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鄭漢卿
宋 代陶瓷中，常見一類仿古器，這些器物在器形或紋飾上模仿青銅器(對於宋代仿古陶瓷所模仿的青銅器對象，通常認為是商周時期的青銅器，而在實際情況中，有些 仿古並非來自商周時期，如樽式爐明顯是模仿流行於漢代的樽。而又有一些形制則不是來自於青銅器，而是玉器，如琮式瓶，對於其形制來源學界未有定論，參見謝 明良《琮瓶的變遷》，《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呈現出獨特的面貌，是研究宋代陶瓷不可迴避的重要環節。
筆者通過整理宋代各窯系所生產的仿古的陶瓷器物，結合學界對宋代金石學、古器物學和復古潮流的研究，試圖對該類宋代仿古陶瓷的性質、功能進行討論，並對若干問題進行探討。
這 裡先根據不同器形和紋飾進行分類，尋找出其形制來源，其次對宋代不同窯系進行考察，對各窯系仿古陶瓷的生產情況做一介紹(各窯系的典型器物，盡量採用科學 的考古發掘品，個別於科學考古發掘中未見的則採用各公立博物館有明確斷代的藏品。為避免理解上的誤解以及行文的流暢，本文中論及相關窯係時，傳世品以其所 藏公立博物館的斷代斷窯係為準，如傳世汝窯；考古發掘品以其遺址名稱為準，如清涼寺窯、張公巷窯、郊壇下窯以及老虎洞窯)。
宋代常見仿青銅陶瓷的種類
宋代仿青銅陶瓷的器形
鬲式爐鬲是用途與鼎相似，主要用於烹煮的青銅炊器。 在宋代的仿古陶瓷中，鬲式爐是比較常見的一種。 宋代陶瓷鬲式爐的基本形制是：圓口，寬沿平折，直頸，扁圓腹，三足，腹與足背飾有三角形突脊。
宋代生產有陶瓷鬲式爐的窯系包括：郊壇下窯、老虎洞窯(圖選自杜正賢主編《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文物出版社，2002)、龍泉窯(圖選自朱伯謙《龍泉窯青瓷》，藝術家出版社，1998)、越窯、吉州窯(圖選自彭明瀚《雅俗之間——吉州窯》，文物出版社，2007)。
老虎洞窯
龍泉窯
吉州窯
鼎式爐鼎是流行於商周時期，主要用於烹煮的青銅炊器。 鼎的類型較多，分類比較複雜。 宋代仿古陶瓷中，鼎式爐的基本形制為三足鼎式爐，特點為雙耳、三足、圓鼎身，三足背飾三角形突脊。
宋代生產有鼎式爐的窯系包括：耀州窯、郊壇下窯、老虎洞窯、龍泉窯、越窯、吉州窯。
吉州窯
樽式爐樽是流行於漢代的盛酒器，有盆形和筒形兩大類，質地有青銅器、釉陶器、漆器等，本文所討論的樽為筒形樽。 宋代仿古陶瓷中，仿樽的器物為樽式爐，其形制特點為：筒形身、三足，筒形身一般飾有弦紋。
宋 代生產有樽式爐的窯係有：傳世汝窯(圖選自李輝柄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陶瓷全集7 宋(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清涼寺窯、定窯(圖選自《中國陶瓷全集》第七卷宋·上)、傳世官窯(圖選自台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故宮博物院，2000年) 、郊壇下窯、老虎洞窯(圖選自《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龍泉窯(圖選自《龍泉窯青瓷》)。
傳世汝窯
定窯
傳世官窯
老虎洞窯
龍泉窯
簋式爐簋是用於盛黍稷的青銅盛食器，朱鳳瀚對簋的類型學分類標準是簋腹部的形制(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而宋代仿古陶瓷中仿照簋的為簋式爐，其形制特點為：鼓腹、雙半環耳，圓圈足。
宋代生產有簋式爐陶瓷器物的窯係有：定窯(圖選自台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定窯白瓷特展圖錄》，台北故宮博物院，1987)、傳世官窯(圖選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壇下窯。
定窯
傳世官窯
貫 耳瓶壺是流行於西周至漢代的青銅酒器，有多種形制，其中一種在頸部兩側有上下貫通的雙耳。 在宋代的此類器物中，口較窄小的常被稱為“瓶”，口腹均較大的常被稱為“壺”，壺與瓶在此暫不做區分，而以貫耳特徵來考察。
宋代生產有貫耳瓶的窯係有：傳世官窯(圖選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壇下窯、龍泉窯(圖選自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文化企畫部《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朝日新聞社，1998)。
傳世官窯
龍泉窯
龍泉窯
琮式瓶琮是流行於新石器時代至商周的玉石器，形制特點為外方內圓、管狀。 新石器時代的玉琮在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具有不同的形制特點。
宋代的陶瓷琮式瓶的形制特徵與玉石琮一致，呈外方內圓、管狀。 但 是宋代琮式瓶的來源，學界仍未有定論，謝明良對宋代琮式瓶的形制有細緻的分類，並考證了在宋代對於“琮”的概念，從而得出宋人概念中的“琮”與當今考古學 界的“琮”全然不同的結論，因此，對於宋代陶瓷琮式瓶的形制來源，目前尚無法得出有力的結論(謝明良《琮瓶的變遷》，《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 期，2005)。
宋代生產有琮式瓶的窯係有：傳世官窯(圖選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壇下窯、龍泉窯(圖選自《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
傳世官窯
龍泉窯
觚觚是流行於殷商時期的青銅酒器，宋代陶瓷觚的形制特點為：喇叭形口、直把、喇叭形足，把與足上通常飾有四道突起的鋸齒狀扉棱。
宋代生產有陶瓷觚的窯係有：郊壇下窯、老虎洞窯(圖選自《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
老虎洞窯
尊尊是流行於商代前期偏晚至西周中期的青銅酒器。 宋代陶瓷尊的形制特點為：圓筒形，敞口，口頸外側有扉棱。
宋代生產有陶瓷尊器物的窯係有：傳世官窯(圖選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壇下窯。 關於尊的問題涉及對尊的定義，宋代古器物學中尊彝一般用做禮器的總稱。 在相關窯址的考古發掘中，有部分定為“尊”的器物，其究竟是否為“尊”很難下定論，如清涼寺窯考古發掘中定為“尊”的器物，與同出的定為“杯”的器物相近，筆者認為還有待商榷。
傳世官窯
宋代仿青銅陶瓷的紋飾
宋代仿古陶瓷中，以造型模仿為主，但也有以模印、釉下刻劃花、貼塑等裝飾手法表現仿古紋飾。
該類仿古紋飾通常包括輔助類紋飾如雲雷紋、主題類紋飾如動物紋等(圖選自《中國中原に華ひらいた名窯－耀州窯展圖錄》)。
輔助類紋飾如雲雷紋
主題類紋飾如動物紋
宋代各窯系生產仿古陶瓷概況
上文對仿古陶瓷的種類、窯系進行了整理，本節以表格說明各窯系生產仿古陶瓷的情況(表一)。
表一：各窯系生產仿古陶瓷概況
若干問題的討論
宋代古器物學的成熟約在北宋中期，在官方背景的支持下，很快成為一門學問，並形成了復古風氣。 而筆者在此試圖討論的是複古風氣如何對宋代陶瓷器物產生各方面影響。
青銅器傳統的開創——以爐為例
在古器物學形成的北宋中期以前，出土古物就已經引起少數士大夫學者的注意，並進行了一些蒐集、整理和著錄的工作。 而早在五代至北宋初期，這種複古風氣就已經初見端倪，其典型例證就是五代至北宋初香爐形制的變化。
陳芳妹曾以香爐為例，討論宋代古器物學在佛教脈絡中的流傳(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 陳文以唐宋之際用於佛教場域的香爐形制的變化為例，論證宋代香爐逐漸由唐代的外來因素風格轉變為具有三代復古風格的特徵，並以耀州窯所出的五足爐與鼎式爐的變化序列為旁證。 此即由金銀器傳統轉向青銅器傳統的開創。
耀 州窯五足爐的流行時間約為北宋中期，而鼎式爐的流行時間則為北宋晚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窯博物館《宋代耀州窯址》)，這與北宋中期逐漸成熟的古器物 學正好相合；而陳文所舉例證，其一為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宮所出的三彩陶爐(樊瑞平、郭玲娣：《河北正定舍利塔基地宮清理簡報》，《文物》，1999 ，4)，其二為河北定州靜志寺五號塔基所出銀製鍍金香爐(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8)，兩者年代均為五代至北宋 初，可見仿古風格早在北宋中期古器物學成熟以前就已經有所體現，但僅限於個例，而在古器物學成熟之後，則影響逐漸擴大。
古器物學在陶瓷器物上的影響，在北宋晚期、南宋早期開始體現出來，並且大為發展。 與北宋中期時僅有耀州窯生產有鼎式爐的情況不同，至南宋早期，則有諸多的窯系開始生產此類器物。 而香爐的形制也由單一的鼎式爐變為鬲式爐、鼎式爐、樽式爐、簋式爐共同並存了，生產窯系則主要分佈在南宋疆域。 而仿古形制爐的使用，已經不限於佛教場所使用，而為更廣泛的不同階層、人群所使用。 郊壇下窯、老虎洞窯等宮廷御窯亦生產有仿古形制爐，可見仿古形制爐也為宮廷日常使用。
從復古到玩古——以宮廷用瓷為例
在五代至北宋初，古器物學尚處在摸索的發軔時期，其對宋代陶瓷的影響也是有限的，僅僅體現在佛教場所，尚未蔚然成風。 但是，正如陳芳妹所論述的，這種在極少數時空範疇內所體現出來的古器物學影響，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官方的讚助(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雖然這反映了官方中已有古器物學復古風氣的跡象，但這種贊助是對外的。 那麼，在古器物學成熟的北宋中期以後，官方的古器物學復古風氣的對內活動是如何的呢？
北 宋中期以後，古器物學就不僅僅作為士大夫心追三代、目標在於“禮家明其製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劉敞《公是集》，第三六卷，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〇九五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的學術活動了，在學術性活動以及朝廷有意將此種學術活動用於服務政治活動(學界所公認的 情況是，宋代朝廷憑藉古器物學的學術活動，導向具有政治意涵的一些制禮作樂活動，以求再現三代，體現宋代朝廷在政治上的正統性)之外，古器物學在其它的方 面應該還有影響。 古器物學所帶來的複古風氣在社會不同層面廣為流傳，在學術之外，更有其玩古的趣味所在，最明顯的就是體現在宮廷用瓷中。
宋 代宮廷用瓷製度，以及宋代宮廷用瓷好尚，學界已多有討論，蔡玫芬曾論證北宋宮廷用瓷崇尚金銀器、玻璃器風格，相對應的就是北宋宮廷對定窯、汝窯瓷器的需求 (蔡玫芬《論“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確性及十二世紀官方瓷器之諸問題》，《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1997)。 而類似的觀點，則是認為郊壇下窯、老虎洞窯出土的仿古瓷器即是文獻記載的南宋朝廷改造的陶瓷禮器。 學界關於南宋陶瓷類祭器的討論，已有一定成果，目前比較一致同意郊壇下窯、老虎洞窯所生產的青釉瓷器並非作為祭器，而是作為宮廷日用瓷器。 那麼，由其專供宮廷使用的性質，可以推斷其用途是南宋宮廷的日用瓷器。 可見，古器物學的影響除了在學術活動、政治活動之外，還帶來了玩古的趣味，在宮廷日常生活中，釉色純淨、具有三代風格的仿古陶瓷成為了常見的裝飾。
仿古的來源
仿古陶瓷是古器物學、復古風氣的產物，必然受到古器物學發展程度的製約。 雖然古器物學成熟之後，有其自成體系的理論方法，但是，畢竟囿於時代的局限，在宋代的古器物學發展過程中，仍然有許多在今日看來明顯不足的地方。 宋人對於三代古物的認知程度，是否會體現在仿古陶瓷上呢？ 通過對宋代古器物學著作與考古實物的考察，可以有所獲知。 本節以鬲和觚為例試做探討。
宋代陶瓷鬲式爐的常見形制特點是：圓口，寬沿平折，直頸，扁圓腹，三足，腹與足背飾三角形突脊。 根據朱鳳瀚對於青銅鬲的類型學分類，可以發現，宋代陶瓷鬲式爐與青銅鬲中的聯檔鬲A型(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114頁，“口沿較寬而外折，短直束頸，三足上多有扉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在器形上最為接近，尤其是在足肩部多有突起扉棱這點上十分符合。 根據朱鳳瀚對青銅鬲的分期，聯檔鬲A型的年代主要為西周中晚期，其類型學特徵正與宋代鬲式爐相近，因此，可以推論宋代陶瓷鬲式爐的青銅形制來源於聯襠鬲A型。
關 於宋代陶瓷觚，值得考察的是朱鳳瀚關於宋人對觚的定名的論述，宋人對觚的定名有兩點依據，“《考古圖》卷五收錄有盧江李氏所藏觚，考釋引李氏雲此器容量可 容二爵，與《禮圖》所謂二升曰觚(出《韓詩外傳》)相合。此是定名為觚的理由之一。再者，此器腹、足均有四棱，棱亦稱觚，故《論語》孔子曰：'觚不觚，觚 哉，觚哉。'此是理由之二”(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在今天看來，宋人的依據顯然是不足的，但是，這恰從側面反映出宋人“觚”的概念，其特徵之一即 是帶有出脊的“棱”。
那麼陶瓷鬲式爐與觚都不約而同地具有“出脊”的特徵，其形制來源於何處？ 觚的出脊來源於宋人對“觚”的認識與定義，但是鬲式爐的出脊則難以找到來源。 呂大臨《考古圖》所收認定為鬲的器物中亦有不少並非鬲的器物，而《重修宣和博古圖》所收鬲則與今日學界所定義的鬲較為相近，即具有三袋狀足。 在《重修宣和博古圖》中，則還收有具有出脊特徵的鬲。 可見，對於鬲是否必須具有出脊的特徵，宋人古器物學著作中也無法給出確定的標準。
而對於考古實物的考察，則很容易發現，不同窯系的同一種類仿古器物，往往存在差異，且各窯系形成自身的特徵。
由此可見，其一，宋人著作中對不同種類青銅器的特徵，尚存在模糊的界定，說明宋人對於青銅器的認識尚未有成熟的分類標準；其二，以考古實物分析，不同窯場的同類仿古陶瓷存在差異，說明仿古過程中也存在差異。
模仿則涉及樣本的問題，在宋人對青銅器分類標準模糊的情況下，即使有青銅器實物、畫稿，也可能產生仿古陶瓷與青銅器實物的差異；而在以其它途徑進行仿古時，各窯係由於官方背景的不同、地域的差異、窯系裝飾特色等原因，同類仿古器物更會產生差異。 因此，仿古的來源即仿古過程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仿古基礎上的“創新”
在復古風氣之下，宋人往往將復古融入同時代的其它工藝美術風格中。 因此，在宋代陶瓷器物中，經常有一些器物，其整體是由許多不同形制來源共同構成的，而其中往往會有仿古的存在。 例如，有的以造型為仿古，但以流行的刻花、劃花技法裝飾以流行的花卉紋；有的造型為當時流行的各種器形，而在局部或以刻劃花技法飾以仿古紋飾，或以堆塑技法飾以獸面紋舖首、雙耳等；此類器物可謂是宋人對古器物學的一種“創新”。
以 台北故宮收藏的北宋定窯白瓷舖首龍耳方壺為例，該器“取樣於銅方壺的造型，長方口型，長頸，肩以下方棱較不明顯，腹部略呈梨形，圈足圓形。頸部兩側為模印 的龍形半環耳，肩部正背面各有一舖首銜環的印花貼飾；印模極工致。器壁滿佈劃花裝飾：口緣迴紋一周；頸部一獸面開光、幾何紋一周，腹部為數莖並蒂荷花與荷 葉，花實如生，葉片風翻，十分生動。腹下部近足處為雙層蓮瓣紋” (《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 從該器物的描述即可看出，其整體造型似乎是模仿漢代的青銅鈁壺，口沿四方，可是腹部又過渡為梨形，又於頸部裝飾雙龍耳，堆塑獸面舖首，器身又通體以劃花技法裝飾花卉紋。 可見該器的裝飾是集流行形制與仿古形制於一體的，甚至可以說，仿青銅形制正是流行形制之一，並被宋人巧妙地與其它形制結合，融入社會生活的各個細節之中。
可見，古器物學所帶來的複古潮流，已經不再局限於單純的仿造，甚而出現取材於三代古物，將其器形、紋飾靈活運用於不同的器物之上，這正可謂宋人的古器物學在宋代陶瓷器物上的“創新”之舉了。 而此後元明清的玩古、復古趣味，也都肇始於宋代的複古。
宋代仿古陶瓷是宋代古器物學、復古風氣的一個產物，在這種背景，陶瓷裝飾新增了仿古風格，並在北宋晚期以後蔚然成風，成為宋代陶瓷裝飾的一種重要手法，並且影響深遠。 而以該領域的發展進度來看，對於此類仿古陶瓷的認定已無爭論，但是此類仿古陶瓷的紀年材料、品種差異、地域分佈、使用人群、仿古過程等問題都還有待解決，有待以更細緻的整理工作進行分析、討論。
宋 代陶瓷中，常見一類仿古器，這些器物在器形或紋飾上模仿青銅器(對於宋代仿古陶瓷所模仿的青銅器對象，通常認為是商周時期的青銅器，而在實際情況中，有些 仿古並非來自商周時期，如樽式爐明顯是模仿流行於漢代的樽。而又有一些形制則不是來自於青銅器，而是玉器，如琮式瓶，對於其形制來源學界未有定論，參見謝 明良《琮瓶的變遷》，《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呈現出獨特的面貌，是研究宋代陶瓷不可迴避的重要環節。
筆者通過整理宋代各窯系所生產的仿古的陶瓷器物，結合學界對宋代金石學、古器物學和復古潮流的研究，試圖對該類宋代仿古陶瓷的性質、功能進行討論，並對若干問題進行探討。
這 裡先根據不同器形和紋飾進行分類，尋找出其形制來源，其次對宋代不同窯系進行考察，對各窯系仿古陶瓷的生產情況做一介紹(各窯系的典型器物，盡量採用科學 的考古發掘品，個別於科學考古發掘中未見的則採用各公立博物館有明確斷代的藏品。為避免理解上的誤解以及行文的流暢，本文中論及相關窯係時，傳世品以其所 藏公立博物館的斷代斷窯係為準，如傳世汝窯；考古發掘品以其遺址名稱為準，如清涼寺窯、張公巷窯、郊壇下窯以及老虎洞窯)。
宋代常見仿青銅陶瓷的種類
宋代仿青銅陶瓷的器形
鬲式爐鬲是用途與鼎相似，主要用於烹煮的青銅炊器。 在宋代的仿古陶瓷中，鬲式爐是比較常見的一種。 宋代陶瓷鬲式爐的基本形制是：圓口，寬沿平折，直頸，扁圓腹，三足，腹與足背飾有三角形突脊。
宋代生產有陶瓷鬲式爐的窯系包括：郊壇下窯、老虎洞窯(圖選自杜正賢主編《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文物出版社，2002)、龍泉窯(圖選自朱伯謙《龍泉窯青瓷》，藝術家出版社，1998)、越窯、吉州窯(圖選自彭明瀚《雅俗之間——吉州窯》，文物出版社，2007)。
老虎洞窯 龍泉窯 吉州窯 宋代生產有鼎式爐的窯系包括：耀州窯、郊壇下窯、老虎洞窯、龍泉窯、越窯、吉州窯。
吉州窯 宋 代生產有樽式爐的窯係有：傳世汝窯(圖選自李輝柄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陶瓷全集7 宋(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清涼寺窯、定窯(圖選自《中國陶瓷全集》第七卷宋·上)、傳世官窯(圖選自台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故宮博物院，2000年) 、郊壇下窯、老虎洞窯(圖選自《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龍泉窯(圖選自《龍泉窯青瓷》)。
傳世汝窯 定窯 傳世官窯 老虎洞窯 龍泉窯 宋代生產有簋式爐陶瓷器物的窯係有：定窯(圖選自台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定窯白瓷特展圖錄》，台北故宮博物院，1987)、傳世官窯(圖選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壇下窯。
定窯 傳世官窯 宋代生產有貫耳瓶的窯係有：傳世官窯(圖選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壇下窯、龍泉窯(圖選自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文化企畫部《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朝日新聞社，1998)。
傳世官窯 龍泉窯 龍泉窯 宋代的陶瓷琮式瓶的形制特徵與玉石琮一致，呈外方內圓、管狀。 但 是宋代琮式瓶的來源，學界仍未有定論，謝明良對宋代琮式瓶的形制有細緻的分類，並考證了在宋代對於“琮”的概念，從而得出宋人概念中的“琮”與當今考古學 界的“琮”全然不同的結論，因此，對於宋代陶瓷琮式瓶的形制來源，目前尚無法得出有力的結論(謝明良《琮瓶的變遷》，《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 期，2005)。
宋代生產有琮式瓶的窯係有：傳世官窯(圖選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壇下窯、龍泉窯(圖選自《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
傳世官窯 龍泉窯 宋代生產有陶瓷觚的窯係有：郊壇下窯、老虎洞窯(圖選自《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
老虎洞窯 宋代生產有陶瓷尊器物的窯係有：傳世官窯(圖選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壇下窯。 關於尊的問題涉及對尊的定義，宋代古器物學中尊彝一般用做禮器的總稱。 在相關窯址的考古發掘中，有部分定為“尊”的器物，其究竟是否為“尊”很難下定論，如清涼寺窯考古發掘中定為“尊”的器物，與同出的定為“杯”的器物相近，筆者認為還有待商榷。
傳世官窯 宋代仿古陶瓷中，以造型模仿為主，但也有以模印、釉下刻劃花、貼塑等裝飾手法表現仿古紋飾。
該類仿古紋飾通常包括輔助類紋飾如雲雷紋、主題類紋飾如動物紋等(圖選自《中國中原に華ひらいた名窯－耀州窯展圖錄》)。
輔助類紋飾如雲雷紋 主題類紋飾如動物紋 上文對仿古陶瓷的種類、窯系進行了整理，本節以表格說明各窯系生產仿古陶瓷的情況(表一)。
表一：各窯系生產仿古陶瓷概況
窯系
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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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式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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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式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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樽式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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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式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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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 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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琮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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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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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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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汝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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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涼寺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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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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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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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官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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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壇下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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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洞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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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泉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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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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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古器物學的成熟約在北宋中期，在官方背景的支持下，很快成為一門學問，並形成了復古風氣。 而筆者在此試圖討論的是複古風氣如何對宋代陶瓷器物產生各方面影響。
青銅器傳統的開創——以爐為例
在古器物學形成的北宋中期以前，出土古物就已經引起少數士大夫學者的注意，並進行了一些蒐集、整理和著錄的工作。 而早在五代至北宋初期，這種複古風氣就已經初見端倪，其典型例證就是五代至北宋初香爐形制的變化。
陳芳妹曾以香爐為例，討論宋代古器物學在佛教脈絡中的流傳(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 陳文以唐宋之際用於佛教場域的香爐形制的變化為例，論證宋代香爐逐漸由唐代的外來因素風格轉變為具有三代復古風格的特徵，並以耀州窯所出的五足爐與鼎式爐的變化序列為旁證。 此即由金銀器傳統轉向青銅器傳統的開創。
耀 州窯五足爐的流行時間約為北宋中期，而鼎式爐的流行時間則為北宋晚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窯博物館《宋代耀州窯址》)，這與北宋中期逐漸成熟的古器物 學正好相合；而陳文所舉例證，其一為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宮所出的三彩陶爐(樊瑞平、郭玲娣：《河北正定舍利塔基地宮清理簡報》，《文物》，1999 ，4)，其二為河北定州靜志寺五號塔基所出銀製鍍金香爐(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8)，兩者年代均為五代至北宋 初，可見仿古風格早在北宋中期古器物學成熟以前就已經有所體現，但僅限於個例，而在古器物學成熟之後，則影響逐漸擴大。
古器物學在陶瓷器物上的影響，在北宋晚期、南宋早期開始體現出來，並且大為發展。 與北宋中期時僅有耀州窯生產有鼎式爐的情況不同，至南宋早期，則有諸多的窯系開始生產此類器物。 而香爐的形制也由單一的鼎式爐變為鬲式爐、鼎式爐、樽式爐、簋式爐共同並存了，生產窯系則主要分佈在南宋疆域。 而仿古形制爐的使用，已經不限於佛教場所使用，而為更廣泛的不同階層、人群所使用。 郊壇下窯、老虎洞窯等宮廷御窯亦生產有仿古形制爐，可見仿古形制爐也為宮廷日常使用。
從復古到玩古——以宮廷用瓷為例
在五代至北宋初，古器物學尚處在摸索的發軔時期，其對宋代陶瓷的影響也是有限的，僅僅體現在佛教場所，尚未蔚然成風。 但是，正如陳芳妹所論述的，這種在極少數時空範疇內所體現出來的古器物學影響，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官方的讚助(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雖然這反映了官方中已有古器物學復古風氣的跡象，但這種贊助是對外的。 那麼，在古器物學成熟的北宋中期以後，官方的古器物學復古風氣的對內活動是如何的呢？
北 宋中期以後，古器物學就不僅僅作為士大夫心追三代、目標在於“禮家明其製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劉敞《公是集》，第三六卷，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〇九五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的學術活動了，在學術性活動以及朝廷有意將此種學術活動用於服務政治活動(學界所公認的 情況是，宋代朝廷憑藉古器物學的學術活動，導向具有政治意涵的一些制禮作樂活動，以求再現三代，體現宋代朝廷在政治上的正統性)之外，古器物學在其它的方 面應該還有影響。 古器物學所帶來的複古風氣在社會不同層面廣為流傳，在學術之外，更有其玩古的趣味所在，最明顯的就是體現在宮廷用瓷中。
宋 代宮廷用瓷製度，以及宋代宮廷用瓷好尚，學界已多有討論，蔡玫芬曾論證北宋宮廷用瓷崇尚金銀器、玻璃器風格，相對應的就是北宋宮廷對定窯、汝窯瓷器的需求 (蔡玫芬《論“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確性及十二世紀官方瓷器之諸問題》，《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1997)。 而類似的觀點，則是認為郊壇下窯、老虎洞窯出土的仿古瓷器即是文獻記載的南宋朝廷改造的陶瓷禮器。 學界關於南宋陶瓷類祭器的討論，已有一定成果，目前比較一致同意郊壇下窯、老虎洞窯所生產的青釉瓷器並非作為祭器，而是作為宮廷日用瓷器。 那麼，由其專供宮廷使用的性質，可以推斷其用途是南宋宮廷的日用瓷器。 可見，古器物學的影響除了在學術活動、政治活動之外，還帶來了玩古的趣味，在宮廷日常生活中，釉色純淨、具有三代風格的仿古陶瓷成為了常見的裝飾。
仿古的來源
仿古陶瓷是古器物學、復古風氣的產物，必然受到古器物學發展程度的製約。 雖然古器物學成熟之後，有其自成體系的理論方法，但是，畢竟囿於時代的局限，在宋代的古器物學發展過程中，仍然有許多在今日看來明顯不足的地方。 宋人對於三代古物的認知程度，是否會體現在仿古陶瓷上呢？ 通過對宋代古器物學著作與考古實物的考察，可以有所獲知。 本節以鬲和觚為例試做探討。
宋代陶瓷鬲式爐的常見形制特點是：圓口，寬沿平折，直頸，扁圓腹，三足，腹與足背飾三角形突脊。 根據朱鳳瀚對於青銅鬲的類型學分類，可以發現，宋代陶瓷鬲式爐與青銅鬲中的聯檔鬲A型(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114頁，“口沿較寬而外折，短直束頸，三足上多有扉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在器形上最為接近，尤其是在足肩部多有突起扉棱這點上十分符合。 根據朱鳳瀚對青銅鬲的分期，聯檔鬲A型的年代主要為西周中晚期，其類型學特徵正與宋代鬲式爐相近，因此，可以推論宋代陶瓷鬲式爐的青銅形制來源於聯襠鬲A型。
關 於宋代陶瓷觚，值得考察的是朱鳳瀚關於宋人對觚的定名的論述，宋人對觚的定名有兩點依據，“《考古圖》卷五收錄有盧江李氏所藏觚，考釋引李氏雲此器容量可 容二爵，與《禮圖》所謂二升曰觚(出《韓詩外傳》)相合。此是定名為觚的理由之一。再者，此器腹、足均有四棱，棱亦稱觚，故《論語》孔子曰：'觚不觚，觚 哉，觚哉。'此是理由之二”(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在今天看來，宋人的依據顯然是不足的，但是，這恰從側面反映出宋人“觚”的概念，其特徵之一即 是帶有出脊的“棱”。
那麼陶瓷鬲式爐與觚都不約而同地具有“出脊”的特徵，其形制來源於何處？ 觚的出脊來源於宋人對“觚”的認識與定義，但是鬲式爐的出脊則難以找到來源。 呂大臨《考古圖》所收認定為鬲的器物中亦有不少並非鬲的器物，而《重修宣和博古圖》所收鬲則與今日學界所定義的鬲較為相近，即具有三袋狀足。 在《重修宣和博古圖》中，則還收有具有出脊特徵的鬲。 可見，對於鬲是否必須具有出脊的特徵，宋人古器物學著作中也無法給出確定的標準。
而對於考古實物的考察，則很容易發現，不同窯系的同一種類仿古器物，往往存在差異，且各窯系形成自身的特徵。
由此可見，其一，宋人著作中對不同種類青銅器的特徵，尚存在模糊的界定，說明宋人對於青銅器的認識尚未有成熟的分類標準；其二，以考古實物分析，不同窯場的同類仿古陶瓷存在差異，說明仿古過程中也存在差異。
模仿則涉及樣本的問題，在宋人對青銅器分類標準模糊的情況下，即使有青銅器實物、畫稿，也可能產生仿古陶瓷與青銅器實物的差異；而在以其它途徑進行仿古時，各窯係由於官方背景的不同、地域的差異、窯系裝飾特色等原因，同類仿古器物更會產生差異。 因此，仿古的來源即仿古過程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仿古基礎上的“創新”
在復古風氣之下，宋人往往將復古融入同時代的其它工藝美術風格中。 因此，在宋代陶瓷器物中，經常有一些器物，其整體是由許多不同形制來源共同構成的，而其中往往會有仿古的存在。 例如，有的以造型為仿古，但以流行的刻花、劃花技法裝飾以流行的花卉紋；有的造型為當時流行的各種器形，而在局部或以刻劃花技法飾以仿古紋飾，或以堆塑技法飾以獸面紋舖首、雙耳等；此類器物可謂是宋人對古器物學的一種“創新”。
以 台北故宮收藏的北宋定窯白瓷舖首龍耳方壺為例，該器“取樣於銅方壺的造型，長方口型，長頸，肩以下方棱較不明顯，腹部略呈梨形，圈足圓形。頸部兩側為模印 的龍形半環耳，肩部正背面各有一舖首銜環的印花貼飾；印模極工致。器壁滿佈劃花裝飾：口緣迴紋一周；頸部一獸面開光、幾何紋一周，腹部為數莖並蒂荷花與荷 葉，花實如生，葉片風翻，十分生動。腹下部近足處為雙層蓮瓣紋” (《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 從該器物的描述即可看出，其整體造型似乎是模仿漢代的青銅鈁壺，口沿四方，可是腹部又過渡為梨形，又於頸部裝飾雙龍耳，堆塑獸面舖首，器身又通體以劃花技法裝飾花卉紋。 可見該器的裝飾是集流行形制與仿古形制於一體的，甚至可以說，仿青銅形制正是流行形制之一，並被宋人巧妙地與其它形制結合，融入社會生活的各個細節之中。
可見，古器物學所帶來的複古潮流，已經不再局限於單純的仿造，甚而出現取材於三代古物，將其器形、紋飾靈活運用於不同的器物之上，這正可謂宋人的古器物學在宋代陶瓷器物上的“創新”之舉了。 而此後元明清的玩古、復古趣味，也都肇始於宋代的複古。
宋代仿古陶瓷是宋代古器物學、復古風氣的一個產物，在這種背景，陶瓷裝飾新增了仿古風格，並在北宋晚期以後蔚然成風，成為宋代陶瓷裝飾的一種重要手法，並且影響深遠。 而以該領域的發展進度來看，對於此類仿古陶瓷的認定已無爭論，但是此類仿古陶瓷的紀年材料、品種差異、地域分佈、使用人群、仿古過程等問題都還有待解決，有待以更細緻的整理工作進行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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