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寶座的造型與裝飾工藝(下)

《古典工藝家具》雜誌 ​​

圖1清紫檀雲龍紋寶座上海博物館藏

經時代滄桑，珍存下來的古代寶座數量不多。 除故宮、頤和園、避暑山莊及各大博物館等機構外，流散民間的寶座已是鳳毛麟角。
中國古代寶座的造型與裝飾工藝(下)
文、圖/劉剛(上海博物館副研究員) 編輯/陳盛娥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陳設在紫禁城太和殿的金漆雲龍紋寶座，工藝精湛、氣勢恢宏，象徵著至高無上的皇權。 其實除了皇宮以外，各大皇家園林和各地行宮也有寶座，供統治者巡幸時使用，用材和裝飾各具特色。 在清末和民國戰亂時期，一些寶座輾轉流落到華洋雜處的上海灘，在這個相對安定的環境裡很好地保存下來。 新中國成立以後，它們殊途同歸，珍存於上海博物館。 下面略述幾例以饗讀者。
紫檀雲龍紋寶座(圖1)：上海博物館藏，寬128厘米，高121厘米，清乾隆時期典型作品。 紫檀木通體高浮雕，大、小龍紋出沒於雲霧間作翻騰之勢。 “五屏風式”圍子，搭腦、扶手取卷雲紋造型和迴紋邊飾，並作波折狀高度遞減，線條婉轉流暢、順勢而下。 靠背下部三處浮雕壽山福水，寓意“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雲蝠紋束腰，蓮瓣紋托腮，鼓腿彭牙，內翻馬蹄足兜轉有力，下置托泥回紋工整，無絲毫馬虎。 該寶座整體造型莊重，紋樣精準繁縟、細緻入微，雕刻難度極高，充分顯示了家具製作上的​​皇家風範，惟萬里挑一的高手，才有此登峰造極之作。 論雕刻的深度、層次和精細度，查諸傳世寶座精品，恐無出其右者。

圖2清紫檀雲蝠紋寶座上海博物館藏

紫檀雲蝠紋寶座(圖2)：上海博物館藏，寬130，高115.5厘米，三屏風圍子，勾雲紋搭腦，靠背、扶手施委角，階梯狀高度遞減。 座面硬屜。 素束腰鼓腿彭牙，迴紋內翻馬蹄足下置托泥。 圍子是重點裝飾部位，內外浮雕雲蝠紋，刀工嫻熟、工整華麗，牙條浮雕雲紋，疏密得當。 腿足上端浮雕蝙蝠，與相鄰部件作抱肩榫結合。 該寶座形體寬舒，用料粗碩，從造型、裝飾和用材上看，仍屬清代中期作風，雖奢華不比高浮雕雲龍紋寶座，但雅緻的造型卻更勝一籌。

圖2清紫檀雲蝠紋寶座上海博物館藏

紫檀雲龍紋寶座(圖3)：上海博物館藏，寬110厘米，通高118厘米，“五屏風式”圍子，圍子頂端高浮雕雲龍紋，高度由靠背向扶手作階梯狀遞減，與北京定陵明萬曆皇帝和孝端皇后隨葬的兩個漢白玉寶座在造型上有一定的傳承關係。 靠背高浮雕雲龍紋。 束腰飾雲頭紋開光，其下托腮浮雕飽滿的蓮瓣紋。 牙條高浮雕雙龍戲珠，正中垂窪堂肚，三彎腿式，抱肩榫處浮雕獅面紋，四足圓雕獅爪攫球，足下托泥作羅鍋棖式。 該寶座造型莊重，比例勻稱，裝飾奢華。 所雕​​紋樣密不露地，層次分明。 雖然雕工比前述雲龍紋寶座稍遜一籌，但仍屬清代中期作風。 獅面紋飾以及獅爪攫球增添了莊重威嚴的氣氛，起到了明貴賤、示威等的作用。

圖4清紫檀蓮葉龍紋寶座上海博物館藏

紫檀蓮葉龍紋寶座(圖4)：上海博物館藏，寬171厘米，高131厘米，目前所見最寬的紫檀木寶座。 靠背以一片葉脈清晰的大荷葉為底紋，自上而下浮雕雲紋、龍紋、寶珠和變形“壽”字紋。 靠背下端浮雕水波紋沿座面向左右延伸，其上有出水蛟龍各一。 扶手部分與靠背圈連呈大幅翻捲的番蓮紋，有舒展大方的視覺效果，採用分件圓雕再攢接拼合。 腰圓形的座面也是與眾不同之處，座面立沿雕蓮瓣紋，束腰雕連珠紋，牙條飾蓮葉紋舒卷有致，三彎腿浮雕蓮葉龍紋，足下托泥滿雕長莖蓮。 該寶座以龍紋為主題，同時強調和突出蓮紋，中、西並用。

圖5清紅木貼金嵌象牙寶座上海博物館藏

紅木貼金嵌象牙寶座(圖5)：上海博物館藏，寬112.5厘米，高117.5厘米，三屏風圍子羅鍋棖搭腦，素束腰三彎腿，牙條浮雕花卉，鑲壽桃、蝙蝠紋掐絲琺瑯，寓意“福壽”。 羅鍋棖式托泥。 圍子是裝飾重點，貼金嵌象牙成石榴、壽桃、佛手之形，間有蝙蝠縈繞翻飛，寓意“多子、多福、多壽”，牙雕追摹自然形態，染色得當。 整個畫面生機勃勃、金碧輝煌、富貴呈祥，盡顯家具製作的皇家風範。 該寶座以紅木為材，所謂“紅木”即今之“酸枝木”，清代中期以後開始大量使用，綜合造型、線條、工藝諸多方面，相比前幾例，此件製作年代較晚。

圖6清剔紅九龍紋寶座上海博物館藏

剔紅九龍紋寶座(圖6)：上海博物館藏，寬85厘米，高101厘米。 剔紅是漆器中工藝極為繁瑣的品種，先要在器胎上層層髹漆至所需厚度，然後雕剔花紋於漆面。 清代剔紅器品種增多並逐漸向大件發展，從日用生活器皿、陳設器物直至家具，應有盡有。 該寶座木胎髹彤，精雕而成。 靠背、扶手取三屏風式，如意云頭搭腦，花卉紋邊飾，屏面雕海水龍紋，龍九條皆五爪，為皇家御用之物。 座面下束腰作，蓮瓣紋托腮。 鼓腿彭牙，內翻馬蹄足帶托泥，花卉滿飾。 綜觀全器，漆色濃艷奪目，紋飾精細入微，刀痕鋒棱畢露。 奢華而不失典雅，妍麗而不失莊重，體量雖小而有大氣度。
清代寶座實物傳世較多，除了故宮遺存以外，在各大皇家園林和各地行宮中都曾有過一些寶座。 在清末、民國戰事頻頻、社會動蕩的亂世之中，一些寶座隨大批珍貴文物散失海外，去了它們不該去的地方，成了本不該享用它的人的坐具和收藏。

圖7清乾隆御製紫檀八寶雲福紋“水波雲龍”寶座

以8578萬港元成交的清中期紫檀木水波雲龍紋寶座(圖7)很早就被販賣出境，曾於1935年在日本大阪山中商會展示。 山中商會在中國活動長達30多年，是20世紀初外國人開設於中國境內的最大文物買賣機構，當時從中國以各種手段購得了不可計數的中國珍貴文物，並販賣到世界各地，致使大量中國文物流失海外。 其中1912年以34萬大洋收購了536件時代自宋至清的恭王府珍藏文物，並於1913年分別在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進行兩次專場拍賣。 更為臭名昭著的是山西天龍山200多尊石窟造像被盜就有山中商會的直接參與，山中商會的山中定次郎買通了天龍山腳下寺廟的住持和尚，將大批佛首砍下偷運出山，其日記詳細記載了其中一次的盜運，有45個佛頭被砍下來，裝箱運到北京，然後由北京運到日本。 上述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數不勝數。
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卻要出高價才能贖回。 非法出境的文物，卻要合法地回購，這就是中國流失文物的悖論。 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李曉東所言甚是：“高價回購將導致惡性循環，文物價格越炒越高，還助長了外國拍賣行的囂張氣焰，也默認他人持有中國流失文物的合法性。如果數以百萬計的流失海外文物都要以巨款贖購的話，無異於再次被掠和二次被盜。”
可以想像競買人揮金如土志在必得最後贏得寶座時滿堂喝彩的榮光，也能想像當時外國人給個三瓜兩棗的價錢就能從中國弄走一件文物的洋洋得意。 巧取與豪奪，投資與收益，時間告訴我們世上沒有最大的贏家。 在中國積貧積弱時期被掠奪和賤賣出境的許多珍貴文物，如今正在以重金巨資被陸續贖回。 搶救境外文物無疑是愛國之舉，但這些見證中國屈辱歷史的文物，是否每一件都有必要讓我們前仆後繼、在所不惜地付出高昂的代價來換得，才是一個值得國人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