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不同的時期，交往路線並不全然相同，選擇哪條線路，與當時中國的歷史進程及世界局勢息息相關。在早期，政權中心位於中國北方，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皆是北方為重，相應的，從中原出發向西、向北的陸上絲綢之路極度繁榮。戰國秦漢時期，位於如今蒙古國、俄羅斯的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漢式銅鏡及銅錢均是明證。這種形勢也自然影響到出口產品的種類，金屬器以及可被當作貨幣的絲綢是最為大宗的出口品。
中國瓷器的發展與全球散佈之路，同樣經歷了歷史的變遷。原始瓷器早在商代即已出現，漢代時浙江上虞地區的曹娥江流域已能生產出成熟精美的青瓷，但由於整體交通運輸條件的限制，瓷器仍未能在出口品中佔據一席之地。眾所周知，瓷器的主要產地位於江淮以南地區，難以長途轉運，可能是解釋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瓷器真正大批量出口，與中國南部地區的開發以及在南方建立的諸多政權密切相關。漢末紛亂後，孫吳定都南京，其後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南京為都，形成南北割據之局面。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方絲綢之路恰恰在此時繁榮起來。在漢四郡的墓葬及遺址中，出土了為數眾多的中國南方青瓷，這表明瓷器在當時已成為非常重要的出口品。隨著唐代在“安史之亂”後失去對西域的控制，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漸有日薄西山之勢。作為某種替代，海上絲綢之路則逐步開啟了繁榮鼎盛之路，陶瓷在海上絲路的貿易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考古研究表明，在9世紀印度尼西亞區域沉沒的黑石號沉船中，出水有5萬多件長沙窯的瓷器，占出水文物的絕大部分，這生動地展現了唐代中晚期真實的貿易情況，更讓我們得以回味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光輝與璀璨。
如果以考古材料更進一步來說，印度尼西亞的黑石號、西沙群島的華光礁一號、廣東上下川島海域的南海I號、漢四郡海域的新安沉船、廣東汕頭南澳一號沉船、福建平潭海域的碗礁一號沉船，現代考古發現的一艘艘沉船及其貨物，集腋成裘，一步步勾勒出從唐代中晚期直至清代波瀾壯闊、生機勃勃的海上絲綢之路。在數千年的漫長歲月裡，裝載著滿滿貨物與希望的船隻，或從山東半島出發經漢四郡通向日本的航路，或由浙江、福建沿海出發經琉球群島通往東北亞地區，或從東南沿海出發，經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抵達紅海、地中海及至非洲大陸，開啟了中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
從另一方面講，海上絲綢之路在宋元時期的鼎盛、明至清初的蓬勃發展，也與中國當時所處的世界格局有著密切關聯。 15世紀末至17世紀是歐洲人主導的大航海時代，航海技術的提升以及地理學上的重大突破使曾經無比寬廣的世界形成多條全新的貿易路線，時間與空間大幅縮小，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與貿易交流也大大增強。在對遠東充滿浪漫與神秘主義的幻想鼓舞下，在進出口貿易利潤的驅動下，16世紀末17世紀初，西班牙、英國、荷蘭、丹麥、法國等國家先後在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地成立貿易據點，展開與東方的貿易活動，中國瓷器成為這種貿易活動中的重要品類。如果說，早期中國向東北亞出口青瓷的行為多少帶有一些政治意味的話，那麼，明清時期繁榮的瓷器出口則受到商業大環境的影響，明顯更具商業特徵，受眾面更為寬廣。
此時，中國的瓷器製造者為迎合市場，大量生產滿足購買者需求的器物以供出口。 17世紀，被稱為“克拉克”的葡萄牙商船上運載了大批中國明代景德鎮及漳州出產的瓷器，其獨特的分格並在格內繪製人物、花卉等紋飾的風格並不符合中國的傳統審美，可以說幾乎都是專為外銷而製作的。在清代，以東印度公司為代表的歐洲商人專門向中國景德鎮和廣州的窯廠訂購裝飾有歐洲貴族、皇家和公司紋章的瓷器，形成了這一時期非常別緻的紋章瓷產品。而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皇室、貴族對中國瓷器的追捧及旺盛需求，又反過來刺激了中國製瓷業的蓬勃發展。宋元時期，不僅龍泉窯、景德鎮窯、耀州窯、定窯等名窯的產品行銷海外，在華南沿海的泉州、廣州等貿易港口周圍還出現了一大批以外銷為目的的窯廠仿燒名窯瓷器，形成了外銷手工業生產體系。到了明清時期，景德鎮民窯、漳州窯、德化窯等窯口也取得了蓬勃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全然被全球大趨勢所裹挾，而是在國際化的形勢下尋求自身發展的某種可能。
中國走進了新的時代，正在創造新的世界圖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瓷器的世界之路也正在重新展開。這是一條具有全新歷史場景，並充滿著機遇、合作與共贏的中國瓷器世界之路，同時也是一條中國瓷器邁向全新理念、技術與價值的發展之路。
作者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博士生
來源：晶報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