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鬼谷下山」圖青花瓷罐
西風
中國瓷器源遠流長，瓷器是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獨特器物。世界早先認識中國也是從「絲綢」和「瓷器」開始的。中國瓷器以青、白、黑、藍、 彩等諸色而聞名與世，青瓷是中國的母瓷之稱，從商周開始延續發展數千年，尤其青瓷和白瓷發展到唐代成為主流名瓷稱霸世界。青花瓷在唐代雖然誕生，並和越 窯、邢窯、長沙窯等一道出口東南亞、中東和埃及等國家。但它沒有形成主流，一度被歷史埋沒。五代和宋代名窯輩出，尤其宋代六大窯系紛紛登場，工藝的精湛和 裝飾風格的內斂，使得宋代瓷器成為中國陶瓷發展史中的絕唱。
到了元代，戰爭的洗禮、王朝的更替、蒙古少數民族民族入駐中原，各民族的大一統，唐宋延續以來傳統文人文化趨於平淡。但大批宋代(金和南宋)舊 文人歸隱，並不等於傳統文化的消亡。元代漢儒主體文化在歷史夾縫中誕生了新的傳統文化。比如：元代文人繪畫超越宋唐，元代詩歌、元代戲劇、元代小說(《水 滸》、《三國演義》、《西遊記》均來源和創作成型於元代末期和明初時期，只不過有些小說成熟出版於明代而已)。元代延續了磁州窯工藝、延續了鈞窯工藝、延 續了官(哥)窯工藝，延續了龍泉窯工藝，延續了吉州窯工藝，延續了景德鎮青白瓷工藝(完善了白釉瓷、延續了影青瓷、延續了紅綠彩瓷、創造了卵白釉瓷、樞府 釉瓷、祭藍釉瓷、釉裡紅，青花瓷等幾十種新品種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鎮最具中國特色的要數元青花和元釉裡紅瓷器，從元代至明清和現代，青花瓷無疑成為 中國瓷器的主流品種而稱霸世界數百年之久，直到現在仍然沒有脫離元代瓷器開創的影子，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文化奇蹟。
我們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後的瓷器也好，它們都是中國陶瓷發展歷史中的一員。從這個角度來講，只要研究這些成員 中的任何一個窯口，都是具有意義的。個人的側重點和審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選擇自然不同，求同存異，各自發展，共同進取，才是比較好的局面。畢竟我們 的精力和財力都有限，自己的興趣決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但我們可以選擇收藏、研究某一階段的歷史和文化藝術品。人們無論對元代瓷器相比宋 唐瓷器的工藝和藝術內涵有何看法，但我們卻無法忽視元代瓷器的歷史意義和它應有的藝術內涵。如果把歷代陶瓷作為現代時期的陶藝來衡量，他們各有背景，各有 內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後世把元代瓷器歸類到高古瓷器領域，充分說明它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是極其不能忽視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們首先要搞清楚蒙元歷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來，很多人對元代瓷器的歷史文化背景有諸多誤解，甚至是無知。總以為元代瓷器，尤其 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數民族或者外來文化的產物，其實這是帶有民族偏見和缺乏深刻認識的。蒙元少數民族入駐中原，毫無疑問成為中國歷史政權統治的一部 分。蒙古帝國在長達一個半多世紀的存在當中，蒙元少數民族的文化習俗和審美情趣無疑被延續數千年以來強大的漢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過這種同化和融合是 間接性和階段性的。但從元代近百年的各個時期文化現象、文化成果和歷史文物遺蹟(遺物)來看，它的主體都是根植與漢儒文化範疇裡的。比如元代繪畫、元代詩 歌、元曲、元代戲曲(雜劇和南戲)、元代小說、元代科技、元代醫學等莫不如此。
為了更加全面的瞭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們不妨從蒙元歷史文化背景逐漸展開，來闡述這一事實。首先，蒙古帝國分為成吉思汗蒙古帝國時期和忽必 烈元朝帝國時期兩個大階段。這兩個大階段裡蒙古少數民族統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漢儒文化裡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國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 已經無法擺脫漢儒文化的束縛，以至於他們在某一階段也成為漢儒文化的倡導者者和崇拜者。從特定的歷史環境來看，這也是中國歷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續數千年 的漢儒文化強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國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國版圖擴張和大規模對外戰爭征服殺戮時期的漢儒背景。
說到元代瓷器發展，必然要瞭解蒙元整個歷史和社會背景。元代瓷器的器形、圖案紋飾、文化題材、燒製工藝等，並非如很多學者和收藏家所說來源西亞 和蒙古族的主體意識。現在一部分學者和收藏家經過多年的研究探索，越來越發現元代瓷器(元青花)中蘊含的漢儒文化因素佔到主體位置，這種漢儒傳統文化的體 現，使得另一些人把元代瓷器歸結到明代早期的社會環境中，認為蒙古民族入駐中原，不可能推崇漢儒文化，所以瓷器上的漢儒傳統文化因素是不可能出現的。如果 仔細研究蒙古整個歷史和社會面貌，我們會發現漢儒因素始終貫穿整個蒙元帝國。
追溯蒙古帝國，蒙古帝國的靈魂人物成吉思汗是我們必然要客觀瞭解的。因為他的思想和他創立的帝國，必然要影響到整個蒙古時期統治和之後元代整個社會。
成吉思汗自幼失去父親，受盡強勢部落的凌辱和欺詐，由母親攜帶生活在樹林裡，靠母親一個人打獵，採集來維持生命，這種特殊的草原原始叢林社會環 境，練就了他剛強的性格。他曾說過：拚殺衝鋒的時候，要像雄鷹一樣；高興的時候，要像三歲牛犢一般歡快；在明亮的白晝，要深沉細心；在黑暗的夜裡，要有堅 強的忍耐力 。以此育人，體現了他堅強剛毅的精神，甚至有點冷血。西方研究學者評價他的性格：如狼如鷹。他非常有目標和主見，善於學習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 他也不排斥。他的這些經歷和獨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國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們在40多年時間裡連續發動一系列西征戰爭，建立起龐大的蒙古帝國，成吉思汗在位時即先後與西夏、金朝、西遼、花剌子模等敵 對，其繼承人又經過兩次大規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國西北、東北、華北、中亞、西亞以及東歐在內的廣大地域。成吉思汗 的蒙古帝國的崛起，也直接導致中原以漢民族為主的王朝覆滅。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佔領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終統一了整個中國。成吉思汗的帝 國有殘暴的一面，這不可否認，無論後世和歷史怎樣評價，蒙元對中國整個民族的大融合是有歷史貢獻的，這一點史學界已有相當的共識。
成吉思汗所處的環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響，有他的歷史侷限性和無法超越的客觀性。北方草原惡劣的環境，造就了遊牧民族強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式的 原始社會生態體系。他雖出身貴族血統，但來自生活最底層。所受的磨難，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時，也具有他獨特的人格魅力。由於善於重用與愛惜各類人才，並通 過他們吸收各族優秀文化，從而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體現多元文化內涵、在當時可稱為一流的精華薈萃的智囊團。所以，史稱「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正因如此，他 才能所向披靡，取得「滅國四十」的「奇勳偉跡」。成吉思汗開始也有一個轉變過程，並非如我們很多人或者陶瓷專家和學者以為的蒙古帝國「只識彎弓射大雕」、 排斥異族，排斥漢儒文化和漢法。
成吉思汗原來不重視漢儒治國文臣，且說：「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 耶？」使成吉思汗「聞之甚喜」。「帝重其言，處之左右」，因而成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謀臣，後來成為蒙元帝國的脊樑。蒙古帝國的建立、以及賦稅、立法、 建戶口、設科舉等治國之策多出於他(科舉因蒙古貴族的顧慮而夭折)。又如畏兀兒的塔塔統阿，「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他是太陽汗的掌印官。成吉 思汗重用了他，「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後來，成吉思汗命他「將其法令訓教用畏兀兒字寫蒙古語，傳示國中蒙古青年」。從此蒙古族才開始有 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識分子，這是蒙古國向文明邁進的里程碑，也是漢儒文化對成吉思汗產生的影響力而逐步改變了曾經的叢林思想。
在這種不論前嫌，能者重賞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漢族和其他各族武將文臣，尤其是因多給以重用，使他們能調轉槍頭，成為攻金戰爭的實際主 力，如劉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張柔、石天應等一大批降將都屢立戰功，也被封顯赫官職。成吉思汗還通過對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寶玉等許多漢儒智謀 出眾降臣的重用，聽取他們關於立法、納稅、治國的建議和統治經驗。關於成吉思汗採納和重用漢儒人才諸多記載，大家不妨參考《元史》和蒙元相關史料以及17 世紀以來國外的諸多蒙古歷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這裡就不囉嗦了。
總之，成吉思汗時期毫無疑問採納漢儒的一些治國策略，也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漢儒人才和漢儒治國框架提供了參考依據。
二、蒙古帝國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時期的漢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國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後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後期。成吉思汗之後，窩闊台在耶律楚材的幫助下，仿照中原漢地的 先進政治文化制度，以漢儒治漢地。但是，少數民族皇帝和貴族想要對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達到一定程度的造詣，這是很艱難的，必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幸而蒙古 最高統治者具有一代天驕的寬闊胸襟和開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統治者的權威而號令天下。後來蒙古國的繼承者在明爭暗鬥刀光劍影的政治鬥爭中，放棄了楚材苦心 經營的儒治，皇帝在貴族的要挾下無奈的回覆到草原本位主義。這也直接導致元代在延續近百年之際而土崩瓦解。
對於蒙古貴族集團制定的「汗制」來牽制最高統治者，使其完全要維護本集團和成員的最大利益。這種情況，在忽必烈統治時得到了改觀，也在這一時 期，中國封建社會進行著進一步的整合，是我國民族第二次大組合時期。忽必烈早在潛邸時期，就表現出對儒家思想文化的興趣，他「聘起儒士，講論書史，究明理 學，問以治道」，對學習和吸收先進文化持積極和開放的態度，他開金蓮川藩府，廣泛招攬了一大批漢族地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郝經建議忽必烈施行儒治，以「國 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參遼金之遺制，……附會漢法。」行漢法也即儒治，蒙古統治者雖然可以馬上得天下，卻無法馬上治天下，這迫使蒙古集團正視客觀實際， 調整自己的統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忽必烈任用大批儒士，出於維護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的需要，採取了一些「變易舊章」的文治措施。社會 的巨變使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了多種反映，漢儒們目睹蒙元統一大業的進程，紛紛走上與蒙古合作的道路。
但是，元世祖忽必烈統治的時期，始終存在以耶律楚材、鄭經等儒臣的「義理至上」為宗旨的儒家政治集團與王文統、阿合馬、盧世榮、桑丹為代表的功 利派理財之臣的激烈鬥爭。由於幾次戰爭的勢利，國庫虧空，加上蒙古貴族集團的對利益的貪婪需求，致使忽必烈不得不妥協於現實。王文統、阿合馬等人的種種非 正常財政斂財措施，引起許多儒臣的不滿，武官王著聯絡僧人高和尚，趁世祖北往上都(今內蒙古境內)時，假傳太子之命召喚留守大都的阿合馬，然後設計，把阿 合馬刺殺。二人事後被捕殺。但之後眾大臣紛紛上書，力言阿合馬所為多不法，結果忽必烈亦數阿合馬之罪，不但沒收其家產，殺其黨羽，還剖開阿合馬之棺槨車裂 其屍，以此來挽回儒臣和受害民眾的心，重新樹立蒙古統治階級在廣大漢儒民族當中的統治地位。
從此忽必烈的蒙元時期一度被後世評論為草原民族不用漢儒罵名。其實這是對元代歷史的誤解，深度研究蒙元歷史發現，對於忽必烈從重用漢儒人才，到慎用漢儒人才，再到企圖依賴漢儒人才，是有特定歷史原因的。當然也有其政治意圖，即便沒有，起碼也是失策和失察之責。
通曉儒家文化的仁宗繼承皇位之後，忽必烈晚期混亂的治理得到緩解。隨著科舉的開啟，大量的儒臣和文人參與治理朝政。隨之開放市場，鼓勵農業，發展手工業、有限度的恢復宋唐傳統，尊儒、尊佛教、尊道教，祭祀孔廟，自此社會面貌發生新的轉變。
繼成宗之後，仁宗皇帝可謂儒學最有造詣。在儒師王約的積極倡導下，在李孟等漢人儒臣輔佐下，推行「漢法」的政治方針。同年，命國子祭酒劉賡去曲 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公元1314年下詔襲封孔子53代孫為衍聖公，後來又加封孟軻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夫人。他多次對臣僚說要開辦學校，以儒家經 典為主要教科書，並開科取士，提高文人地位，為了治國安邦，確定以儒家的倫理綱常作為統治思想，要蒙古族大臣瞭解和掌握儒學要旨和政治。
仁宗下詔實行科舉，規定「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書為先，詞章次之」。科舉考試每3年舉行一次，命題以《四書五經》為主，分為鄉試，會 試、殿試三道，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別試出榜。仁宗在政治上滿足了漢族知識分子要求廣開仕途的要求，還規定考試採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從而以程朱理 學作為考試取士標準，確立了理學思想的統治，這對後世的科舉用人制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英宗和文宗這兩位皇帝不但自幼分別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文宗皇帝既是詩人，又是畫家，對漢儒治國與成宗相比更甚一籌。更多的體恤民情，發展 農業、發展手工業(明確記載文宗親自向景德鎮浮梁瓷局派遣督窯官)、重視商業和海外貿易等。但這種漢儒治國方略，由於蒙古貴族對皇帝的極大牽制和阻擾，使 得元代晚期的社會狀況並沒有擺脫蒙古主體階級利益的壓制。比如重要官職漢儒不能擔任正職，科舉對待漢儒的錄用有所限制(推舉為重)。在社會人才選拔層面， 除科舉而外，還有漢儒推薦制度，這也大大增加漢儒進仕的渠道。這種制度700年之後的現在，我們也許可以理解，目前重要官職也不都是推舉嗎？少數民族同樣 也不可以在漢族主體政權裡擔任正職。完全憑人才實力的選拔任用，我想除春秋戰國時期基本做到，秦漢以後到現在數千年以來的漢儒主體政權統治當中都沒有做 到，蒙古少數民族沒有做到就不足為奇了。
總體來講，蒙古統治時期，儒臣和漢儒文人是多階段參與到蒙古王朝主體管理之中的，從成吉思汗、窩闊台、蒙哥、忽必烈、仁宗、英宗、文宗等皇帝都 看重漢儒人才，更看重漢儒治國策略。只是蒙古貴族的宗法牽制，使得重用漢儒人才和推行漢儒治國策略有所保留。你讓一個漢儒文化主體之外的少數民族完全尊重 漢儒文化和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現代文明社會也難以完全做到，何況在700多年以前的封建社會當中。用現在的思維去理解700多年人們的思維和做 法，顯然是缺乏歷史認識觀的。
我們對蒙古歷代帝王與漢儒關係的瞭解，使得我們對元代瓷器歷史文化背景，有一個清晰的參考。從而對形成元代瓷器裝飾風格和紋飾來源有一個清晰的 瞭解。如果忽視了蒙元時期漢儒文化背景，忽視了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瓷器紋飾中飽含的大量漢儒文化因素和漢儒圖案借鑑。那麼，對元代瓷器的研究是非常片 面的，也是缺乏歷史正確觀的。在此希望那些鼓吹「元代瓷器構圖和紋飾來源於西亞」的專家、學者、藏家們，元代瓷器的主體是漢儒文化，這其中包括傳統陶瓷、 佛教、道教、民俗藝術、少數民族藝術等。研究元代瓷器，必先要研究蒙古歷史和蒙古社會狀況，否則容易粉末倒置，甚至鬧出很多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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