寶,不輕示人。 光緒之末,金石大家端方任兩江總督。 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據大盂鼎為己有。 均為祖年所拒。 但端方之欲始終為潘家所患。 直至辛亥年,革命暴發,端方被殺。 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過端方之難。
民國初年,曾有美籍人士專程來華找潘氏商談求讓大鼎,出價達數百兩黃金之巨。 但終為潘家所回絕。 三十年代中葉,國民黨當局在蘇州新建一幢大樓。 黨國大員忽發奇想,要在大樓落成後以紀念為名辦一展覽會,邀潘家以大鼎參展。 以圖無限期佔有大鼎。 然此拙劣伎倆為潘氏識破,婉言拒絕了參展。
1937年日軍侵華,蘇州很快淪陷。 國將不國,人命難保。 此時,潘祖年已作古。 潘家無當戶之人,皆婦孺。 英雄出少年,當此危難之時,潘祖蔭的侄孫承厚、景鄭等商定將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 經反复遴選,決定將寶物藏於二進院落的堂屋。 這是一間久無人居的閑房,積塵很厚,不會引人注目。 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幹兩天兩​​夜才將全部寶物入藏地下。 又將室內恢復成原樣。 整個過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兩個傭工和一個看門人參與其中,均被反复叮囑要嚴守秘密。 此後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亂。 潘宅一時竟成了日軍搜查的重點。 經過反复的搜查並挖地三尺均無所見,日軍也只得作罷。 日軍佔領期間,潘家的看門人曾幾次盜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賣給洪姓古董商人。 但大鼎過於沉重,無法搬動,得以倖免。
光陰荏苒,在歷經十餘年戰亂之後,中國解放了。 潘家後人見人民政府極為重視對文物的保護,認為只有這樣的政府才可託付先人的珍藏。 全家商議後,由潘祖蔭的孫媳潘達於執筆,於1951年7月6日寫信給華東文化部,希望將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獻給國家。 同時也希望將兩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館展出。 7月26日,文管會派專員在潘家後人的陪同下赴蘇州,大鼎得以重見天日。 為表彰潘達於的獻寶壯舉,華東文化部於10月9日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儀式。
上海博物館於1952年開館,廣大民眾從此可以自由地欣賞曾經秘藏於深宅,不予示人的國之瑰寶的風采。 至1959年,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現為中國國家博物館)開館,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館藏珍品支援。 從此大盂鼎入藏中國歷史博物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