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饕餮紋雙羊尊高43.2厘米英國大英博物館
西周早期夔神雙雞鼓高82厘米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
東周饕餮紋壺（對）高48.3厘米英國大英博物館
朱珞丹
中國古代青銅藝術是中國燦爛的文化遺產，對中華民族藝術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 皿方罍回歸，引發了公眾對青銅器的關注和疑惑：中國青銅器為何由外國市場定價？ 中國拍賣行業協會藝術品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劉幼錚先生有自己的見解。 劉幼錚是青銅器專家，也從事過文物經營。
從金石到考古學
“探求夏、商、週三代歷史，必然依靠甲骨和青銅器。”劉幼錚介紹。 歷代學者很重視金石，在鑑定、考釋等方面多有建樹，以證經補史，並發展出了古代考古學——金石學。
“金石學濫觴於戰漢，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演進，兩宋臻於極盛。”劉幼錚說，“宋代金石研究是中國金石研究的第一個高峰。”當代金石目錄學家容媛《金石書目錄》載，宋代金石學者22人，著作30種；清代學者李遇孫《金石學錄》收錄61人，楊殿珣《宋代金石佚書目》列出只知書名的佚書達89種。 這些著作，有著錄、摹寫、考釋和評述四種。 歐陽修編著的《集古錄》、呂大臨編著的《考古圖》、王黼等奉敕編撰的《宣和博古圖》、趙明誠和李清照夫婦的《金石錄》、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趙希鵠的《洞天清祿集》等著作，奠定了金石學的基礎。
元明時期金石研究衰弱，清代復起為一代顯學。 若說宋代金石研究有開創之功，清代則有集大成之果，與宋代雙峰並立。 特別是乾隆以後，考據學(樸學)迅速發展，金石學步入鼎盛期，容媛《金石書目錄》收錄現存金石書自宋至清乾隆前的700餘年間67種，而乾隆後的著作906種。清代學者精於鑑別，考證嚴謹，研究範圍廣泛，收藏資料豐富，考釋水平大為提高。 金石著作也創造了分代、通纂、概論、述史、書目等形式。 吳式芬《捃古錄》、孫星衍《京畿金石考》、王昶《金石萃編》及清乾隆帝敕撰的“西清四鑑”(梁詩正等編纂的《西清古鑑》、王杰等編纂的《西清續鑑甲編》《西清續鑑乙編》及《寧壽鑑古》)是金石學的經典之作。 道光年間，江蘇鎮江焦山寺僧達受(字六舟)創青銅器全形拓，將青銅器全形拓與繪畫藝術結合的藝術形式一度盛行。 在照相技術發明和引入中國前，全形拓技術助推了青銅器研究和傳播。
清末及民國時期，考據學進一步發展，現代考古學也引入了中國，青銅器研究熱持續，王國維、於省吾、唐蘭等是知名青銅器研究學者。 王國維《觀堂集林》、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名原》、羅振玉《殷墟書契》《殷墟書契菁華》《三代吉金文存》等均是重要著作。 “郭沫若利用考古學的譜系學和類型學方法進行研究，編著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開闢了青銅器分期與斷代的新領域，奠定中國夏商週考古學的基礎。容庚的《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對青銅器科學分類，並進行系統的理論闡釋。”劉幼錚說。
新中國成立後，在蘇秉琦、夏鼐等學者努力建構了中國考古學。 伴隨大規模的基本建設，考古新發現不斷面世，促進了青銅器研究，尤其是確認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 鄒衡、俞偉超、林澐是這一時期的重要青銅器研究者。 通過對青銅器的研究，豐富了人們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認知。
海外也不乏中國青銅器研究大家，如樋口隆康、林巳奈夫是日本著名青銅器專家，林巳奈夫利用現代考古學的類型學理論，分析銅器、玉器，與甲骨、金文及中國古代文獻相互參證，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研究的短板
金石字畫，青銅器在傳統收藏序列中居首。
美國考古學家張光直說：“青銅器是權力的象徵”。 由於國人崇尚權力，青銅器被視為“國之重器”。 劉幼錚解釋：“皿方罍即是典型的例證。它身上散發出一種威嚴和權力的光環。同時，青銅器體現某一國家、諸侯國或民族文化的特質。皿方罍為商朝晚期安陽一帶鑄造，造型表現出與週族青銅器不一樣的文化元素和圖騰崇拜，包涵了皿族自己的文化歸屬，彰顯出獨特的國家、宗族文化的符號。”歷史上的青銅器研究，也一直存在權力化和神秘化的現象。
回顧青銅器研究歷史，我們發現，國人對青銅器的認知有所缺失，近年似陷入“瓶頸”，主要表現在缺乏新觀點和學術引領者。
在劉幼錚看來，“輯錄、考證、源流及分期、斷代和考釋是必要的。遺憾的是，工藝和藝術及禮儀鮮有涉及，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工藝反映的是生產力水準，藝術、禮儀則折射了審美和價值取向，是人的精神世界。”
之所以如此，除文化底蘊和人才問題外，還有體制因素。 博物館、考古所的管理體制，使考古資料難以實現共享。 另外，中國博物館管理模式承自蘇聯，徵集、保管、陳列橫向切割，各司其職，不利於研究。 32年前，劉幼錚任職天津歷史博物館時，曾想嘗試改為縱向的英國模式，惜因故未果。
定價權的背後是文化
這兩年，青銅器市場有了歷史性變化，即中國人成為主導力量。 然而，中國青銅器的定價權和話語權依舊在國外。
在劉幼錚看來，這是市場和鑑賞水平決定的。
“文化是評價一切收藏品的先決條件，任何商業行為也都要在文化價值的基礎上運行，匹配得好才能成功”。 青銅器向為皇室和貴族收藏群體的寵兒，民國時期才為民間收藏者關注。 新中國成立後，受政策影響，青銅器流通受限，收藏群體基本停頓在民國時期的基礎上。 “隨著老一代藏家的故去，新一代藏家沒有及時跟進，造成了歷史性的空白期。當然，說到底是文化準備不足。”
20世紀初(或更早些)至上世紀中葉，西方興起中國青銅器研究和收藏熱，以英國為首的收藏群體在全世界搜羅，中國青銅器大量流失海外，成為倫敦、巴黎、紐約等藝術品交易中心的重要交易對象。 至今，日本的坂本五郎、比利時的吉塞爾、英國的埃斯卡納齊等都國際市場有影響力的中國青銅器經銷商，經常舉辦相關展覽和出版著作，提升其經手的青銅器價值。 2012年7月，原倫敦大學亞非研究中心主任汪濤博士空降國際拍賣巨頭蘇富比，擔任高級副總裁兼中國工藝部主管，他策劃多場傳世商周青銅器拍賣，並提供了專業資料和研究結論，推動了國際青銅器市場升溫。
中國自古“士農工商”“農本商末”，文人恥談市場。 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市場仍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文物市場尤其如此。”這導致了兩個極端：學術研究成果的束之高閣，交易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輕視文化價值。 “媒體和公眾都關注皿方罍的交易價格，而無人關注和探究其文化內含。”
馬克思說過：“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能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而某種程度上，市場功能的缺失，扭曲了文物交易價格，形成了海內外價格的剪刀差，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是盜墓猖獗之時。 犯罪團伙通過盜掘、運輸、銷售的國際化運作，使得大量珍貴青銅器流失海外，學術損失無可彌補。 1994年初的“侯百萬”“郭千萬”案，揭露了危害山西侯馬地區十年之久的侯林山和郭秉霖兩大文物犯罪集團大肆盜掘晉侯墓地。 2008年初的杜敏“青銅帝國”案也為害十年，嚴重破壞了安徽壽縣古倉陵城遺址、山東小邾國國君顏友墓葬和河南鄴縣許令公墓等古文化遺址。
鑑賞水平不僅僅是學術研究水平的體現。 “外國的中國青銅器研究水平並不高於中國，甚至低於中國。但外國的美學教育普及率和水平高，且收藏有傳承。”
“文化藝術品的本質是文化，離開了'文化'兩個字的流通、鑑賞、收藏都是盲目的。因青銅器研究和鑑賞能力的缺失，目前，中國青銅器收藏狀況並不樂觀，大量的仿製品、贗品充斥市場，危害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這是一種社會現象。要解決這個問題，任重道遠。”
1 商饕餮紋雙羊尊高43.2厘米英國大英博物館
2 西周早期夔神雙雞鼓高82厘米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
3 東周饕餮紋壺(對) 高48.3厘米英國大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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