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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雄
存世元代青花瓷器的數量可謂屈指可數，目前全球僅四百多件，國內考古發現和博物館收藏約一百多件。 其中繪有人物及故事情節的，更是鳳毛麟角，因此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的出土元青花“四愛圖”梅瓶和武漢市博物館收藏的傳世元青花“四愛圖”梅瓶格外引人關注。 (圖二)
圖一
左(下同)：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的出土元青花“四愛圖”梅瓶，高38.7厘米，口徑6.4厘米，底徑13厘米。
右(下同)：武漢市博物館收藏的傳世元青花“四愛圖”梅瓶，高37.6厘米，口徑6.2厘米，底徑13厘米。
湖北省博物館館藏的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以下簡稱“前者”)，2006年出土於湖北省鍾祥市明代郢靖王墓。 墓主郢靖王朱棟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生於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冊封為郢王，永樂六年(1408年)就藩安陸(今湖北省鍾祥市)，卒於永樂十二年(1414年)享年二十七歲，諡號曰“靖”，永樂十三年(1415年)葬於城東二十里清平村寶鶴山。 王妃郭氏為明朝開國元勳營國威襄公郭英之女。 郢王去世後，郭氏悲痛自盡，與夫君合葬。 《興都志》卷載：“妃郭氏，王薨之踰月，妃痛哭曰：賢王舍我以去，我寡而無子，尚誰恃邪？念自幼嬪賢王侍如賓友，今安忍獨生乎！乃整妝對鏡，自寫其容，付謹密宮人掌之。雲：候諸女長成識母之遺容也，遂自盡。朝廷聞而賢之，卹典加厚。”這件梅瓶出土時就放置在王妃郭氏的棺木前端棺床下方，見證了這位王妃為夫殉情的淒婉故事。
隔江相望的另一件傳世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以下簡稱“後者”)在20世紀80年代由武漢市文物商店從一位鍾祥市市民處收購，現藏於武漢市博物館。 筆者有幸收集到了兩個梅瓶的局部圖片和相關資料，以下分別從造型、胎質、釉色、紋飾等四個方面進行比對。
造型方面，兩件梅瓶的尺寸極為相近，整體造型也十分相似：小口外侈、短頸、豐肩，上腹圓鼓，下腹漸收，矮圈足，足微外撇。
胎質方面，兩者均胎體厚重，有明顯接坯痕。 從器底觀察，平底淺圈足，胎質較疏鬆，顆粒狀明顯，白中泛青；前者有明顯的火石紅，後者底部中心有“糊米底”現象，且見明顯旋坯痕。
釉色方面，兩者均白釉泛青，青料濃艷，有黑色結晶斑，不同之處在於前者青花髮色淡雅青翠，而後者顯得偏藍偏深。
紋飾方面，兩者的紋飾佈局完全一樣，都分為三大部分：肩部繪鳳穿牡丹紋；腹部是四處海棠形開光，分別繪有中國古代四位高士閒情逸致、恬靜自然的場景，即王羲之愛蘭、陶淵明愛菊、周敦頤愛蓮、林和靖愛梅鶴，所繪人物形神兼備，特徵鮮明，衣紋用筆瀟灑自然，陪襯的景物結合主題，四組畫面均可謂情景交融，每層紋樣分別由花瓣紋和卷草紋相間，頸部最上一層紋樣為卷草紋；脛部為帶大括號的蓮瓣紋，蓮瓣中有垂葉狀的祥雲紋。 其中主題紋飾“四愛圖”雖然題材和內容相同，但在一些細節處理上還是有些許差別的。
圖二
對比“王羲之愛蘭圖”(圖二)可以發現，前者所繪王羲之袒胸露肩，平視蘭花，身後以一棵似為梧桐的大樹(其樹葉與元代張舜諮《蒼梧竹鷹圖》中的梧桐葉極為相似)來襯托主題，在其左腿旁有一圓形罐，造型頗具元代風格，亦可作為判斷此梅瓶時代的佐證。 而後者所繪人物顯得溫文儒雅，卻以柳樹來代替梧桐樹。 “王羲之愛蘭圖”所表現的季節應為春季。
圖三
對比“周敦頤愛蓮圖”(圖三)可以發現，前者青花中出現的黑色結晶斑點清晰可見，這是進口青料中因含鐵量高而呈現的特徵。 “周敦頤愛蓮圖”是四幅圖中差別最小的，主要差別在於侍童，前者手中抱琴且穿花衣，後者服裝為素衣。 此圖所表現的季節應為夏季。
圖四
對比“陶淵明愛菊圖”(圖四)可以發現，前者所繪陶淵明衣著紋飾以簡潔的雙橫或三橫短線條錯落有致地均勻分佈，用筆流暢精煉，人物形象刻畫栩栩如生，充分顯示了當時陶瓷繪畫工匠的高超技藝。 前者背景上的大樹為柳樹，後者卻是梧桐樹，正好與“王羲之愛蘭圖”相反。 此圖所表現的季節應為秋季。
圖五
對比“林和靖愛梅鶴圖”(圖五)可以發現，前者圖案中少一伴童，主人右手持一手杖，而後者是左手持杖，且前麵點綴有寬葉植物。 仙鶴動作神態傳神鮮活。 此圖所表現的季節為冬季。
通觀整體紋飾，前者較後者的線條更為清晰細緻。
元明以來，瓷器圖案往往有本所依，多出自刊刻的畫本或插圖之類，也有出自傳統戲劇故事鈔本插圖，因此圖案往往有很大相似性，但具體又因工匠、時代的變化而有所增益或刪減。 通過以上對比分析可以發現，這兩件梅瓶所繪人物細部處理並不完全一致，內容也有差別，真實地反映出係出同源又大同小異的裝飾特點。
來源：《文物天地》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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