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玉器概述

明代社會的特點是國家始終處在內亂頻頻，內憂外患之中。但是承襲兩宋特別是南宋以來商業貿易的飛速發展，明代的商業非常發達，民間也因此變得富裕。明代玉器的發展變化也是與社會的變化相關聯的，從總體上看，明代玉器漸趨脫離五代兩宋玉器形神兼備的藝術傳統，形成了追求精雕細琢裝飾美的藝術風格。

明代的皇家用玉都由御用監監制，而民間觀玉、賞玉之風盛行，在經濟、文化發達的大城市中都開有玉肆，最著名的碾玉中心是蘇州。

同時，古玩商界為適應收藏、玩賞古玉器的社會風氣，還大量制造了古色古香的偽贗古玉器。我們現今還能見到大量這一時期仿制的「古玉」，甚至連清代的乾隆皇帝也曾經被明代仿古玉欺騙。    

明代玉器工藝的發展經歷了早中晚三個時期。

早明：明初玉器出土和傳世的均有佳作，風格繼承元代，作工嚴謹而精美。1970年南京市明汪興祖墓 (1371) 出土了玉帶飾14塊，碾琢隱起行龍，出沒於祥雲之中，碾工玲瓏剔透，有鬼斧神工之妙。但雲龍的形象與布局均接近元代，玉帶板數量不符合明制。

1970年春到1971年初，山東鄒縣朱檀墓(1389)出土了冕飾、玉帶、玉佩、玉圭、玉硯、玉筆架、玉杯等玉器，表現了明宗室親王生前和殉葬用玉的狀況。

這類玉器所采用的玉材光澤較強，碾工遒勁，磨工精潤，不重細部，明顯保存著元代玉器的遺風。但是嚴格地說，早明的玉器並沒有自己的風格，許多出土的精美玉器如上述的玉帶板應該歸入元代玉器的范疇之中，或者其原本就是元代遺留的玉器。
    　
明中期：明朝中期的玉器趨向簡略，承襲元末明初文人文化的興盛，出現了具有文人色彩的玉器，如青玉松蔭策杖斗杯等。明中期玉器的加工與集散多集中於東南地域如南京、上海、江西等地。

上海陸深墓出土白玉鐵拐李、 白玉蝶、玉雞心佩、白玉帶鉤、鏤空壽字玉、玉戒指、玉道冠、玉簪等，玉件小巧玲瓏，代表了地主、富商等人用玉的品種和作工。這一時期的玉器開始顯現出明代社會的特點，玉器的制作加工也可真正代表明代社會的特征。

明晚期：晚明前期東南一帶社會穩定，城市經濟繁榮，民間富裕，因此玉器產量有所增加。當時蘇州制玉業代表著全國玉器工藝的發展趨勢，著名玉工陸子剛就出自蘇州專諸巷。此期代表性的玉器有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玉帶鉤、玉碗、玉盂、玉壺、玉爵、玉圭、玉佩、玉帶等，包括了死者生前御用玉器和死後的殉葬用玉。

其中玉壺、玉爵等使用鏨金或珠寶鑲嵌工藝，更是絢麗多彩。當時古玉已成為古董(或稱古玩)，是高價的特殊商品。商人為了獲取高利，便用劣質玉、 摻色玉等廉價玉材制造了大批假古董，玉器數量激增，藝術上明顯變得粗獷，精工者較少，多與金銀寶石鑲嵌工藝結合。因明中晚期城市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海外貿易頻繁，整個工藝美術為商品生產和外銷所支配，於是出現了追求數量，忽視藝術的不良傾向。

隨之，玉器工藝也出現了商品化的趨勢，玉器胎厚重、造型呆板、作工草率、裝飾繁瑣，流傳至今的有大量的玉壺、玉杯。在圖案方面，與晚明社會風氣相符，符瑞吉祥的諧音題材甚為風行，這種「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圖案，首先是為了祈福，其次才顧及到美。

晚期名工陸子剛所琢玉器反映了此期時作玉、仿古玉及文人用玉的交錯發展的形勢。玉文化中的城市庶民、文人的成分與影響正在增強，這是城市商品經濟繁榮、玉器生產商品化的結果，也是我國玉文化的新變化。
明 臥鹿
說明： 長55mm 高31.5mm 重27g

白玉。 背上負竹簍，內裝蕉扇、蠅拂、靈芝、書卷、菊花等。底面用減地雕法雕方勝紋。

明 鏤雕荔枝嵌飾
說明： 橫83.5mm 高70mm 厚12.5mm 重121g

白玉。單面雕，背面微分出枝條搭接穿插，有二對嵌釘孔。
以荔枝為飾在宋代就開始了，宋代玉帶、金帶的紋飾有「絲頭荔枝」 、 「剔梗荔枝」等名目，是 定品級的標志。但所見實物都是圖案化的，以卷草式的枝梗連在一起，與此不同。此件為折枝寫生式的，雕 枝」結五個果實，枝葉掩映。它應是以荔諧昔為利，象征吉語「 本萬利」的。

明 鏤雕坐蟒嵌件
說明： 橫84mm 高70mm 重118.5g

白玉。 背面邊緣凸出圓邊框如鐲狀。明代稱龍爪五趾的為龍，俗稱「五爪龍」 ，為皇帝服飾專用；龍爪四趾、三趾的為蟒，開始時臣下經特賜可以在服飾上使用，以後放寬到一定級別即可用。又龍、蟒的姿式有行、升、降、坐等，前三種龍首 都是側面，只有坐龍、坐蟒是正面，是最正式的一種。此件雕四爪坐蟒，是僅次於皇帝的最高等級裝飾紋樣。它的雕工尚有宋元以來深層立體鏤雕的遺矩，是明前期 王雕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