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水市博物館館藏十一面觀音鎏金銅造像
天水市博物館有一座十一面觀音造像，本為天水水月寺的傳世品。 水月寺本為隴右名剎，據傳創建於隋初，重建於唐會昌元年（841年），“文革”破四舊時從大殿牆角下出土了這尊十一面觀音鎏金銅造像，疑為唐武宗滅佛時所埋。 該造像高81厘米，造像分上下兩層，下層為四層七寶台，上層為十一面觀音立像（見圖1）。 整件造像由青銅鑄造，渾身鎏金，顯得高貴典雅。 菩薩頭戴天冠，生六臂十一面。 以前誤以為其十一面呈3、4、1、2、1排列，其中9個菩薩頭像分4層佈於主面的天冠之上（見圖2、圖3）。 最近筆者在認真觀察的基礎上對照相關經典發現，該尊造像的頭像排列並非如此。 正面能看見的菩薩頭像共分4層排列，第一層中央為主面，其左右耳際各有一面，共三面。 第二層共四面。 在第二層和第三層之間是主面寶冠中的阿彌陀佛結跏趺坐像，此尊應不在十一面之列。 第四層有2面。 第五層有1面。 因此，該造像正面能直觀看見的面相排列為3、4、2、1，共十面，和十一面之數有差。 但觀其背面我們可發現，菩薩背面有隼突出，應是插背光所用，可惜背光不存。 在其主面的頭正後方，有一不規則方孔，似為裝藏之處，方孔的缺塊大小正好可置一個小菩薩面，由此推測，此處應該還有一面。 無論是《十一面觀音神咒》，還是《十一面觀音神咒心經》，其對十一面觀音面相排列的記載其實出入不大，即“其像作十一面。當前三面作慈悲相。左邊三面作嗔怒相。右邊三面作白牙上出相。當後一面作暴惡大笑相。頂上一面作佛面像。”由此可知，觀音當後應該有一“暴惡大笑”面，這與此造像的形制不謀而合。 所以，該十一面觀音造像的面相排列應該是4、4、2、1，共計十一面。
菩薩的六臂在身體兩側分3層排列，其中最上面兩手向上托舉似有持物；中間兩手虛合掌，雙拇指並豎，兩食指彎曲如勾型，結為秘密真性如意珠印；下方兩臂下垂，拇指與中指相捻，結滅惡趣印（見圖4）。 觀音主面慈祥和善，她身披天衣，下身著裙，掛飾瓔珞，腕帶臂玔，據有菩薩造像的種種莊嚴[1]。 這是古代天水地區發現的密教十一面觀音信仰繁榮的珍貴實物資料。
二、漢傳佛教密教與十一面觀音經典
漢傳密教經典傳入內地的時間很早，早期密教多屬真言咒語（或稱“陀羅尼”“總持”）性質。 三國時，竺律炎譯《摩登伽經》，支謙譯《無量門微密持經》，都很有名。 這些咒術的應用範圍很廣，諸如息災、求祥、安家、治病，驅鬼役神、降龍祈雨，無所不能。 除了持咒它還兼取火祀、占卜、星像等法術[2]。 西晉時期，帛屍梨蜜多羅就精通咒術，他在健康翻譯了《大灌頂神咒經》。 東晉太元六年（381年），曇無蘭在揚州花了十五年的時間翻譯了《咒時氣病經》《請雨咒經》等許多神咒。 至唐代，阿地瞿多譯《陀羅尼集經》，佛陀波利從印度帶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等。 以上這些都屬於“雜密”，體系性的“純密”是由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人傳入中國的。 此三人中以善無畏來中國最早，他於開元四年（716年）抵達長安，之後他們分別翻譯了《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等大量密教經典。 至此，“純密”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漢傳佛教密宗才產生[3]。
密教十一面觀音信仰的法脈其實在整個“純密”構架形成之前已經在中國普遍流傳。 早在北周武帝時期，耶舍崛多與阇那崛多在長安首先譯出《佛說十一面觀音神咒經》。 據崔致遠《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記載：“神功元年契丹拒命，出師討之。特詔藏依經教遏寇虐。乃奏曰。若令摧伏怨敵請約左道諸法。詔從之。法師盥浴更衣建立十一面道場置光音像行道。始數日羯虜睹王師無數神王之眾。或矚觀音之像浮空而至。犬羊之群相次逗撓月捷以聞。天后優詔勞之曰。蒯城之外兵士聞天鼓之聲。良鄉縣中賊眾睹觀音之像。醴酒流甘於陳塞。仙駕引纛於軍前。此神兵之掃除。蓋慈力之加被。”此雖文人漫談，不足全信，但由此可以看出，在唐代初期，十一面觀音信仰在上層社會已經廣為流傳，其修持儀軌已初步成型。 從初唐到開元年間三大士到達中國建立“純密”，就相差百餘年，那麼據此推測在開元三大士尚未到達中國前二、三百年間，十一面觀音法早已在中原地區存在了。
進入唐朝，密宗觀音信仰進入高潮時期，各類觀音經典的翻譯層出不群，來華印度僧人尊法、智通分別譯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千囀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咒》《觀自在菩薩隨心咒》《清淨觀世音菩薩陀羅尼》。 同時，十一面觀音經典也大量翻譯。初唐時期，阿地瞿多和玄奘先後分別譯出《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和《十一面神咒心經》，又過了約一百年，在唐玄宗天寶年間，不空翻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 通過十一面觀音相關經典的翻譯可以看出，隨著密教觀音信仰的發展，十一面觀音信仰出現了兩個高潮，第一次是北周時期，以保定四年（564年）天竺僧人耶舍崛多翻譯《十一面觀音神咒經》為主要標誌，第一次把十一面觀音經典引入中國。 第二次高潮是唐代，曾四度翻譯十一面觀音經典，把十一面觀音信仰推向了高潮。 [4]
三、十一面觀音的形象
十一面觀音，別名大光普照觀音、密號慈愍金剛，是密教六觀音之一。 在胎藏界曼陀羅中，她位列蘇悉地院[5]，是密教“六大觀音”之一，但其形像在我國佛教題材中出現的時間似乎較晚。雖然早在北周時期有高僧就已經翻譯出了十一面觀音經典，但沒有證據表明當時已經出現了十一面觀音造像。 從目前的發現來看，十一面觀音的形像在我國大量出現的時期應該在唐代初期。
唐代是我國密教觀音信仰的高潮時期，當時，在各種經典的支持下，十一面觀音的形象向多元化發展，國內外現存各時期的十一面觀音形式多樣，有絹畫、壁畫、石雕、銅造像、木雕等各種形式，其中尤以敦煌莫高窟出現的形象最為豐富，如敦煌莫高窟第321窟東壁北側就有十一面觀音圖，她十一面六臂，立於雙樹寶蓋之下蓮花之上，一手提淨瓶，一手持楊枝。 兩旁有二菩薩侍立（見圖5）。 除此之外，現存的唐代十一面觀音單體造像中比較有影響的有，據傳出土於陝西寶慶寺而散見於海內外的高浮雕十一面觀音石造立像，出土於河南滎陽大海寺的六臂十一面觀音石造像、揚州博物館藏十一面觀音石造像和上海市博物館藏十一面觀音銅造像。 國家博物館的李翎先生曾撰文對十一面觀音像式做過專題研究，他對123件分藏於世界各地的十一面觀音造像的年代、臂、面數量進行了詳細的列表統計[6 ]。 通過對其表中內容的統計對比可以看出，十一面觀音造像大約最早產生於後笈多王朝時期，目前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十一面觀音造像發現於坎黑利石窟41號窟，造像時間大約為5-6世紀。 我國所發現的早期十一面觀音造像為初唐時期，多出現在敦煌莫高窟，如334、321、331、340等窟中均出現了十一面觀音形象。 從造像的形制看，十一面觀音造像吸收了印度所出現的兩種觀音類型，即印度西部的二臂觀音像式（坎黑利樣式）和印度北部的六臂觀音像式。 2臂十一面觀音造像出現最早，也最流行，初唐時期首先在敦煌莫高窟321窟首先出現了6臂十一面觀音，盛唐時期首先在四川安岳地區出現千手十一面觀音造像。 因此，從觀音手臂數量發展來看，十一面觀音的手臂數量有從少到多的發展趨勢。 在唐代中晚期，十一面觀音信仰走向了高潮，出現了2臂、4臂6臂、多臂等各種十一面觀音造像。 從姿態來看，坎黑利石窟41窟的十一面觀音造像為立式，坐像首先出現在初唐時期敦煌334窟，從此以後，這兩種姿態成為普便應用的十一面觀音造像姿態。
從面十一面觀音的面相排列情況來看，早期造像面相排列方式比較靈活，其依各種經典記載和儀軌的不同而各有差別，但總體上只有一個主面，其餘各麵點綴於主面之上，最上一面為佛面。 如[7]中敦煌莫高窟321窟壁畫上十一面觀音面相排列為3、5、2、1。 太原天龍山第9窟十一面觀音面相排列為1、9、1（見圖6）[8]。 東京國立美術館藏高浮雕十一面觀音立像的面相排列為1、5、4、1。 敦煌莫高窟第14窟壁畫上的十一面觀音面相排列為在3、5、3。11世紀以後十一面觀音造像的面部排列趨向一致，即常見3、3、3、1、1式排列。 除了面相排列不同之外，其十一面的表情及各手的印契、持物也並不相同。 據依耶舍崛多譯《佛說十一面觀音神咒經》記載，十一面觀音“前三面作菩薩面，左三面作瞋面，右三面似菩薩面，獠牙上出相，背後一面作暴惡大笑相，頂上一面作佛面，每一面都各戴華冠，冠中各有阿彌陀佛像。其左手持澡瓶，瓶口出蓮花，右手串瓔珞，作施無畏印，即屈手上舉於胸前，手指自然舒展，手掌向外”。 不空三藏所譯《十一面經》則記載其為四臂，“右邊第一手持念珠，第二手作施無畏印；左邊第一手持蓮華，第二手持澡瓶”。
四、隴右地區的十一面觀音信仰
十一面觀音信仰作為唐代漢傳佛教密宗觀音信仰的內容之一，其願力和法力都非常之大，更重要的是其信仰不僅滿足了“即身成佛”的宗教需求，而且滿足了紅塵眾生的世俗訴求，受到了世俗眾人的歡迎和認可。 據《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時，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世尊，我有心咒，名十一面。此心咒十一億諸佛所說，我今說之，為一切眾生故，欲令一切眾生念善法故，欲令一切眾生無憂惱故，欲除一切眾生病故，為一切障難災怪噁夢欲除滅故，欲除一切橫病死故，欲除一切諸噁心者令調柔故，欲除一切諸魔鬼神障難不起故。”在十一面觀音信仰的因緣中不僅包含了諸如“念善法”“噁心者令調柔”“一切諸魔鬼神障難不起”等加持修行的弘大法力，還包括諸如“欲令一切眾生無憂”“除一切眾生病”“除一切橫病死”等對世俗眾生的關照。 [9]根據大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譯《陀羅尼集經·卷四》的記載，信仰十一面觀音將得“十種功德、四種果報”，即“身常無病；為十方諸佛憶念；財物飲食充足；破一切怨敵；使眾生生慈心；蠱毒熱病不能侵；刀杖不能害；水難不能漂；火難不能焚；不受橫死”等十種功德。 “臨命終時見十方無量諸佛；永不墮地獄；不為一切禽獸所害；命終後生無量國”等四種果報。 這些現實的利益果報，正是吸引信徒趨之若鶩的原因之一。 此外，十一面觀音廣開方便之門，其以不同面相度化各類有情眾生，唐代慧沼《十一面觀音神咒心經義疏》說：“十一面者。前三面慈相見善眾生。而生慈心大慈與樂。左三面嗔面見惡眾生。而生悲心大悲救苦。右三面白牙上出面見淨業者。發希有贊勸進佛道。最後一面暴大笑面見善惡雜穢眾生。而生怪笑改惡向道。頂上佛面或對習行大乘機者。而說諸法究竟佛道故現佛面。”所以，十一面觀音不同的面相體現了不同的因緣，而每一種因緣便是一種特殊的法門，以不同法門度化不同眾生，自然被廣大信眾樂於接受。
此外，三藏法師不空西行隴右很可能對該地區十一面觀音信仰的風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據《高僧傳·不空傳》記載：“（天寶）十二載敕令赴河隴。節度使哥舒翰所請。十三載至武威住開元寺。節度使洎賓從皆願受灌頂。士庶數千人咸登道場。”從記載可以看出，盛唐以後密宗信仰進一步與政治緊密結合，甚至很多掌握軍政大權的大吏希望通過“灌頂”使自己及其軍隊在在與敵的戰鬥中獲得加持力，重演半世紀以前“神兵”卻敵的美夢。 天寶十二載時，哥舒翰任隴右節度使，並兼任河西節度使。 作為隴右地區最高地方行政長官祈請不空三藏赴河隴，而玄宗更以濃重而正式的形式“敕令（不空）赴河隴”，這不僅說明上到最高統治者，下到地方政要和士庶百姓都依附宗教，而國家恰恰通過控制主要宗教人物來加強統治。 不空西行河隴，必自東都洛陽西行長安，沿關隴大道翻關山，經天水至河湟地區，這是絲路古道入河湟的主要通道，他一路走過的地方也會受如武威“士庶”同樣的理待和追捧。
總之，隴右地區曾經是漢傳佛教密宗從西北傳入所經一大站，這裡很早就有密宗信眾的堅實基礎，不空赴河隴則以不爭的史實證明這裡有豐厚的密宗信仰土壤，敦煌莫高窟中大量出現的十一面觀音壁畫和天水市博物館館藏的這尊十一面觀音鎏金銅造像，是隴右地區十一面觀音信仰流行的實物證據。
註釋：
[1] 劉復興。 從館藏造像看唐代天水地區密教十一面觀音信仰[J]。 絲綢之路，2014：43-45。
[2]杜繼文。 佛教史[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1）：276。
[3]（日）鐮田茂雄。 簡明中國佛教史[M]。 鄭彭年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10）：232-236。
[4]劉復興。 從館藏造像看唐代天水地區密教十一面觀音信仰[J]。 絲綢之路，2014：43-45。
[5]密教曼陀羅圖典-胎藏（中）[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1）：229-230。
[6]李翎。 十一面觀音像式研究─以漢藏造像對比研究為中心[J]。 敦煌學輯刊，2004：77-80。
[7]彭金章。 敦煌密教畫卷[M]。 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12）：26-27。
[8]丁明夷。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第6卷北方六省[M]。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3：60。
[9]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大正藏第20冊，第149頁。
作者簡介：
劉復興（1984--），男，張家川回族自治縣人，漢族，現為天水市博物館助理館員，主要致力於甘肅石窟考古和佛教文化研究，先後在《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絲綢之路》 《文物收藏與鑑賞》等刊物上發表《拉梢寺發願文再辨析》《從十一面觀音造像看隴右密宗觀音信仰》《魯恭姬造像碑研究》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