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山石中的博古紋飾

 集珍文化 

潘驚石作荔枝洞石博古扁章

“博古”一詞追根溯源，最早出自王黻的《宣和博古圖》。 此書成於宋徽宗宣和五年，書中收入約八百件青銅器，並將它們的紋飾加以詳細的分類與定名，甚至詮釋了不同紋飾的含義，並探索了古人以不同動物作為紋飾的原因和目的。 正所謂“觀其器，誦其言，形容彷彿，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誌或探其製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 ”
《宣和博古圖》一方面為後世深入研究青銅器紋飾的文化深義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線索，另一方面也開啟了其他藝術對於青銅紋飾的借鑒創作。 可以說，《宣和博古圖》在宋代文人典雅的生活追求與復古情懷剛剛興起時，恰到好處地將青銅博古紋飾與其他藝術結合在了一起，從而將為神服務的青銅器紋飾融入到了文人的生活中，使已經沉睡了千年的青銅紋飾煥發了生機。 也正因此，凡鼎、尊、彝、瓷瓶、玉件、書畫、盆景等被用作裝飾題材時，取《宣和博古圖》中的“博古”二字，稱之為博古，寓意高潔清雅。 但在壽山石的雕刻中，由於其本身材料的特點，創作者們更多地使用器物紋樣作為裝飾題材，當然以器物本身造型作為壽山石博古裝飾的情況也並非不存在——追究《宣和博古圖》的原意，似乎以紋樣為博古裝飾也更貼合其作為一部青銅器紋飾考訂著作的意義。
作為青銅器的裝飾紋飾，博古紋的出現曾經引發了諸多討論。 首 先是傳統哲理修養上的解釋，如《呂氏春秋》中“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為咽，害及己身，以言報更也”(《先識覽》)； “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審分覽。慎勢》)；“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恃君覽。達鬱》)， “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離俗覽。適威》)等等，認為青銅紋飾乃是表達哲理思想的，這也是長期沿襲的說法。
其 次是近現代學者的觀點，這些說法認為“各種各樣的饕餮紋樣……特徵都在突出這種指向無限深淵的原始力量……以這些怪異形象為像徵符號，指向了某種似乎是超 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李澤厚)，“商和周初青銅器動物紋飾都是採取誇張而神秘的風格……巨睛凝視、闊口怒張，在靜止的狀態中積聚著緊張的力，像一瞬間 就會迸發出兇野的咆哮。在祭祀的煙火繚繞中，這些青銅圖像當然有助於造成一種嚴肅、靜穆和神秘的氣氛……以此來嚇唬奴隸。”(馬承源)。 以紋樣之肅穆神秘來引起下層之恐懼，是這些紋飾的重要作用。 而第三種說法則認為這些動物紋飾是溝通人與天地、人與神的重要工具，“青銅彝器是巫覡溝通天地所配備的一部分，而其上所象的動物也有助於這個目的” (張光直)，《左傳。 宣公三年》中有這樣一段話：“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夏人鑄鼎象物，使人知道哪些動物是助人的神，即使可以助人通天地的。
後來，到了博古紋飾重回玉石雕刻上時，已經不必再靠花紋的恐怖來震懾下層民眾了，因此其恐怖凶悍的面目逐漸在細潤的石材上變得更加溫和，但其肅穆端莊的氣韻卻並沒有因此弱化，反而更增添了特別的典雅氣質。 尤其在壽山石的雕刻中，作為主題紋樣的動物紋飾，其裝飾意味得到進一步加強，尤其強調其準確的對稱性和流暢連綿的線條，表現出石雕把玩功能中獨特的細膩美感。 這是靠粗獷手法進行銅水澆鑄的青銅器所不能夠達到的，也因此，壽山石雕中的博古紋飾頓生一分精緻優雅的文氣，更增添了不少親切隨和之感，這是神壇上的青銅博古紋所不能比擬的，也是壽山石博古雕刻的顯著特點之一。 在這枚名為芙蓉石獸面紋博古雙環鈕的扁章中，以博古的手法在章體四周浮雕青銅器饕餮紋及龍紋，獸面紋雙目炯炯有神，長須彎曲捲起，充滿靈氣，呼風喚雨生動傳神，並於頂端雕刻兩枚活環，使整枚印章大氣沉穩而不失玲瓏之態。 整件作品古意盎然，絢麗華美，風格工整嚴謹，富有文人氣息。 這種清雅的氣韻只有在白皙純淨且便於精雕細琢的壽山石上才能夠完美呈現，壽山石博古與青銅紋飾之間的不同在此油然而生，品格自高。
自神壇上走下的博古紋飾依舊在表達著哲理思想，只是封建統治的“哲學”早已淡化，更加突出的是它的人文氣息。 壽山石上的博古紋往往文氣十足，表現的是創作者對立身處世的態度。 這種哲學並無“治國平天下”的大氣磅礴，卻平添了“格物致知”的雋永意味，可謂以小見大的典範。 或許，這也是壽山石這一文人掌中的玩物與青銅器這一巫覡彝器的不同。 在潘驚石所創作的荔枝洞石朱雀博古扁章中，印台上所雕刻的朱雀圖案顯然受到了青銅器中鳳鳥紋飾的啟發，其長長的羽毛誇張變形後修飾繚繞在朱雀周圍，加之起來的曲折線條，猶如沐浴在火焰中一般，又彷佛在翩翩起舞。 在沈括的《夢溪筆談》卷七中提到：“四方取像，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鳥謂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像也。”可見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鳥。 在《楚辭。 惜誓》中也有“飛朱鳥使先驅兮”的句子，作者以朱雀為先導，去追求他所嚮往的境界——朱鳥作為人們的引導者與溝通者，不僅僅存在於青銅器中，也存在於文人所鍾愛的壽山石印章中。
昔日的博古紋溝通的是人與天，而如今的博古紋則是壽山石藝術與文人情懷之間的橋樑，一枚壽山石博古章流露出的不僅僅是中國上古時期的神秘與肅穆感，更多的是明清時期文人金石收藏的審美情懷復興，猶“如銅器，古者淳厚，雖樸素而神氣喜其韞藏，常邀百世之賞”。 壽山石中的博古雕刻工藝也同樣如此，創作者往往取石中質地純淨無暇者，以規則的、高度概括的博古圖案略作修飾，簡練中款素性淳之氣頓生，非繁縟鏤雕所能及。 而如今博古壽山石作品逐漸受到收藏者們的追捧，也從某個角度反映出了時下收藏群體的審美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