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古代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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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御东新区文瀛北路北魏壁画墓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原所长张庆捷，于本月初在上海博物馆以“丝绸之路与古代山西”为题做了讲座，他在讲座现场提到：“山西和丝绸之路的关系由来已久，先秦就有明确的物证。然山西与丝绸之路保持最密切关系的时期，莫过于北朝。北朝山西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对全国乃至隋唐都有极大影响。

　　张庆捷

　　有人也许会问，山西地处华北，远离西陲，与丝绸之路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乍一听有道理，但其实山西在古代特别是北朝时期与丝绸之路关系很紧密。

　　丝路东端不断转移，

　　北魏迁都洛阳前在平城

　　山西和丝绸之路的关系由来已久，先秦就有明确的物证。2002年在上海举办了晋侯墓展中，就有西来的红色菱形玛瑙。民国，山西灵石县曾出土16枚罗马（两汉时期）古钱币、广灵汉墓出土陶胡人俑、朔州汉墓出土铜质胡人俑，均可证汉代山西与西域的联系。

　　然山西与丝绸之路保持最密切关系的时期，莫过于北朝。北朝山西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对全国乃至隋唐都有极大影响。

　　在北朝时期，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都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更为密切，超过了长安和洛阳。

　　公元398年，鲜卑拓跋氏迁都平城，翻开了平城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太武帝攻灭北凉，再次开通东西方交往之路，平城派出使节远赴西域，西域人也成批东赴平城。平城成为该时期唯一的丝绸之路东端。在古代史家心目中，北魏王朝所在的平城才是北魏早期丝绸之路的东端。

　　太 武帝打通西域后不久进行了灭佛运动，刚刚兴起的中西关系遭到压制，但文成帝继位后马上重新开通和丝绸之路的关系，一方面重新重用佛教，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 窟，建立了僧官制度，另一方面大批胡人乐舞都通过丝绸之路进入。自此，平城成为丝路东端最重要城市，中西交通和交流登上一个新的阶段。

　　丝绸之路的大致路线是，进入新疆，穿过甘肃河西走廊和宁夏、 陕北，渡过黄河，登陆山西河曲、保德、偏关诸县或从内蒙古君子渡登岸进入托克托县，这些地区，在北魏均属京畿地区。

　　在平城遗址和晋阳（今太原西南）城遗址及其周围，至今遗存着大量有关丝路或者西方文明的遗迹和遗物，最著名的当属云冈石窟，是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直通平城的最 大物证，中西因素相互结合，气势恢宏，独一无二。在平城遗址内，还出土许多外来器物，如鎏金高脚酒杯、仿波斯银盘、 琉璃碗、银质耳杯、镶宝石金戒指、波斯银币，外来造型的四狮环立石灯、各种中亚伎乐俑和牵骆驼的俑、丝绸之路东传乐器等，充分显示出丝绸之路与平城的重要 关系。这些器物，件件都与丝绸之路有直接关系，如在大同市博物馆展出的四狮环立石灯，其狮子造型，在印度桑奇塔附属建筑中就有类似原形，刚出土，我们就议 论，此物可作为平城的 logo（徽标） 。另在新发现的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解兴石堂壁画中，居然发现箜篌演奏图，它的意义在于，这是北魏考古中发现最早的丝路器物东传的证据。根据以往的考古发 现，结合云冈建造时间，前两年我们认为丝路文化被平城较广泛接受的时期当是文成帝和平年间，所举例证，都是文成帝和平年间的，现在看来，还可以提前到文成 帝太安时期。环视黄河流域，在此时期，没有哪个城市遗址出土过如此丰富的外来器物。

　　可以说，平城开创了丝绸之路的新时代，汉代的丝绸之路主要与官方发生关系，而平城以后的丝绸之路，不仅把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再度恢复，而且来往的深度、 广度与长度上都超越了两汉，深入到民间和社会诸阶层，延续到唐五代之后。

　　另外，东魏北齐时期，晋阳为北方军政中心，“齐氏别都”，胡商辐辏，商贸发达，自然成为丝路东端之一，留下许多胡人活动的记录与遗物。据碑刻墓志资料记载，北朝以降，晋阳定居着许多粟特人，见于墓志的粟特人就有翟娑摩诃、翟突娑父子、安吐根、翟楷、虞弘及其父亲等。

　　山西古代丝路遗存的分类

　　山西古代丝绸之路遗存的种类分为三种：一是西方的生产器物，比如金银铜器、石刻绘画陶瓷器、玻璃器和珠宝；二是引进的工艺技术；三是佛教和丝路艺术。

　　从具体的分类来看又可具体分为以下几类：金银钱币、日用器物、珠宝玻璃、人物衣着、商人贸易、葬具碑刻、工艺制造、佛教信仰和舞蹈音乐。

　　金银钱币：在山西的一段汉长城土洞中发现了一个布袋，布袋中藏有49枚波斯银币，当属北魏孝文帝太和期间。可能是当时为了暂时存放，结果再也没有取回。后来这些银币由文管所收回。

　　日用器物：这类文物在平城遗址、大同、太原都有发现。比如发现的高脚杯这种器形，其实并不适合中国的黄酒，而是为了葡萄酒所制的，其上往往会有葡萄纹饰或是 庆祝葡萄丰收时的舞蹈纹饰。另外银碗、银盘等金银质器具均为西方所喜爱，它们的工艺图案风格与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大相径庭，但同罗马风格非常接近。

　　玻璃珠宝：我们所发现的玻璃器上，联珠纹是西方好用的，莲花纹和忍冬纹则是由佛教传过来的。另外在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的下颌托残件，在吉尔吉斯国家博物馆中 藏有一件工艺上非常接近的同形制金饰，这种工艺方法在青铜器上都很少见到。而在太原出土的北齐徐显秀墓中的戒指经考证就是通过胡商送来的，其图案完全没有 中国风格，而更近于希腊罗马的众神之王宙斯。

　　人物衣着：主要见于胡俑与墓葬壁画中。我们曾发现一张北魏墓葬的武士图，从画有三目来看，应该是一位神，从面目衣装表现来看与新疆克孜尔等石窟的菩萨很相似，从绘画技法来看，也应该是一脉相承。使人强烈感到，该墓壁画的画师很娴熟于西域绘画。

　　胡 商贸易：所谓“商胡”之类的称呼，开始主要是指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外商，时间久了，逐渐推广到泛指所有外国商人。《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记载，“驰命 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里提到的“商胡贩客”，就是指外商。东汉以降，尤其是北朝，外商东来人数骤增，他们在中国的贸易活动及其带 来的文化，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构成当时社会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和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入华胡商出土的物证有三类：一 类是直接物证，如平城地区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牵驼俑，或者是其他地区出土的胡商绘画、雕刻等，象征着丝路商队或商人；一类是间接物证，如通过丝绸之路贩运 而来的西域器物，表现的是丝路贸易的内容，前两类在山西的很多墓葬中都有。而第三类是胡商文书或书信，记载了胡商的境况、入华手续以及货物价格等。第三类 在山西没有发现，而在新疆已经出土了很多。在有的墓中，几类物证一起出现；而在多数墓和遗址中，往往只有一类物证。胡人手牵双峰陶骆驼的随葬品或单个的陶 骆驼，在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雁北师院2号墓，甚至其他墓葬都出现过。该时期表现丝路来的胡人商队，以人和骆驼组合为特征，不需要在骆驼背上添加货架或者 囊袋。这是北魏早期胡商的表现形式，也是早期的特征。那种在骆驼背上添加驮架或囊袋的表现手法，主要出现在东西魏以后，是胡商象征物演化的又一形式。

　　归纳胡商俑或胡商图，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1。 胡商俑、牵驼俑和载货陶骆驼的组合以及胡商图，随着时间发展，有自身演变兴衰的过程。从时间上看，牵驼俑和陶骆驼的组合大规模兴起于北魏定都平城前后，在 内蒙古自治区北魏墓、大同司马金龙墓和大同师院北魏墓群已出土有胡俑及陶骆驼，在迁都洛阳后，诸多北魏墓又出土载筐骆驼和载货卧驼。北齐墓中，又出现了骑 驼俑。进入隋唐，胡商俑与载货驼的数量、形式又有增加，如载货驼上骑一只猴，驮袋的形制与种类也成了多种多样，反映了隋唐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晚唐以降， 随着社会的变化，胡商俑及载货驼在随葬品中越来越少。

　　2。骆驼、马、驴驮载的货物种类主要有丝卷、锦帛、毛皮等，是胡商俑组合与胡商图 中最常见的货物，由大多数骆驼载有丝绸看，将东西方商贸之路定名为丝绸之路，是名副其实的。骆驼、马、驴的驮载物除丝绸等外，还往往有水壶、毡帐、大雁、 肉条、野兔等，此类物品不是商品，而是胡商的旅途生活品。有一种骆驼所载的用木条制成的驮架，在夜晚住宿时，还可能被用来搭撑毡帐。大同北魏墓即与胡俑陶 驼共出过陶制毡帐模型。

　　3。胡商俑陶驼的造型也有个从呆滞到生动、由写实到艺术化的过程。不论是牵驼俑，还是陶骆驼和陶马，早期主要表 现的是写实性与象征性，北魏前期的胡俑与陶驼基本上就是如此。从北魏晚期和东魏开始，迈开了由写实到艺术化的步伐。骆驼中出现了卧驼，北齐时，又出现了骑 驼俑，发展到隋唐，导致出现了活灵活现、多彩多姿骑驼俑与三彩骆驼。

　　葬具碑刻：这一类型文物中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胡商贩马图，在山西北 齐壁画反复出现，直到唐代墓葬还有胡商贩马图。唐代上至皇帝，下到各级官僚，都喜爱骏马，不远万里来献马的胡人络绎不绝。通过胡商贩马，我们可知，一、西 域良马是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在战争时期，甚至是中国最需求的主要商品。西域良马进入中原的渠道很多，除贡品外，主要是贸易，贸易方式之一，就是以物易 物，以良马换取丝绸。二、西域诸国出产良马，许多人牧马为业，自然善于养马驯马，前文诸图所见胡商贩马图就是证明。敦煌290窟中心塔柱西面龛下方有幅北 周《胡人驯马图》，驯马人身着胡服，短发，手举马鞭，正在驯服一匹红色烈马，这个驯马的胡人就是粟特人。在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槨底座右壁中，也有粟特人驯马 图像。凭借驯马特长，许多粟特人成为中国马场的官员，为中国繁育了品种优良的军马。三、北朝粟特人贩马图以艺术的形式记录下丝路贸易的重要方面，提醒了对 丝路马匹贸易的重视，尤其是，这种形式延绵不绝，直至宋元明清，都有该题材的图画陆续问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长期的马匹需求和丝路贸易的轨迹。

　　舞蹈音乐：在云冈石窟诸窟雕刻着西方传来的琵琶、箜篌、筚篥等数十种乐器，多达数百件。云冈石窟12窟因为乐器多，被称为“音乐窟”或“佛籁洞”。这些丝路传来的乐器，在北魏墓葬绘画中也是屡见不鲜。舞蹈如“胡腾舞”。

　　信仰习俗：北朝至唐代佛教石窟或摩崖造像，山西有300余处。云冈石窟诸窟是最好最早的物证。另一方面，佛教的传入为建筑格局带来了新的气象。当时唯一能和皇家相比的建筑就是佛教建筑，佛塔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建筑，而且壮丽辉煌，令人敬仰。

　　工艺制造：《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传》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 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至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2002年冬季，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一个玻璃壶，形制 与随葬的陶壶接近，可视为本地生产玻璃器的物证。另外，《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葡萄栽培技术，当源于北魏。

　　综上所述，北魏时期，山西与丝 绸之路的交往最为密切，平城作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东端应该是确有根据的。而且该时期来自丝路文物种类数量最为丰富，超过长安和洛阳。所以说，古代山西既是民 族融合之地，也是文明互动的前沿，这种融合与互动的结晶是，孕育了多民族的大一统观念。■

　　（作者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本文由陈诗悦、实习生盛逸心根据张庆捷11月1日在上海博物馆讲座整理。）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