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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井陘出土邢窯白釉雙魚榼
明末清初青釉雙魚尊
青州出土唐三彩雙魚榼
文 _張海軍
說到雙魚榼，可能很多人都沒有聽說過，但是對白居易的《家園三絕》應該不會陌生，詩中就有一句“何如家醞雙魚榼，雪夜花時長在前”。 《說文解字》將“榼”解釋為“酒器也”，可知雙魚榼是一種酒器，外形似連體雙魚狀，並且榼兩側均有一至兩個環形系，便於繫繩攜帶。
作為盛酒器的榼出現時間較早，《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載有“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 至唐代，榼非常流行，文獻中常有“瓶榼”“壺榼”等的記載。 鄭綮《開天傳信記》雲：“唐代道士葉法善，居玄真觀。有朝客十餘人來訪，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墜於階下，化為瓶榼，美酒盈瓶。”
李肇《唐國史補·卷上》：“李相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傾之未畢，閽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略無怍色。”此外，白居易的《葺池上舊亭》以及《招東鄰》等作品中也有與榼有關的詩文記載。 而以榼為組成部分的詞語也較為常見，比如餉榼、百榼、殘榼等。 以往認為雙魚形榼始於唐代，但通過近年的考古發掘可知此造型出現不晚於漢代。 2009年，陝西藍田華胥鎮支家溝西漢大墓出土過一件雙魚罐，分體為兩件，清晰地刻劃出魚鱗和魚尾紋飾。 根據器形推斷其並不作為盛酒器之用，但其造型卻是雙魚形榼的濫觴。 至唐代陶瓷雙魚壺則較為多見，一般是鯉魚造型，小口，口中無齒。
一
雙魚榼在諸多考古出土(水)的唐代陶瓷中常見，如長沙窯、唐三彩、邢窯以及廣東水車窯等。
1978年，長沙望城區書堂鄉出土一件長沙窯醬釉雙魚榼，這是一件輕便的酒具，造型獨特，由兩條鯉魚相對合抱，兩張嘴合成為榼口。 腹部隆起，魚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 眼、鱗、腮、鰭，雕刻細膩逼真。 這件雙魚榼線條勻稱、玲瓏別緻，加上醬釉深沉、魚體豐滿，整器顯得凝重。 榼的兩側有直穿式的紐，可以繫繩，攜帶方便。 這種異形瓷榼，不能直接拉坯而成，製作工序複雜，難度較大。 除了醬釉之外，長沙窯還有綠釉、藍釉以及彩繪雙魚榼問世。
目前，唐三彩雙魚榼共出土有3件，分別出自陝西西安、山東青州和江蘇揚州，其中青州和揚州兩地出土雙魚榼形體較為相似。
1992年，西安長安區南里王村的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三彩雙魚榼，是唐代三彩酒器中少有的模仿動物的肖形酒器。 該榼為扁圓腹，榼體由兩條腹部相連的鯉魚構成，器肩部即兩魚頭頂部各有一拱形紐，可以穿繩繫提；器口較小，被兩魚嘴共同承起；魚尾朝下為器足。 整個器體除魚尾外皆施三彩釉。 此榼造型設計突破了常規，巧妙利用兩條對擁的魚構成榼體輪廓，從側面看，是一條軀體圓渾肥碩的鯉魚正欲躍出水面，使我們聯想到鯉魚跳龍門時的一搏；從正面看，又猶如兩魚相對嬉戲，爭搶食物，生活氣息濃厚，且器形與魚體的結合自然流暢，不露半點人工雕琢之痕。
1953年，山東青州出土了一件唐三彩雙魚榼。 榼小口，雙魚相合成器身，口上有蓋，下承高圈足。 魚眼球凸出呈黑色，二魚中間各有上下兩隻小鰭，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通體施黃、綠、褐彩，造型新奇，燒製精美，為山東一帶出土唐三彩器中的精品。
1975年，江蘇揚州唐城遺址內出土了一件唐三彩雙魚榼，榼體似圓柱形，魚口、目、鱗、脊一應俱全。 雙脊間有穿系小孔，便於繫繩，既實用又美觀，反映了晚唐製瓷工匠在設計上的高度造詣。 魚眼球凸出呈黑色，形象逼真，並以黃、綠、褐三色相間浸潤，呈現出斑斕的釉色。
作為白瓷的代表性窯場——邢窯也生產有雙魚形榼，如1964年河北井陘縣出土了一件白釉雙魚榼，通體施白釉，口緣及足部露胎，釉色白中閃青。 造型呈雙魚躍起狀，魚頭為瓶的口、頸、 肩部，身為瓶身，尾為瓶之圈足。 瓶口外侈，腹部扁圓，圈足外撇。 瓶身飾滿魚鱗紋，兩側堆塑雙排魚鰭紋，上下均有環形系，圈足置孔，便於穿系提攜。 除了此件外，1998年印尼勿里洞島出水的“黑石號”沉船上也有一件邢窯白釉雙魚瓷榼，造型與長沙窯醬釉雙魚榼較為類似，只是體型稍窄，應為出口之用。
清乾隆青花釉里紅雙魚尊
唐三彩雙魚瓶
位於廣東梅縣的水車窯也生產有雙魚形榼，如青釉雙魚形榼，作卷口、短頸，長身似魚形，足部微外撇猶如魚尾。 肩部帶一短流，榼身兩側有對稱的凹槽，凹槽上下各塑用於穿帶的雙系。兩側各貼塑兩隻圓形魚眼。 外壁施青釉，釉色青綠，有較強的玻璃質感。 此榼也被視為唐代潮州窯產品。 蔡奕芝在《潮州唐宋古窯研究》中認為梅縣水車窯與潮州北關窯是相同時代不同地點的兩個窯場，兩窯場生產的瓷器胎質、釉色、造型具有同一時代特徵，“梅縣、潮安唐代同屬潮州管轄，水車窯產品也通過潮州這一當時繁榮的對外港口輸入到泰國、日本等國家。所以，廣義上說，水車窯也是唐代潮州窯中的一個窯場”。
晚唐五代白釉雙魚形穿帶瓶
西安出土唐三彩雙魚榼
唐代雙魚榼除了在陶瓷界被廣泛運用外，其他質地，如金、銀及銅中也有類似的造型。 對於其造型來源於何處，有學者對此作了推測，認為：“在唐三彩和唐宋瓷器中出現的雙魚壺造型應該是來自對金銀質地雙魚壺的模仿。1976年內蒙古喀喇沁旗哈達溝門出土的雙魚形銀壺應該是這種造型的金屬器原型”。 結合陝西及內蒙古兩地的考古發現可知，唐代陶瓷製雙魚形榼是在漢代魚形陶扁壺的基礎上，不斷地發展與完善，逐漸地將分體式融合於一體，並藉鑑吸收其他質地的雙魚形器物特點，進而產生的一種盛酒器。
二
為什麼唐代的酒榼要做成魚形呢？ 這就要從古人對包括魚紋在內的吉祥紋飾崇尚習俗說起。 古人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便有趨吉避凶的習慣，常將美好的期望藉助圖案的形式表達出來。 這些吉祥圖案既可以用來裝飾日常器物，又可不斷地給人們心理暗示。 古代的吉祥圖案中，魚是常見的一種。 先人們看到魚產子眾多，故以魚為豐殖的象徵，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盆上的魚紋就被當作主題紋飾寓求豐產、多子多福、人丁旺盛；且“魚”也是“餘”的諧音，“鯉魚”和“利餘”同音，故人們用“魚”來寓意“吉慶有餘”、“豐慶有餘”等，也就有了大鯉魚的“得利圖” 、“連年有餘”圖等。 因此魚直接對應了人們對富裕、吉慶、求福的心理。 “魚”又和“玉”同音，所謂“金玉滿堂”，那是人們對美好生活樂趣和意境的嚮往與憧憬。 魚離不開水的自然現象又是魚水之歡的情感表達，寄託了男女情深、夫妻恩愛、伉儷美滿的情意。
在唐代，魚又有了新的含義。 唐代上朝，官員進出宮門，必需帶著信物查驗，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開始佩戴魚符。 天授元年(690年)武則天將魚符改為佩戴龜符，神龍元年(705年)，中宗即位，又復龜符為魚符。 能佩魚符的人，都是在京都為官者，或是應詔入京的外地官員，魚符也就成了地位高貴的象徵。 有意思的是，雙魚榼都是兩條鯉魚拼合而成，而唐代最高統治者為李姓，“李”與“鯉”諧音，鯉更成為富貴的象徵。 所以在唐代，魚特別是鯉魚寓意著人們對富貴的期盼，成為各種器物常見的裝飾紋樣。 另外，唐朝皇室信奉道教，由於道教認為鯉魚與龍和成仙有關，因此道士一般都忌食鯉魚，將鯉魚奉為聖物。
揚州唐城遺址出土唐三彩雙魚榼
除此之外，唐詩的推動也是唐代陶瓷器裝飾魚題材的動力之一。 有唐一代，涉及到“魚”的詩非常多。 根據對《全唐詩》的檢索可以發現，帶有“魚”字的詩足有2185首。 這些詩的不斷問世，一方面是對唐代食魚、崇魚等吉祥文化的匯總和反映，另一方面也為陶瓷、金銀器等日常所用的工藝品增加了裝飾題材的靈感。 作為深受廣大人民喜愛的陶瓷生產者，長沙窯及其他窯場絕對不會遺漏“魚”這一皇室、民間皆為喜歡的題材，結合自身的胎、釉等特點，進而生產了雙魚榼這種較為常見的器形。
寓意吉祥的雙魚形瓷榼帶給人們太多美好的想像。 瓷榼造型獨特、形象逼真，體現了窯工們精湛的製瓷技法；實用性功能突出，作為酒具非常輕便，利於隨身攜帶。 更為重要的是，窯工們將人們對富貴的期盼以及對取悅當朝的用意都融於瓷榼之中，不得不說這就是他們的不凡之處。
來源：《藝術品鑑》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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