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管理錢幣用的權錢

 蘇州日報 

圖1 圖2 圖3

自漢初高祖令百姓自由鑄造錢幣，通行“榆莢錢”以來，關於錢幣是放手由郡國鑄造或民眾自由鑄造，還是集中為中央控制，在西漢歷經了幾次反复，最終將鑄造錢幣定格在由中央控制的上林三官統一鑄造制度上，積累了正反多方面的經驗。
在五銖錢制出台前，漢文帝推出了四銖半兩錢制。 我們說過：四銖半兩是漢初推行的半兩錢中最為成功的錢幣，形態比較整齊，鑄造數量多，流通地區十分廣泛。 雖然因不適當的“除盜鑄令，使民放鑄”，讓推行的半兩幣制戛然而止，但是也為以後推行五銖錢先嘗試了管理流通錢幣的一套方法和手段，同時還探索出了一套檢查錢幣質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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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證金屬錢幣的質量，最主要是控制好每枚錢幣的重量，如果不作控制放任自流，錢幣必然會越鑄越小，最終不得不被新的品種替代。 文帝時對社會上使用的四銖半兩錢要稱測重量，凡不符合規定重量的不得流通，立即銷毀。
秦漢以前的衡具大多是兩邊等臂的吊桿式天平，與今日的平衡式天平完全是一個原理。 圖1是安徽壽縣朱家集出土的一桿古天平，衡桿木製，中間有提鈕，兩端各以四根絲線系銅盤，木衡桿長41.1厘米，銅盤直徑7.3厘米。 圖2是在武漢市新洲區技校出土的一套環形銅砝碼，外形猶如今日的算盤珠，質為青銅，共七枚，大小相次，直徑5至50毫米不等，發現時表面已佈滿自然形成的包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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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漢朝，稱​​測、校驗錢幣重量有了一套專用的衡具，秤桿還是以吊桿天平式為主，砝碼多見稱錢專用品。 1975年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墓出土有101枚四銖半兩錢，在同一個竹笥內還有一件“稱錢衡”和一件圓形砝碼。 稱錢衡上有墨書文字：“十取擇，輕重衡。及弗用，劾論罰：徭裡家，十日正。為市陽戶人嬰家稱錢衡。以錢為累，刻曰四朱。兩端口黃律。”
由稱錢衡文字可知，這是專用於稱錢的天平，上面還抄錄了相關的法律條文。 該器自名“稱錢衡”，是法定的稱錢衡器，稱錢計量以“四朱”為準。 同出的一枚砝碼重10.75克，折成漢制是十六銖，恰為四枚法定四銖半兩錢的標準重量。 由這枚砝碼與稱錢衡及101枚半兩錢同在一個竹笥內出土，可以確定這101枚規整的半兩錢應當是文帝時期合格的法定四銖半兩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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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在實施放任鑄幣政策的同時，推行這種“稱錢”法律，在市場買賣過程中對所用的錢幣進行管理，規定在社會流通的錢幣必須經過政府稱重校驗。 稱錢法律在某種程度上保障了市場中錢幣的質量，正是“稱錢”之法的執行，讓文帝四銖半兩出現了一度輝煌。
在錢幣收藏中，有時偶能見到面上凹刻“四朱”文字的銅塊，有圓形的(圖3)，也有方形的(圖4)，有的一面銘刻“四朱”，另一面銘刻地名，以凹刻，也稱陰刻的為多，偶見少數鑄成陽文的，都被認定為與某種稱錢衡配用的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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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古都西安附近出土和發現過多起特大的半兩錢(圖5)，直徑46-48mm，重58-60克，文字為小篆體，與四銖半兩相似。 由錢面文字看，將此物定格為漢代之物，應該沒有問題，但是以往在流通的漢半兩中，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的大型半兩，即便是秦半兩或戰國半兩，也沒見過如此大直徑、厚重型的。 經過研究最後將此物也認定為西漢官方稱驗流通錢幣時用的砝碼，由其自重判斷，應是稱測數枚錢幣，求取平均重量用的大砝碼。 這種形似流通錢幣，但又相當巨大的砝碼類錢幣，一般稱之為“砝碼錢”或“權錢”。
還 有一類被指為秦漢時期稱測錢幣重量的形似砝碼的“權錢”，也是圓形方孔，體形厚重碩大，直徑正面44毫米，背面47毫米，呈梯台狀，重74克，幣面有外郭 無內郭，背平素無飾，穿左右文字為“重四兩”，“重”在右邊，“四兩”疊置在左；穿上下是編號第次，上為“第” ，下為編碼。 到目前為止，發現的這類“權錢”左右文字相同，都是“重四兩”，上下文字有見“第一”、“第五”(圖6)、“第九”、“第十一”等四種。

圖8

漢武帝執政後，歷經六次幣制改革，最後推出了上林三官五銖。 儘管幣制改革比較成功，然而好的幣制還需要有好的管理措施跟上，漢武帝對推行的“五銖”新幣制的管理十分重視。 《漢書·武帝記》：元狩六年(前117年)六月下詔：“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眾，又禁兼併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天下。”當年由博士褚大等人應詔到全國各地對新幣制進行宣傳和管理。 漢文帝的“稱錢”之法在管理中繼續沿用，成為西漢時期幣制管理中比較有效的一項手段。 漢武帝在稱錢管理中使用的主要工具還是稱錢衡，然而在推行新幣制時，不可能繼續使用舊時通行半兩時用的“權錢”，當時用的是另外一套砝碼錢​​。
研究發現漢武帝時國家認定的標準砝碼錢有大小兩種。 小的一種本身也自命“五銖”，直徑、文字與上林三官五銖很相像，但在錢面鑄上了明顯的記號(圖7)，對著穿口四角有奪目的四道槓，錢幣學的專用名叫做“面四出文”，古人或以這四道槓表示與普通五銖錢的區別。
大的一種面文自稱“新幣士銖”(圖8)，直徑為33毫米，錢面同樣鑄上了明顯的記號，對著穿口四角有奪目的四道槓，面文釋義“新的幣制規定由五銖治事”，正好反映了推行的新幣制“五銖”錢的含義。 因此可以認定它們既不是當時的正用錢，也不是壓勝錢，而是當時官方管理中稱驗五銖錢使用的大型砝碼錢。 這枚珍貴的歷史文物原是已故錢幣收藏家羅伯昭的藏品，他在新中國成立後將其捐贈給了國家，現收藏在國家博物館。 由於這種砝碼錢在上世紀剛發現時，都將面文中的“士”字誤讀成了“十一”，使許多人沒能弄懂這些文字的含義，甚至有人認為這是個贗品，實際是沒有認出這個“士”字，更沒能理解這個“士”字的原意。 “士”字在古代與“事”可以通用，西漢許禛《說文解字》釋：“士，事也。”西漢恆寬《鹽鐵論》引《論語》“述而篇”句“雖執鞭之士”，為“雖執鞭之事”，足見西漢時“士”與“事”相通。 由此“新幣士銖”四字即“新幣事銖”，四字在這枚砝碼錢上出現，既對新的幣製做了宣傳，又將其自身與通用錢幣明顯區別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