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轩珐琅彩瓷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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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暄民

　　有书上说，落“古月轩”款的是乾隆时的珐琅彩瓷，但我先后见过无数落“古月轩”款的瓷器，却没有一件可与乾隆时真正到代的珐琅彩器媲美的。由此，我怀疑书中的叙述是否有误。

　　而清末贡生许之衡 在《饮流斋说瓷》中也讲道：“乾隆以古月轩声价为最巨。古月轩所绘，乃于极工致中饶极清韵之致，以人物为最难得，即绘杏林春燕，声价亦腾噪寰区；疏柳野 凫，亦殊绝也。当时由景德镇制胎入京，命如意宫供奉画师绘画于宫中，开炉烘花。或谓曾见有‘臣董邦达恭绘’者，然寻其画笔派别，殆出诸蒋廷锡，袁江、焦秉 贞之流”。我常揣度，既全出自宫廷画师之手，如何所见的会这等模样？是许氏记录有误还是我无缘见到真正到代的“古月轩”佳器？应该属后者，许氏著录不该有 误。

　　许氏这段论述中有以下两个观点值得思考：

　　一，落“古月轩”款瓷为宫廷如意宫烧造的珐琅彩御瓷，声价之巨可见一斑！对此观点毋庸置疑，我也深表赞同。

　　二，瓷上的图并非出自 董邦达之手，应是由宫廷供奉的画师蒋廷锡、袁江、焦秉贞所绘。按常理非董邦达所绘应该是对的，董不是宫廷供奉的专职画师，他官至工部和礼部尚书，书画只是 他的业余爱好。而珐琅彩瓷均是宫廷专职供奉画师所绘，许由此断定不可能让他轻易下笔。但只从一件器物上即得出此结论也难以服人，一位“从一品”的大员偶然 兴起用珐琅料试画几件，不是没有可能，何况他本身也是颇有名气的画师；其二，许氏书中有个小失误：认为古月轩瓷“殆出诸蒋廷锡、袁江、焦秉贞之流”。蒋、 袁有可能在雍正年间绘珐琅彩瓷，但不可能在乾隆时绘“古月轩”瓷，因为蒋在雍正十年去世了，袁在雍正十三年也相继而逝。他俩都是雍正时的宫廷供奉画师，袁 江更深得雍正皇帝喜爱，他曾为雍正帝寿辰绘制著名的《竹苞松茂图》，但他俩不可能再在如意宫为乾隆帝去绘古月轩瓷了。至于焦秉贞，因生卒年不祥，说其在乾 隆时尚在绘“古月轩”瓷倒还可意为，此中的几处谬误，只是许氏的一个小纰漏，对释疑古月轩瓷的真伪尚无足取，我只是借此澄清一下而已。

　　不过，许氏所述足可证明一点：落“古月轩”款的珐琅彩瓷出自乾隆时的宫廷供奉画师之手，必定极为工致，颇具清韵，为人间难得殊绝，故声价为最巨也！ 

　　从以上论断中可以推断，以前我所见到的一些落“古月轩”款的珐琅彩器，应均是民国时期或更后期所仿。而真正到代的“古月轩”款珐琅彩器应该存在，只是我尚无缘见到，没见到绝对不能轻易否定，更不能得出“古月轩款珐琅彩器为民国时所作”的误人结论。

　　特别是当我前些天在一 藏家处，见到了一对回流的落蓝料行书“古月轩”款的珐琅彩秋菊图观音瓶后，我更坚信了以上的观点。先讲此对瓶的画工，精致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数朵盛开秋 菊参差叠压在一起，但层次分明，前后错落有致，朵朵各异，瓣瓣有变化，其精美真令人怀疑是否出自人工之手；再说用蓝料书写的行书“古月轩”款，那每一笔的 起伏变化，那点划之间的留白，那字与字之间的相互照应，虽只三个字，但上下贯气，小中见大，这么不足一厘米见方的小款却有一种魁伟的霸气，可见一定出自宫 廷供奉的专职书家之手！

　　我捧着这瓶，望着那小 小的底款，深深觉得许氏的论断是正确的。许氏在该书的款识第六章又重复强调：“古月轩彩，为有清一代最珍贵之品，价值奇巨。而同时仿者，值也相等也。古月 轩为内府之轩名，当时选最精画手为之绘器。”不过，他也承认坊间对古月轩有颇多传闻，大致概括有三种说法：一说属于乾隆之轩名，画工名金城字旭映；二说为 清帝轩名，不专属乾隆，历代精品均藏于此；三说，胡姓人氏精画料器，凡书乾隆御制瓷器均仿他的。此解释也不是凭空想象，因落“古月轩”款的珐琅彩器身上的 起首章和押脚印往往是“金城”“旭映”和“胡”，由此推断出这个结论。但不管如何传闻，他很肯定地总结道：“一言以蔽之，则凡属堆料款画极精细而饶有清气 往来者，皆为最名贵，最瑰宝之品也。”

　　手捧此瓶，我从心底里 由衷赞叹：这才是到代的“古月轩”真品啊！也由此相信：真正到代的乾隆时的由宫廷画师绘制的落“古月轩”款的珐琅彩器，确实存在，只是流传下来甚少，因为 当时就声名显赫，故民国时被大量仿制，坊间所能见到的大多是这类后仿品。而一些不负责任的文人又往往未见到真品就轻率加以否定，胡乱下自以为是的结论，认 为凡落“古月轩”款的珐琅彩器均为民国后仿！对古陶瓷作鉴定，最忌讳的是想当然或者只认自己见过的，凡没见过的一概加以否定。如此，必定会得出“天只有井 口那么大”一类的蛙论。

　　人生在世，最长不过百来年，我们能有幸见到的只是这个世界上的点滴尘土，有多少好东西无缘入眼，岂可以妄加评说未见过就不对？未见过就必定新仿或后仿？或者“某地已出现，此再出现定为后仿”的幼稚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