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見證清代釐金稅制

揚州晚報 

圖一 圖二 圖三

與稅務方面相關的老物件一直是筆者收藏的主項。 不久前，由於工作之便，筆者徵集到了三張清咸豐、同治時期的揚州(江都)徵收“厘捐的稅票單”。 這 三張“厘捐的稅票單”分別是：咸豐十年的蘆灘捐厘通知單(圖一)，單上通知“張元銘”捐蘆灘釐金，並註明用於接濟軍餉，蓋有江都縣朱印；第二張為同治三年 十一月十六日江都縣抽“義行”鋪店行九月份房租捐厘一千三百文(圖二)，其為接濟餉需；第三張為同治四年，揚州府江都縣柴草捐“地課方榮”、“糧戶張元 榮”分別為“二兩一八分四整”、“一千七百四十七文”捐厘(圖三)，註明為接濟軍餉之用。
這三張“厘捐的稅票單”中的釐金，是一種商業稅，值百抽一，即1%為一厘，創行於清咸豐三年(1853)。 釐金一經運行後，其立竿見影的聚斂手段，及時填充嚴重虧損的戶部銀庫和各地方政府的財政赤字，於是，清政府迅速推廣，一時各地厘局一擁而起，厘卡林立。
釐金的課稅制度，是中國封建稅制的一個怪胎。 當時的釐金徵收，清政府並沒有統一的法度，各省自立政策，自定稅額，各地除交一定數額報效中央政府，剩餘部分由地方自由處置，而地方所得又不列為正式收入，各地官員營私舞弊，中飽私囊，屢見不鮮。 且名目繁多，隨意徵設，上欺國家，下壓商民，百姓視釐金如虎狼惡魔。 如揚州的兩淮鹽稅，一直是朝廷的主要財政收入之一。 鹽商由淮北票販運鹽時，五河為必經之處，在此設卡，每包(一百斤)抽厘五百文，運赴上游，正陽關為總匯，再設卡，每包仍抽厘五百文。 每一引(四百斤)為四千文，折銀三兩二錢，而每引鹽的正課稅為一兩五錢，釐金為正課的數倍。 所以，一方面釐金的徵收佔國家和地方財政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一方面，釐金無序的徵收，又重創清代國家以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把腐朽沒落的清政府送上了死亡之路。 故後人評價清代釐金的作用時說道：成也釐金、敗也釐金。
而釐金產生的發源地，恰恰就在揚州。 咸豐三年太平天國起義，席捲南方各省，遂定都南京，清政府形勢危急，急調各省幾十萬大軍，分駐江南、江北大營，圍剿和鎮壓太平軍。 巨額的軍餉需求，急需籌辦。 然而自太平軍起事以來，清政府每年軍餉開支已達1000萬兩，佔全年歲入的三分之一。 隨著戰事擴大，軍費開支日趨龐大，同時太平軍所占之地，清政府隨之失去一塊收入。 清政府財政陷入空前危機。 其時清政府委派刑部侍郎雷以誠在揚州幫辦軍務。 因戶部軍餉未能接濟，分攤各省協餉又一直不到。 為急籌軍餉，雷以誠於長江邊上設局，對往來船隻勸捐助餉，成效頗為顯著。 但勸捐畢竟是“勸”，並非長久之計，故採納幕僚張江的建議，試行“捐厘之法”。 開始試行時，既不稱徵厘，亦不稱抽厘，而謂之“捐厘”，可謂煞費苦心。 咸豐三年九月，雷以誠“始於仙女廟等鎮創辦厘捐”，勸諭各鎮米行每米一石，捐錢五十文助餉，收入頗豐。 不久改為勸厘，後又轉變為徵厘，釐金形態由此形成。
咸豐四年(1854)一月，雷以誠上奏《請擴大捐厘助餉疏》，請准在省內各州、縣依行勸辦，並建議將其推之其餘大江南北各府、州、縣，“於城市鎮集之各大行鋪戶，照臣所擬捐厘章程，一律勸辦，統俟軍務告竣，再行停止。”
清政府准奏後，立即推廣到其他地區。 從咸豐三年，自江蘇開始共設本局及分卡430餘所，僅裡下河一帶就設有百餘所。 咸豐五年“江西設六十五局，湖北設四百八十餘局卡”，湖南、四川等地紛紛效仿，咸豐六年，厘捐局擴展到奉天、新疆等地。 短短幾年，捐厘就發展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籌餉措施和渠道。 而釐金的徵收，並不是雷以誠所上奏為“統俟軍務告竣，再行停止”的臨時徵收，而是一直伴隨著清政府的滅亡。 直到1924年國民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費絕釐金”，1930年宣告廢止。
釐金的徵收，後演變成見貨就徵，不問鉅細，一物數徵。 甚至數十徵，名目繁多，無所不包，諸如：米捐、鹽捐、茶卷、房捐、絲捐、棉花捐、鋪捐、船捐、板厘捐、草捐、蘆蕩捐、落地捐、牙厘捐、賭捐、彩票捐、樂戶捐等等，真正是無物不捐。 筆者徵集的這三張揚州(江都)“厘捐的稅票單”，即可從中窺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