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查克收集的紅錦靴 
紐約拍賣會上“鹿布”縫製的錦袍 
敦煌藏經洞所藏撒答剌欺錦 林梅村
20世紀80年代以來，青海都蘭發現了大批古代絲織品，年代在北朝至晚唐(5－10世紀初)。 在瘋狂的盜墓活動中，都蘭古墓隨葬的絲織品遭到嚴重破壞，幾乎見不到完整的標本。 不過，近年流散到海外的都蘭古代絲織品中，尚有一些保存完好的服飾。 例如：美國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所藏聯珠對鳥紋小孩錦服、美國收藏家普里查克(Thomas Pritzcher)收集的聯珠對鳥紋小孩錦服等。
唐代詩人李白有詩曰：“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底奈君何”。 據報導，在美國收藏家普里查克收集品中有一對小孩穿的紅錦靴，圖案為暗花聯珠翼羊紋。 這個發現相當有趣，為我們了解李白詩歌所言“紅錦靴”提供了生動的實物材料。
1999年，北京大學考古隊在青海省都蘭吐蕃大墓發現一件紅地墨繪聯珠紋織錦殘片，上面織有暗花聯珠翼羊紋圖案。 據墓中出土吐蕃文紀年文書，這座墓下葬年代在757年。 普里查克收集的暗花聯珠紋紅錦靴圖案與之完全相同，年代亦在8世紀中葉。 在目前的研究中，都蘭吐蕃墓出土的異國情調織錦全被當作粟特織錦。 據考古發現，這些織錦產於中亞伊斯蘭化時代，其真實產地應該在吐蕃本土而非中亞，也即史書和敦煌文獻所謂“番錦”。
吐蕃統治時期的西域胡錦
新疆和田古稱“于闐”，歷史上曾經是西域絲綢著名產地之一。 有學者考證，蠶種可能是西域景教徒從于闐走私到拜占庭的。 《大唐西域記》提到于闐“工紡績絁紬”，說明唐代于闐不僅產絲，而且能織造絲綢。
吐蕃統治西域時期(8－9世紀)，于闐人在吐蕃族雅藏部統治之下。 英人斯坦因(MA Stein)在神山堡(今新疆和田北部麻扎塔格山)發現一件古藏語文書。 文中說：“雅藏部落的娘·塔通向于闐王的兵吏于闐人巴納索取絲綢兩匹作利息。”神山堡發現的另一件吐蕃文書提到：“青稞七十五克，絹繒千匹，白銀九百兩，金子六百兩。”由此可知，吐蕃統治下的于闐地區仍大量生產絲綢。
既然如此，那麼于闐人生產什麼樣的絲織品呢？ 1999年，北京大學考古隊在青海都蘭吐蕃墓發現一個綠地黃花織錦殘片，無論圖案還是色調，皆與和田以北沙漠丹丹烏里克遺址所出唐代木板畫上的服裝相似，很可能是吐蕃統治下的于闐地區織造的。
中亞片治肯特和于闐兩地壁畫上的聯珠花卉紋圖案，都是按照公元8世紀初流行的粟特織錦繪製的。
722年，阿拉伯軍隊攻占米國首都缽息德城(今塔吉克斯坦國片治肯特)，粟特米國王迪瓦施提奇(Divashtich)獻城投降。 穆格山古堡就廢棄於722年阿拉伯人入侵。 公元751年，怛邏斯之役爆發，唐軍兵敗大食。 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國江布爾城)、碎葉(今吉爾吉思斯坦國阿克貝希姆)等粟特城邦相繼被阿拉伯人佔領。 於是，粟特各城邦開始了伊斯蘭化進程。 伊斯蘭化後的粟特人在中國史書中稱為“回回”。
阿拉伯人佔領中亞後，一些不甘臣服的粟特人流亡吐蕃統治下的西域。 在粟特遺民幫助之下，吐蕃帝國建立了自己的絲綢紡織業，而吐蕃本土生產的絲綢被稱作“番錦”。 由於有粟特遺民的參與，吐蕃早期“番錦”具有強烈的粟特藝術風格。 于闐壁畫上的聯珠花卉紋織錦和吐魯番唐墓出土的同類織錦，也許是流亡西域的粟特工匠為吐蕃王公貴族織造的“番錦”，其真實產地很可能在于闐或吐魯番。
公元9世紀吐蕃退出西域，李圣天復興于闐王國。 公元9－10世紀的敦煌文書中多次提到“胡錦”，如法藏敦煌文書《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納贈歷》有：“胡錦一疋”；英藏敦煌文書(S .4215)《雜物帳》有：“小胡錦褥子”。 在中國史書中，于闐王李圣天的貢品清單以及于闐黑韓王貢品清單中都有“胡錦”。 由此可知，于闐擺脫吐蕃復國後生產的織錦或稱“胡錦”。
敦煌絲綿部落與吐蕃番錦
763年(唐代宗寶應二年)，吐蕃佔領河西、隴右大部分州縣，參照吐蕃本身製度，吐蕃統治者將沙州(即敦煌)百姓按職業分成若干個部落，包括“絲綿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道門親表部落”等。
有學者認為“絲綿部落”與棉花種植有關，以此證明吐蕃統治敦煌時當地有棉花種植業。 日本學者藤枝晃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絲綿部落當與吐蕃絲綢紡織業有關。 《周書·異域下·焉耆傳》記載：西域某些地區，“養蠶不以為絲，唯充綿纊”。 纊者，絲綿也。 吐魯番文書所謂“綿”，皆指絲綿而非棉布。 看來，敦煌曾經是吐蕃番錦的重要生產基地之一。
由於敦煌絲綿部落中有許多粟特遺民，所以吐蕃番錦深受粟特紡織藝術的影響。 斯坦因在敦煌藏經洞所獲絲織品中有許多粟特藝術風格的織錦，以前全被當作粟特織錦。 都蘭吐蕃番錦的發現相當重要，說明這些粟特藝術風格的織錦實際上包括兩種不同性質的織錦，一種為粟特織錦，另一種為粟特風格的吐蕃番錦。 儘管我們目前尚不能完全辨別二者，但是有些品種還是可以區分開來的。
公元9世紀末，敦煌文書將一種五彩鳥紋錦稱作“番錦”。 法藏敦煌文書《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眾常物交割歷》提到：“大紅番錦傘額壹，新。長丈伍尺，闊壹丈，心內花兩窠，各壹張內，每窠各師(獅)子貳，四緣紅番錦伍色鳥玖拾陸。”
1999年，北京大學考古隊在都蘭吐蕃墓發現過類似圖案的織錦，如連心紋織錦殘片，團窠紋、心紋織錦殘片。 此墓年代約在公元757年。 鑑於公元9世紀中葉敦煌文書提到此類織錦，那麼團窠對獅紋錦當為公元8世紀後期至公元9世紀前期行銷絲綢之路的吐蕃番錦。
敦煌文書所謂“四緣紅番錦伍色鳥”，則指都蘭吐蕃墓出土的一種“聯珠對鳥紋五色錦”。 元代喬吉《歌者睥睨潦倒故賦此咎焉》有詩曰：“繡屏春暖茜氍毹，羅袖香番錦鷓鴣，銀盆笑擊珊瑚樹。棄明珠換綠珠，見書生如此頭顱。昇仙橋曾題柱，卓文君不駕車，誰識相如？”所謂“番錦鷓鴣”就指“聯珠對鳥紋五色錦”。
美國收藏家普里查克收藏了一件小孩穿的五彩錦短袖裙衫。 上身用聯珠對鳥紋五色錦剪裁，下身為藍色裙擺。 美國克里夫拉藝術博物館收藏了另一件唐代小孩穿的聯珠對鳥紋錦衣，所用五彩錦與普里查克收集品完全相同。 這件錦衣的年代定在公元8世紀，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定為粟特織錦則不一定正確。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隊在都蘭吐蕃墓發現過五彩對鳥斜紋緯錦，以團形瓣窠作環，內置對鳥，站於忍冬之上，鳥嘴銜有綬帶。 從敦煌文書相關記載看，此類織錦當系吐蕃本土出生的“番錦”。
敦煌文書《唐己未－辛酉年(899－901年)歸義軍衙內破用布、紙歷》第28行還提到一種番錦。 文中說：“……兩匹。同日，支與退渾悉如沒藏身死，支鹿布壹匹。”所謂“鹿布”當指一種對鹿紋番錦，流行於公元9世紀末至10世紀初。 都蘭吐蕃墓和敦煌藏經洞都出有對鹿紋番錦殘片，當即敦煌文書所謂“鹿布”。
2007年紐約藝術品拍賣目錄上，出現一件用“鹿布”縫製的錦袍，現為尼泊爾收藏家所有。 這件錦袍長104厘米(約41英寸)，主題圖案為對鹿紋，收藏家認為用公元7－8世紀粟特絲綢縫製。 這件錦袍袖子上的圖案為團窠含綬鳥紋，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隊在都蘭吐蕃墓發現過此類織錦，以團形瓣窠作環，內置立鳥，鳥嘴上銜有授帶，年代當在8－9世紀。
吐蕃番錦的年代與吐蕃帝國相始終，始於636年松贊乾布統一青藏高原，結束於840年朗達瑪滅佛。 吐蕃早期絲綢模仿粟特織錦藝術圖案，隨著吐蕃絲綢手工業的發展，逐漸出現獨具特色的藝術圖案。 都蘭出土團窠紋織錦就不見於粟特絲綢，應屬於吐蕃本土生產的番錦。 紐約拍賣會展示的“鹿布”錦袍用團窠含綬鳥紋織錦縫製，應該歸類為吐蕃紡織物而非粟特織錦。
中亞伊斯蘭化時期的
“撒答剌欺錦”
阿拉伯人佔領中亞後，粟特人後裔皈依伊斯蘭教成了中亞回回，當地回回工匠生產的絲織品以“撒答剌欺錦”而聞名於世。 公 元10世紀阿拉伯作家納爾沙希(Narshakhi)《布哈拉史》記載：“撒答剌欺(Zandaniji)是一種地方特產，是一種在撒答剌欺製造的衣料。 衣料甚佳，曾大量製造。儘管許多這種布料是在布哈拉的其他村落織造的，但是也叫做撒答剌欺錦，因為它最先出現在這個村落。”
在中國學者中，中山大學的薑伯勤教授最先註意粟特織錦對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性，並把Zandaniji譯成“贊丹尼奇”。 後經清華大學尚剛教授考證，此錦本有漢名，《元史·百官志》稱作“撒答剌欺”。 元朝負責織造撒答剌欺的官員為正五品，而江西景德鎮負責元青花燒造的浮梁磁局最高官員不過“九品”。 可見在蒙元貴族心目中，撒答剌欺錦要比元青花名貴。 據納爾沙希《布哈拉史》記載，撒答剌欺衣料曾經行銷“敘利亞、埃及和羅馬的城市”。 在敘利亞馬爾灣(Marwan)曾發現粟特藝術風格的織錦殘片，年代約在公元7世紀中葉，現藏倫敦維多利亞和埃伯特博物館。 這件絲綢殘片上織有科菲體阿拉伯文，當為中亞伊斯蘭化後布哈拉工匠為伊斯蘭世界生產的撒答剌欺錦。
1912年，日本大谷探險隊吉川小一郎在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墓地發現一件織有外國文字的新月紋絲綢殘片，目前和其他大谷收集品一起入藏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 長期以來，這個織錦的文化屬性及其文字一直無人能識。 1985年，泉州博物館的陳達生髮現織錦上的文字應為科菲體阿拉伯文farid fath(唯有勝利)。 眾所周知，新月紋是伊斯蘭藝術最為常見的藝術題材。 從紡織技術看，這件織錦採用斜紋重組織技法，可能來自波斯或中亞。 杭州絲綢博物館趙豐先生提出，這件新月紋織錦應為8世紀早期伊斯蘭紡織物。 據新疆博物館賈應逸介紹，新疆巴楚縣托古孜沙來古城出土了一件新月和兔子圖案的唐代織錦，趙豐把這件新月紋織錦也歸入伊斯蘭藝術品。
公元819－999年，波斯沒落貴族在阿富汗西北崛起，以布哈拉為首都，在中亞和波斯東部建立伊斯蘭政權——薩曼王朝。 地理範圍：西至里海，北至鹹海，東至阿富汗的巴達克傷，南達阿富汗的伽茲尼。
公元10世紀，沙州地方政權歸義軍給五代後唐和後周的貢品清單中提到“波斯錦”。 薩珊波斯早於公元7世紀中葉亡國，公元10世紀行銷絲綢之路的“波斯錦”，當指薩曼王朝在布哈拉等地生產的撒答剌欺錦。
1970年，美國伊斯蘭藝術史家杜里(Carel J. Du Ry)的《伊斯蘭藝術》一書，引述了一件公元9世紀薩曼王朝出產的黃地對獅生命樹紋撒答剌欺錦殘片。 公元9世紀的撒答剌欺錦頗受拜占庭紡織藝術影響，為了向西方出口，採用拜占庭藝術流行的對獅紋圖案。 不同的是，撒答剌欺錦的色調多為黃色，而拜占庭紡織物的色調以綠色為主。
中亞伊斯蘭化以後，撒答剌欺錦仍行銷絲綢之路。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一件佛幡就用黃地對獅紋撒答剌欺錦縫製。 類似的織錦在西方中世紀教堂亦有發現，如法國凡爾登教堂收藏的7－8世紀對獅紋織錦，現為倫敦維多利亞和埃伯特博物館藏品。
從色調看，敦煌藏經洞發現的黃地對獅紋錦與伊斯蘭化時期中亞出產的撒答剌欺錦一脈相承，並與吐蕃番錦的那种红色調形成鮮明對照。 敦煌文書所謂“波斯錦”當指這種撒答剌欺錦。
綜合全文的討論，我們似可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第一，吐蕃帝國至少建立過兩個絲綢生產基地，一個在于闐；另一個在敦煌。 在于闐生產的織錦史書稱“胡錦”，而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生產的織錦則稱“番錦”。 第二，據考古發現，青海都蘭發現的所謂“粟特織錦”多為中亞伊斯蘭化後的產品，其真實產地應該在吐蕃本土而非中亞，如綠地聯珠對鳥紋錦和紅地團窠對獅紋錦。 第三，中亞伊斯蘭化後，粟特城邦全面伊斯蘭化，粟特人後裔則演變為中亞回回。 他們生產的伊斯蘭藝術風格的織錦，史書稱“撒答剌欺錦”。 新疆吐魯番、巴楚等地發現的伊斯蘭藝術風格的織錦，似即伊斯蘭化後中亞生產的撒答剌欺錦。 為了向西方出口，中亞還生產一種拜占庭藝術風格的黃地對獅紋撒答剌欺錦，在敦煌藏經洞和西方中世紀教堂均有發現。 稍加比較，不難發現吐蕃織錦中的紅地團窠對獅紋錦，明顯受到拜占庭藝術風格的撒答剌欺錦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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