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宰甫卣 
銘文 一個時代的藝術品，有一個時代的獨特氣息。
青銅時代的藝術，表現出了神力兼併萬物的傾向，以權力強化宗教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事事占卜，事事問神，用青銅禮器來供奉神靈，祭祀社稷、祖先，為酒為醴，載歌載舞，“致其敬於鬼神”。 因此宗教和禮法的神聖化，導致青銅藝術造型及紋飾的神秘意味。 作為神人關係的中介物的圖像標誌，具有符號的意義，具有神人溝通意味的青銅器紋飾能夠為同一社會集團的成員和本集團的祖先神以及所崇拜的神秘力量所認同。
正是因為有這種獨特社會思想的物質化表徵，使得青銅器對認識其產生的時代具有重要的價值。 在商代，青銅器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而在菏澤市博物館，也有一件極具價值的青銅器——— 商代饕餮紋青銅宰甫卣。 這件青銅器不僅製作精美，而且鑄有罕見的23字敘事銘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入藏菏澤市博物館的經歷，還頗具傳奇色彩。
到山西磚窯打工帶回來個“寶貝”
魯西南民俗博物館館長、菏澤市文物保護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張啟龍，數十年來一直從事文物徵集、保護等工作。 他清楚地記得這件珍貴的宰甫卣的傳奇來歷。
那是在上世紀60年代，家在菏澤的一位農民拿著一件青銅器找到了時任菏澤縣文化館的文物幹部陳克強，想讓他看看這件東西“是否值錢”。 根據這位農民的說法，他在山西的一個磚窯廠打工，無聊的時候在磚窯廠附近挖土的地方溜達，發現一個地方有土塊突出來，覺得十分奇怪，於是用手剝開土塊，發現了這件器物。 雖然器物表面沾滿泥土，但依然可以隱約地看到器物表面精美的紋飾，這位農民於是就把它“撿”回了家，清洗後發現是件青銅器，於是就帶著它到文化館來“鑑寶”。
陳克強仔細一看，發現這件青銅器不僅鑄造精美，而且還有銘文，就跟農民說，這是件重要文物！ 農民一聽，心想肯定很值錢，就表示把它可以賣給文化館。 陳克強說，這是出土文物，根據法律規定，必須交給文物部門，“別說要錢了，要是賣給文物販子，還要治罪。”農民了解到了法律規定之後，就將青銅器交給了菏澤縣文化館。 這件青銅器後來又劃撥到牡丹區博物館收藏，2001年統一劃撥到菏澤市博物館後，博物館為它設置了專櫃，收藏至今。
張啟龍說，1976年夏，山東省流散文物工作現場會在菏澤召開，國家文物局流散文物處處長關敬成和山東省文物總店經理楊子範，以及山東省文物局專家台立業等人參加了會議。 會議期間，張啟龍陪同台立業到菏澤縣文化館查看文物，台立業仔細看了這件青銅器後，認為它應該是商代的，台立業說，“這件青銅器非常珍貴，應該可以定為國家一級文物，要好好保護。”
1985年，被譽為商周考古第一人的北京大學歷史系鄒衡教授來到菏澤。 當時的菏澤地區文展館的工作人員把這個銅器拿給鄒衡看，鄒衡當場評價：商代銘文一般字數很少，超過20個字的不多見，而這個器物上銘文竟有23個字，顯然很珍貴。 對這一評價，張啟龍至今記憶深刻。
23字記事銘文極為罕見
根據菏澤市博物館文物科科長任慶山提供的數據，這件商代饕餮紋青銅宰甫卣，通高31.5厘米，口徑11.3厘米×12.8厘米，最大腹徑18.4厘米，底徑14.9厘米×12.8厘米，蓋口徑14.4厘米×12.7厘米，鈕長3.4厘米。 有意思的是，這件宰甫卣的鈕蓋被鑄成了蘑菇形，頸很短，鼓腹下垂，圈足，提梁兩端則被鑄成獸首。 器蓋上鑄滿饕餮紋，下飾鳥紋一周，口沿部有一相對稱的饕餮紋盲鼻。
在宰甫卣的器蓋和器體底部的內壁上，鑄有三行總共23字的銘文，銘文內容為：王來獸(狩)自豆錄(麓)才(在) 師王鄉(()酉(酒)王光(貺)宰甫貝五朋用乍(作)寶。
銘文大意是：殷王自豆麓狩獵歸來，在地宴(時，賞賜宰甫貝五串，宰甫因此做此器以志其事。文中的“宰”是職官之稱，“甫”是“氏號”。“宰甫”聯稱，表示此“宰”者為“甫”氏之人。
任慶山告訴記者，這件宰甫卣的銘文拓本初見於吳大澂《愙齋集古》，名之為“來獸敦”。 吳大澂題蓋銘曰：“此本為陝賈所拓贈，今器不知歸何處。”此後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據器主更名為“宰甫敦”。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三代吉金文存》等書據吳大澂所得拓本入錄，分別名之為“宰甫敦”、“宰甫簋”。 《周金文存·補遺卷二》著錄了周慶雲所得此器蓋銘的另一拓本，而又歸為鼎類。 經專家鑑定認為，宰甫卣銘文和以往著錄的拓本分毫不差，可以證明兩者屬同一器物。 可見以往把這件青銅器命名為敦、簋、鼎均屬訛誤，應正名為卣。 在當時，應該是一種酒器。
任 慶山表示，殷代青銅器銘文一般只有一兩個字，而且大多記錄族徽和祖先名，像宰甫卣這樣的長篇記事銘文銅器極為罕見，“銘文內容可與甲骨文相互對照印證，為 研究殷商歷史、地理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實物資料。因此，宰甫卣拓片問世以來，不少學者競相著錄研究，素為學術界所珍惜。”
筆力渾厚為金文書法藝術之傑作
有專家表示，殷商時期金文的用筆、結構和章法都顯示出其獨特的風格，和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用筆相對渾厚一些，筆道顯得粗渾一些，但有些作品仍保留了甲骨文的一些特點。
殷商金文有的銘文極少，只保留族徽會器主姓名，也有長篇銘文，與西周初期金文無多大區別。 其風格有的頗顯端正細勁，如“宰甫卣”銘文，有的頗具渾厚之氣，如“司母戊大方鼎”銘文，有的頗作欹側之勢，如“作冊般甗”銘文，開後代欹側書寫之風氣，有的多用中鋒，頗顯勁健圓融之味。
作為商代晚期金文的代表作品之一，宰甫卣銘文和作冊般甗等青銅器的銘文不同。 後者最突出的特點是還在相當程度上保持著商代甲骨文的面貌，章法上斜角呼應，結構上取斜勢，用筆上起收尖利的味道還相當濃，而宰甫卣銘文則在章法整齊、字形端正方面已經發展得比較完善了。 這篇銘文結體嚴謹，筆致豐腴，間或使用肥筆，顯得行氣茂密，氣韻凝重，具有一種端莊偉岸的美，是殷商晚期金文書法藝術中的傑作之一。
在《美的歷程》中，李澤厚先生把青銅器獨立成章，命名為“饕餮青銅”。 承接“遠古時代”啟“先秦精神”，並將廣泛應用於青銅器裝飾的饕餮紋作為一種審美趣味進行解讀，把青銅藝術獰厲之美的本質歸因於超人的歷史力量與原始宗教神秘觀念的結合，體現了“客觀歷史前進的超人力量”。 如今，當我們凝望這三千多年前的宰甫卣，也彷彿能觸目到那個時代的美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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