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對董邦達的山水畫推崇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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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簡-董邦達《解角圖》局部

圖中這幅董邦達《解角圖》，原為故宮舊藏，現藏於旅順博物館。 紙本設色，縱25厘米、橫245厘米。 作品背景描繪了乾隆皇帝在南苑進行狩獵和閱兵後的山林曠野，卷首有《御製麋角解說》：“壬午為鹿角記，既辨明鹿與麋皆解角（指被包圍已解除的一角）於夏，不於冬，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過冬至，陡憶南苑有所謂產者，或解角於冬，亦未可知。遣人視之，則正值其候……持其已解角以歸。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窮，而物不易格者，有如是乎……”

全圖蒼山亂石，屈曲叢密的松樹，三隻麋鹿或爬或低頭進食，為人們展現了塞外冬日空寂安靜的景象。 構圖縝密繁複，沉穩又不失靈動的筆墨，精細而無刻露、圓熟之弊，代表了董邦達在乾隆時期山水畫的最高水平。

董邦達（1699年至1769年），清代官員​​、書畫家。 字孚存，一字非聞，號東山，浙江富陽人。雍正十一年（1733）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好古力學，書畫皆精。 他的繪畫以墨筆山水見長，善用枯筆，氣勢磅礴，別開生面。 書畫、篆隸深得古人之法，山水取法元人。 其風格在婁東、虔山派之間，與董源、董其昌並列。 董邦達又擅長詩，其山水畫上窺五代董源、巨然及元黃公望，近學明人董其昌，論者稱之“古今三董相承”。

乾隆帝對董邦達的山水畫推崇有加。 董邦達作品大幅尋丈、小幅寸許，不下數百，許多都“上邀宸眷”，蒙賜御題。 乾隆曾讚揚其山水畫激發了自己的詩興，感嘆道：“為他山水幽佳處，往往尋題趣有餘。”乾隆在評價畫壇時弊以及董氏藝術時稱：“吾於達也無間然，豐不覺繁儉不欠。前稱北苑後香光，藝林都被卿家佔。”將董邦達看作畫理上的無間知己，謂其山水繁簡皆佳、運轉自如，認為其筆墨獨到，可與畫史上最具權威的“南宗”大師董源、董其昌齊驅，可見其山水畫在宮廷中地位之高。

董邦達廣習歷代名家技藝，除吸收董巨皴法及黃公望淺絳畫法，還受“清初四王”影響頗深。 但與“四王”不同的是，他更加重視繪畫的生氣，作品既能迎合皇帝喜愛的盛世昇平氣象，又有文人畫家所追求的幽遠意境。 其畫作中年秀潤，晚年蒼渾，用筆在不生不熟之間，絕無狂妄之態。尤其晚年之作沉雄樸茂，極具巧拙野逸之趣，所呈現的文人意趣，繼承南宗筆墨的野逸疏放，與董源、董其昌異曲同工。 他將文人逸氣帶入宮廷，與清代宮廷職業畫家的華麗裝飾明顯不同，成為當時宮廷中雅文化的代表。

董邦達一生作品宏富。 據記載，《石渠初編》、《石渠續編》、《石渠三編》均收錄其書畫作品，這在清宮書畫家中較為罕見，足見清朝皇帝對其作品的認可與欣賞。 董邦達的畫作也被民間藏家競相收藏，據不完全統計，文獻記載過的董邦達畫作達300餘件。

董邦達繪畫光耀清代畫史。 民國時期刊印的《清史稿·董邦達傳》中稱：“邦達工山水，蒼逸古厚。論者謂三董相承，為畫家正軌，曰董源、其昌與邦達也。”1945年於美國出版的《清代名人傳略》中稱：“董邦達一生所作的山水畫甚多，均享盛譽，其中多幅已由高宗皇帝題款。其書畫大多藏於內府”。 《富陽縣志》中稱：“邦達工書，尤擅畫。篆隸古樸，山水宗法元人，多用枯筆，​​而氣勢磅礴，生面別開，乾隆帝為之題識者甚多。 ”（朱積良）

（來源：中國商網—中國商報收藏拍賣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