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報
大禹治水圖清乾隆故宮博物院藏
金明
揚州玉雕是中國玉雕工藝的一大流派。 歷史上的揚州玉器在成器的題材、種類及工藝造型上均形成了獨特的地方特色和藝術風格。 現代的揚州玉器兼有“南秀北雄”的風格及典雅秀美、玲瓏剔透的藝術特色。
走進故宮珍寶館,中國古代最大的玉雕山子《大禹治水圖》巍然矗立在數千斤的嵌金絲座上。這座高224厘米、寬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噸的“玉器之王”創作於乾隆時期,清代只有揚州能製作這樣重逾千斤的玉山,其琢玉水平之高,能工巧匠之多,生產規模和作業能力之大,實前所未有。
用玉雕琢華夏民族治水的宏大史詩,沒有留下姓名的玉匠們用無與倫比的創造力觸動著人們的心靈。 在《大禹治水圖》玉山上,雕琢了眾多人物,活動都圍繞治水展開,人們穿著粗布麻衣,有的干脆光著上身,掄起橛子,劈山移土,脊背、腿上的肌肉隨著動作的展開爆發出力量,揚州的玉匠用完美的玉雕技藝留下了一種足以鼓舞整個民族的精神,這恰恰是一個藝術家或者文化傳承者對於自己作品的終極追求。
揚州玉雕素以大件著名,幾乎每年都有大件作品問世,比如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顧永駿近年創作的《大江東去》碧玉山,重達4噸,僅次於《大禹治水圖》玉山,堪稱當代之最。 還有《人生如意》、《樂鯉跳波》等大的擺件,可以說,揚州玉雕在大件製作中無人能比,也是其優勢所在。
上世紀70年代的《五塔》、《寶塔爐》等作品,工藝奇絕,氣勢宏大,代表了那個年代玉雕創作的最高工藝水平,當時參與製作這些大件作品的徒工,如今早已成為揚州玉雕的中堅力量,他們在仿製青銅器造型的基礎上,標新立異,尤以塔爐見長,在技法上採用立雕、浮雕、鏤空雕相結合的形式,使爐的優美造型和寶塔渾然一體,別具匠心。
在器皿中還值得一提的是鍊子活。 這是揚州玉器玲瓏剔透的又一表現手法。 不像北方的鏈圈多呈澡盆形,揚州的鍊子似黃豆一般,精巧圓潤、細膩整齊,常出現於瓶、燈、塔、薰、片、墜等器物上,尤以與瓶、塔結合為多,亦最富代表性。 其運用形式視器物造型的需要,結合以單鏈、雙鍊或多鏈,起襯托器物之效,相得益彰。 鍊子活在天然瓶上的運用具有“小中見大”的特技,揚州鍊子活的精細程度堪稱巧奪天工,在玉器活中開拓了新的境界。
現代揚派玉雕創作者運用“量料取材、因材施藝”的琢磨工藝規律,不斷提高“相玉”能力,同時,廣泛汲取民族繪畫、藝術雕塑的營養,他們創作的玉雕作品逐漸脫離單純工藝品的屬性,而具有了藝術性的表達。
在《馬未都說收藏》玉器篇中,我們能夠看到一條比較清晰的脈絡。 這就是玉器文化的發展過程,從石器時代的“神玉文化”,到奴隸社會的“禮器文化”,再到封建社會的“德玉文化”,一直到唐代“玉器具有了商品屬性”以至明清達到鼎盛時期,玉文化已經不是統治集團所專屬的文化,而是文人士大夫所好,普通百姓亦可帶玉、尚玉。 這說明隨著社會發展逐漸成熟,玉文化逐漸向社會下層蔓延。 這樣的變化,離不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
然而,就像今天我們整個社會都在面臨變革一樣,產業聚集,傳承有序的揚州玉雕也存在自己的短板。 “前些年賺錢容易,這幾年市場冷清了,面對外地市場的崛起感到危機重重”,這是近年來揚州玉器行業普遍的感受。
玉料的價格動輒1公斤60多萬甚至上百萬元,高昂的價格就像一座大山,很難隨意撼動。 創新,意味著將要冒更大的風險。 於是就出現手藝做慣了,風格難改變;題材做熟了,故事就顯得老套。 是創新還是先考慮經濟成本,這確實是兩難之選。
玉雕行業有其固有的產業鏈,比如玉石料供應、打磨、底座製作等等。 作品的好壞尚能控制,但面對配套部門,要想提高水平,光著急是沒用的。 於是,就有大師專門到外地去打磨拋光,有時連木雕的底座也要到外地定做。
玉雕是揚州的傳統手工業,也是揚州的名片。 稍微了解揚州玉器發展的人都知道,明清時期揚州玉雕曾經盛極一時,這造成了各種各樣的藝人在揚州聚集,所以,從明清到現在,揚州玉雕技藝的傳承明確、有序,玉雕師這個群體不僅數量眾多,名師大師也多,他們不僅形成了風格獨特的揚派玉雕風格,而且師從關係明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和看家本領。 特別是當今海派玉雕的發展,歸根結底,底子是揚州人打下的。 海派玉雕大師、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易少勇直言不諱地說:“海派玉雕就是師承揚州玉雕。”
揚州玉雕的市場體係比較完備。 從古至今,新疆人都到揚州來賣玉料。 而且,揚州玉雕大師眾多,吸引了很多高端買家前來定制、加工、購買玉器,特別是大件玉雕的琢制,具有一定的市場規模。 眾多玉雕作坊、工作室的聚集,也形成了產業積聚的效應,各種配套行業齊全。
這是揚州玉器的家底,一時的經濟波動,尚不足以損傷元氣,所謂“砍柴不誤磨刀工”,行情變了,思考一下,接著上路。 在這個殷實的家底中,有一批人,如珍珠般耀眼,他們就是當代的揚州玉雕大師們。 “天下玉,揚州工”, 揚州琢玉工藝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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