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寶石藍釉天球瓶H49
說明:天球瓶創燒於明代永樂時期,乃明初受西亞文化影響而燒造的瓷器。 流行於清代雍正、乾隆時期,是宮廷最為名貴的陳設用瓷之一。 天球瓶的基本形制為圓口、直頸、球腹、內臥圈足。 而乾隆時期的器形特徵為:頸部修長,腹部碩圓,尤其是長頸和腹部結合部的弧線優美圓潤。 此作器形端正碩大,飽滿圓潤,胎質厚實,通體滿施藍釉,色澤純正可與藍寶石相媲美,故稱寶石藍釉,沉靜而明快的氣質將皇家之氣表露無疑,彰顯了乾隆一朝燒製大件瓷器藝術品的非凡成就。 高溫藍釉是古代顏色釉瓷的一種。 藍釉中摻入適量鈷料作著色劑,生坯施釉高溫燒製而成。 元代景鎮窯始燒,明代藍釉又稱為“霽藍”、“霽青”、“祭藍”等,據《大明會典》載,自嘉靖九年(1530年)起,四郊各陵瓷器皆用“圜丘青色”,即祭天用藍釉器。
參閱:《孫瀛洲的陶瓷世界》,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頁267,圖165
清嘉慶五彩龍鳳紋碗D15
款識:“大清嘉慶年制”。 本朝,官窯。 說明:五彩龍鳳紋碗為清代官窯經典品種,始創於康熙朝,每朝必燒,造型、紋樣基本保持不變。 此品種道光、光緒年制的市場上較為常見,康熙、乾隆年制的偶有遇見。 嘉慶年制的甚是稀有。 所以倍受藏家青睞,先後為三位收藏家收藏,流傳有序。 該碗敞口,弧形深腹,圈足。 器形端莊秀雅,胎薄而細膩,瑩白如玉,釉面清亮柔和。 碗內外以五彩繪飾圖案,碗內口沿以青花雙圈為飾,碗心青花雙圈內以礬紅繪行龍趕珠紋,龍身周圍環繞綠色火焰,與龍身色彩對比強烈,極盡威猛之勢。 碗外壁口沿繪八吉祥紋,間飾青花、紅、綠三彩如意紋。 腹部主題紋飾為兩組龍鳳穿花戲珠紋,寓意“龍鳳呈祥”。 間以火雲紋及纏枝花卉紋填飾,紋飾描繪精細,施彩艷麗。 圈足上以青花繪雙圈,更顯挺拔之勢。 足底青花書“大清嘉慶年制”六字三行篆書款。 品質上乘,堪為嘉慶官窯的典範之作。 五彩瓷器自元代創燒以來,到明清時期有了長足的發展,是明清時期重要的彩瓷品種。 五彩具有明朗特色,獨樹一幟,迄今仍是景德鎮製瓷的精華。 名為“古彩”,永放光輝。
今天海外市場對五彩瓷較為追棒,國內市場上則很難見到精品。 看來,國內市場對於五彩瓷價值與海外市場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正是國內藏家購買的好機會。
來源:慎德堂收藏。
清康熙青花五月石榴花御題詩文花神杯H5
款識:“大清康熙年制”。 本朝,官窯。 說明:花神杯為康熙年間御窯廠燒製的成套時令酒具,只以五彩和青花兩類工藝燒造,素雅脫俗。 每套共有十二隻,代表著不同的月份,每月均配以一種月令花卉,分別繪:正月水仙,二月玉蘭,三月桃花,四月牡丹,五月石榴,六月荷花,七月蘭花,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芙蓉,十一月月季花,十二月梅花。 其旁各題五言、七言詩句,末鈐“賞”字篆文印,素來被譽為康熙朝瓷器珍品。 本品即屬青花十二花神杯之一,為五月石榴花,其壁薄如紙,釉潤似玉,設色雅麗。 外壁以青花繪一樹盛開的石榴花,其旁題月令詩句節選自唐朝大臣、史學家孫逖的同和詠樓前海石榴二首,曰“露色珠簾映,香風粉壁遮”,末鈐“賞”字篆文印。 其圖案裝飾體現出詩畫並茂的意境,不愧為康熙時期青花瓷器中頗具代表性的玲瓏小品。 故而《陶雅》有贊:“康熙十二月花卉酒杯,一杯一花,有青花、有五彩,質地甚薄,銖兩自輕。……若欲湊合十二月之花,誠戛戛乎其難。青花價值,且亦不甚相懸也”。
清乾隆豆青釉粉彩竹節形壁瓶H15
款識:“大清乾隆年制”。 本朝,官窯。 說明:壁瓶,為諸多瓶式的一種,以掛於壁面而名,又稱“轎瓶”、掛瓶。 器型為常見花瓶、 尊等豎部的一半,靠壁一面平坦有孔,以利於懸掛於牆壁上,做家居裝飾之用。 據耿寶昌《明清瓷器鑑定》記載,壁瓶造型最早出現在明代萬曆時期。 它可掛在牆上或床內的柱子上,其器型多樣,有葫蘆式、半圓式、蓮花口式、瓜棱式等,尺寸也有大小之分,所繪圖案有龍紋、高士、八仙、松竹梅、鬥雞、蘆雁、折枝花果、雉雞牡丹等。 深受文人之喜愛。
對壁瓶的評價,康熙時期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曾記載過在床內懸掛壁瓶。 其實這種方式是明代文士想出來的。 《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二一五中《床榻部彙考》的資料引自明朝高濂的《遵生八牋》。 《遵生八牋》成書於萬曆十九年,正是藝文鼎盛之際。
高 濂曾介紹雲:“二宜床,式如常制涼床,少闊一尺是五寸。方柱四立,覆頂當做成一扇闊板,不令有縫。三面矯屏,高一尺二寸。作欄以布漆畫梅或蔥粉瀝金亦可。 下用密穿棕簟。夏月,內張無漏帳,四通涼風,使屏少護汗體,且蚊蚋蟲蟻,無隙可入。冬月,三面並前頭作木格七扇,糊以布骨紙面。先分格數鑿孔,俟裝紙格, 以御寒氣。更以冬帳閉之。帳中懸一鑚空葫蘆,口上用木車頂蓋,鑚眼插香入葫蘆中。俾香氣四出,床內後柱上釘銅鉤,二用掛壁瓶,四時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滿 床,臥之神爽意快,冬夏兩可,名日二宜。較彼雕鑾淘嵌,金碧輝映者,覺此可久。直到清末民初,還有人保有這個習慣。可見文人對於壁瓶的喜愛。。
到了清代。 壁瓶更是深受乾隆皇帝的喜愛。 乾隆時期這種轎瓶稱為掛瓶。 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內總共有七首詠掛瓶詩。 從這幾首詩的內容看來,乾隆曾於巡狩及謁祖陵的途中,採摘鮮花插貯於車轎內所懸的掛瓶中,沿途欣賞以慰寂寥。
“無礙風塵遠路,載將齊魯芳春。本是大邑雅制,卻為武帳嘉賓,宿雨朝煙與潤,山華野卉常新。每具過不留意,似解無能所因。”《御製詩二集》,卷三,頁六《詠掛瓶》。 這首詩是在乾隆帝赴山東並至泰山祀岱宗的途中所作的。 乾隆帝寫下這首詩後,就被恭錄於新制的轎瓶上。 台北故宮就有一對乾隆窯的祭青描金葫蘆式轎瓶,就描寫了這首御製詩,葫蘆的上半部開光內繪的是菊花。 《詠掛瓶》詩:“靜歷黃圖紫塞,飽參秋卉春葩,貯就常看不謝,參處偏宜半斜。豈慮勾蜂引蝶,只凝浥露蒸霞,文殊昨示妙諦,紛雨優缽羅花。《御製詩二集》, 卷十六頁五。乾隆帝曾裝扮遇文殊菩薩,畫家為其寫真圖影。這首詩依前後的詩作《再題普佑寺壁》、《曲陽縣望香巖閣》及《聞京師得雨誌喜》等看來,很可能於 赴河北巡狩或進香途中所作
清秋野卉紛榮謝,不知其名愛其奼。 迎風粲粲笑靨開,晞陽湛湛露珠化,我非騷人亦搴芳,掛瓶貯之氈帷舍,渾似春園桃李朝,那知雁塞星霜夜,只少琵琶一曲彈,玉鞍槓頰明妃嫁。 《詠掛瓶中花》,《御製詩初集》卷十七頁六。 這首詩是是乾隆帝有一次謁祖陵,至敖澤一帶捕魚騎射時所作的,依前俊詩作看來,時值秋天。 不過,詩句中的“氈帷舍”是指車輦還是行帳,就不得而知。 又有一首《掛瓶菊疊舊作韻》更形容的透徹。 “攜來清苑秋色——沿途無菊,至保定始見盆植者,折數枝插瓶中。會得江州孟嘉,不畏渓邊雪冷,何妨帳外霜華,無言花姿葉態,隨意黃正紫斜,含毫似難揣稱,焰垂蠟燭紅紗。”見《御製詩初集》卷三六,頁十七。 此詩作於西巡之時,
乾隆時期,唐英全權受命總理廠窯,在雍正時期已取得成績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製瓷工藝技術水平達到歷史頂峰,創新作品不斷湧現,形成乾隆時期所獨具的瓷器造型和藝術風格。 仿生瓷就是其中之一,本件拍品,仿竹壁瓶代表了唐英製瓷的革新最高水平。 彌足珍貴。
著錄:蘇富比香港2005年10月23日。
清乾隆黃地綠彩龍紋花口盤(一對) D13X2
款識:“大清乾隆年制”。 本朝,官窯。 說明:撇口,口呈菊瓣形,淺弧腹,圈足。 胎體輕薄,造型小巧。 盤口沿及里心一周以青花料勾邊,在黃釉下呈紫黑色,通體紋飾先於胎體之上暗刻線條,再施黃綠彩裝飾而成。 盤心繪正龍戲珠,內外壁飾以雙龍於花枝之間追逐火珠。 釉面溫潤光滑。 胎體濕潤如玉。 畫工紋飾精細。 流暢生動瀟灑率意。 表現栩栩如生。 瓷質細膩。 胎體修正規矩。 圈足底內施白釉,中書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書款。 黃地綠彩創燒於明永樂時期,一直延續燒造至清末,是明清兩代御窯廠的傳統品種,其器形多以碗、盤等日用器皿為主。 據《清檔》中記載,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黃地綠龍葵瓣四寸碟一件,傳旨:……黃地綠龍葵瓣四寸碟上龍發綠釉水不清楚,碟外畫行龍……”則此類款式器物,係由乾隆皇帝親自下旨更改,設計而成。 而據《國朝宮史》中記載,此種黃地綠彩器為貴妃所用,檔次高貴。 本品胎釉俱佳,色彩純正,時代特徵鮮明。 且為成對流傳,十分難得。
清雍正黃地綠彩刻寶相花紋碟(一對)D11
款識:“大清雍正年制”。 本朝,官窯。 說明:碟口微撇,弧壁,圈足。 內施黃釉。 外壁黃釉地上均勻裝飾六朵綠彩寶相花,圖案先在釉下經錐拱而成。 圈足內施白釉,底足青花雙圈內署“大清雍正年制”六字雙行楷書款。 寶相花是我國傳統吉祥紋飾,
又稱“寶仙花”、“寶花花”。 曾盛行於隋唐時期。 寓有“寶”、“仙”之意。
在中國古陶瓷史上各朝黃釉的釉色以明朝弘治黃釉超群出眾,其黃色嬌嫩,如雞油一般;釉面光亮,似一泓清水,故得美稱“嬌黃”、“雞油黃”。
雍 正十三年,御窯廠督陶官唐英作《陶成紀事碑》,載“廠內所造各種釉水(色)、款項甚多不能備,茲舉其仿古採今宜於大小盤、碗、盅、碟、瓶……歲例供御者五 十七種,……一仿澆黃、澆綠錐花器皿。”所謂“仿澆黃”即是仿明弘治“嬌黃”,仿古繼承;而“澆綠錐花”即是刻花上施色調嬌豔的綠彩,清新俊雅,體現創新 之意。
雍正朝此品種存世甚少。 北京故宮博物院僅見康熙、乾隆類似藏品,寶相花紋飾但非雍正“澆綠”;有一雍正“澆黃、澆綠錐花盤”是海水浪花紋飾,且是內白外黃地綠彩。
曾見“敏求精舍”、香港藝術館1992年展覽出版藏品第147號,尺寸稍大但也僅是一隻。 “敏求精舍”於1960年組建,會友均為社會棟樑之材,又為收藏屆知名人士。 如樂在軒,北山堂,萱暉堂,暫得樓,天民樓,關善明,徐展堂,麥雅理,攻玉山房等等。 藏品等級高,影響大,享譽世界。
本藏品成對,來源佳士得紐約拍賣,極為珍貴。
來源:佳士得紐約拍賣第SALE2726 / LOT1359號。
參考:1.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雜釉彩? 素三彩》P111、P123、P137。
2.《清朝瑰寶》(“敏求精舍”、香港藝術館1992年展覽編輯)P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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