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寧夏賀蘭縣拜寺口西塔出土西夏供桌
圖2宋佚名《呂洞賓過岳陽樓圖》（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中的挑桌
圖3宋佚名《呂洞賓過岳陽樓圖》（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中的挑桌線描圖
文/邵曉峰 編輯/陳桂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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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然而立的宋代桌子在功能上豐富多彩，除了前述的粗腿桌、細腿桌外，還有供桌、書桌、琴桌、畫桌、酒桌、棋桌和茶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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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曉峰，南京林業大學教授、博導，藝術學院美術與設計研究中心主任。 首屆江蘇社科英才、江蘇省政府“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第二層次學術領軍人才、江蘇省青聯常委、江蘇省青年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收藏家協會古典家具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江蘇省徐悲鴻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南京市青年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趣味盎然的供桌、琴桌和棋桌
卓然而立的宋代桌子在功能上豐富多彩，除了前述的粗腿桌、細腿桌外，還有供桌、書桌、琴桌、畫桌、酒桌、棋桌和茶桌等。
以供桌為例，寧夏賀蘭縣拜寺口雙塔(西塔)出土的彩繪供桌(圖1)，長58.3cm，寬40cm，高32.5cm。 桌面以攢邊法製成，有較為複雜的冰盤沿。 桌足扁方，表面起凹線；桌足與桌面採用夾頭榫，桌子有前後兩個看面，各有雙棖三矮老嵌五塊鏤空雕花板，雙棖扁方，表面起凹線，與足以夾頭榫結合。 足外側飾掛牙，透雕如意云頭紋、卷草紋。 桌子的前看面以雙棖分為上、中、下三層，上層以矮老分為三個方形小框，框內雕鏤空團花；中層分成兩個長方形小框，框內雕鏤空折枝牡丹；下層雕出四組如意云頭紋飾，以形成牙條。 後看面基本上與前看面相同，只是中層左框內透雕的是折枝石榴。 木桌通體彩繪，以金色與紅色為主。 用紅色襯底，桌面邊沿、腿足、雙棖、矮老刻線、雕花板和掛牙均以金線勾輪廓，間施黑色和綠色。 桌面以金色繪出牡丹、忍冬花紋，以墨線勾勒輪廓。 雕花掛牙亦用金色繪出折枝牡丹花紋，以墨線勾勒輪廓。
總體看來，這件專為供奉而設的長桌製作工藝精湛，雕刻複雜，設色豐富，裝飾華美，雖歷經千年，仍未見明顯的損壞，且色澤較新，足見當時工匠高超的技藝水平。
以琴桌為例，這種桌子的專門化特色已經表現得十分成熟。 北宋佚名《聽琴圖》、宋佚名《高士圖》、宋佚名《深堂琴趣圖》、南宋劉松年《松陰鳴琴圖》、南宋佚名《荷亭對弈圖》等宋畫中對此有細緻描繪。 我們在北宋佚名《聽琴圖》(傳為宋徽宗趙佶所畫，但筆者認為應為當時北宋畫院畫家作品)中可以看見這種琴桌比例勻稱，結構合理。 桌面下有悶戶櫥，其作用相當於共鳴箱。 桌腿細勁，兩側的前後腿之間分別有雙細棖。 此桌在整體上精雅凝練，具有濃厚的宋代文人氣息。
隨著琴棋書畫的流行，專門的棋桌也產生了。 棋桌自然是用於下棋，當然也集其他多種功能於一身。 當時的棋桌多以擺放圍棋為主，桌子上都帶有圍棋盤，這可見於北宋張先《十詠圖》、南宋佚名《會昌九老圖》等畫中。
這時還有了專供喫茶的茶桌，宋人羅大經記有：“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桌)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六)河北宣化遼墓壁畫、山西岩山寺金代壁畫中均可看到擺放茶具的茶桌。
在桌子的使用方式上，當時的勞動者進行了大膽創造，發明了一些立足於實用的承具。 譬如，山西岩山寺金代壁畫中有一種抬桌，桌面兩個長邊向兩頭延伸出來形成抬槓，這應是商販根據自己貨物銷售、運輸的實際情況而進行的創造性設計，沒有多餘的點綴。 宋佚名《羲之寫照圖》中的抬桌也有對這種抬桌的細緻描繪，但明顯是進行過精心設計的，少量的曲線起到了恰當的裝飾作用，體現了這時的文人對藝術化生活的追求。
神奇的挑桌
宋代圖像之中還出現一種擔子模樣的挑桌，桌面可由斜棖靈活支撐，雖然結構的細節畫得不清晰，但從整體上可以感知其間的便捷與革新理念。
譬如，宋佚名《呂洞賓過岳陽樓圖》(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第六卷第4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63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中的挑桌(圖2、圖3)。 其刻畫較為精細，扁擔的造型也是水牛角，前後兩組桌子的結構清晰可辨，水牛角扁擔下掛的物件以及桌面擺放的貨物歷歷在目。 另外，還在桌面的前後四角設置了與水牛角扁擔相聯的繩索進行固定，使其在視覺效果上看起來較為穩定，和現代拉索橋在結構上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畫面可知，這件別具一格的桌子被陳設於岳陽樓的台階之前，可能是為了迎接呂洞賓而陳設的道教儀式器具用桌。
圖4山西岩上寺金代壁畫中的挑桌線描圖
圖5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挑桌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岩山寺金代壁畫中描繪了一種用於集市的挑桌(圖4)，其前後兩個桌面也是由斜棖支撐，雖然其圓弧形的扁擔尚未彎成水牛角形，但是這件挑桌的基本工作原理與前述兩桌是較為接近的。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挑桌(圖5)也具有圓弧形的扁擔，其前後兩組部件在視覺上像是以竹子製作而成。
圖6明佚名《明憲宗元宵行樂圖》中的挑桌(國家博物館藏)
以上挑桌均出現於宋代，讀者從整體上可感知這種桌的奇特之處與革新理念。 這種挑桌的使用經久不衰，到了明代，其圖像可見於《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圖6)，其中畫有兩件挑桌，圖像較為清晰。 它們均具有圓弧形的扁擔，其圓度比前述的4幅挑桌圖像更大，在造型上如同玉玦，末端飾以雲紋。 前後兩組部件以竹子製成，並以繩子加以捆紮。 一側以竹子聯接，使得兩組部件成為一個整體，另一側空出，便於貨郎的進出與肩挑。 中間支有華蓋，華蓋的周邊懸掛著多種飾物。 桌面有欄，盛放的貨物十分豐富，玩具、佛像、器具、圓鼓、腰鼓、葫蘆、燈、靴子、大錢、琵琶等，堪稱玲瑯滿目，因此吸引了兒童、婦女紛紛前來購買。
《明憲宗元宵行樂圖》於1966年出土於江蘇省蘇州市虎丘鄉新莊，現藏於國家博物館。 為明代宮廷畫師所繪，落款為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仲冬吉日。 雖然畫的是宮廷生活，但是具有現實的民間基礎。 描繪的是正月十五明憲宗朱見深在皇宮裡慶賞元宵節的各種情景。 其中有放煙花爆竹的，鬧花燈的，有表演魔術、雜技、雜劇的。 還設有街市，叫人扮演貨郎沿街叫賣：一位貨郎挑著桌子，左手提鼓，右手持槌敲鼓；另一位貨郎將挑桌放了下來，將鼓與槌別在腰間，將貨物遞給小孩。 這些均是模仿當時繁華街市的場景，反映的是明代流行的民間習俗。 身著便服的朱見深坐在殿前圍帳中觀看，侍臣們立於兩旁，殿上懸有彩燈，一派喜慶。 宋代以來，作為宮廷與民間的互動，民俗與藝術交相互映，是一道具有特色的風景，對於研究藝術史甚有幫助。
然而，也許是因為水牛角形狀的扁擔以及斜出來的桌面對於操作技術的要求較高，故而這種桌並沒有在後世得到傳承，今天也就失傳了。
宋代出土明器木桌
宋代桌子實物的發現很少，其中比重最大的是明器。 例如，江蘇江陰北宋“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出土木桌、江蘇溧陽竹箐鄉宋李彬夫婦墓出土陶桌、江蘇武進村前6號南宋墓出土木桌、北京房山區天開塔地宮出土遼代木桌、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藏金代木桌、甘肅武威西郊林場西夏墓出土木桌、河北宣化下八里遼代張文藻墓出土木桌(兩件)、內蒙古巴林右旗白音爾登蘇木遼墓出土木桌、內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出土木長桌、山西大同金閻德源墓出土木桌(兩件)等。
圖7河北鉅鹿北宋遺址出土木桌線描圖
若論其中實用性桌子的代表，當屬於解放前在河北鉅鹿北宋遺址出土的木桌(圖7)。 此桌面長88cm，寬66.5cm，高85cm。 長方形桌面背後有墨書銘記：“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三月二□四□造一樣卓子二隻。”(因太過古老，器物上所刻銘文不清，故以口字作為代替)作為有明確紀年(宋徽宗時期)的民間家具，其四足像建築上的柱，斷面為橢圓形。 桌的前後設單棖，兩側設雙棖，像建築上的梁，6件橫棖的斷面則呈近於橢圓形的六面形。 桌面的邊與抹以45度格角榫結合，這與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出土的木榻實物中榻面的大邊、抹頭只用鐵釘固定的方式已有了改進與發展。 大邊、抹頭和角牙的折角處都起有凹線，這說明線腳的運用已成為當時木工造型的基本裝飾手段之一。 桌面與腿間有“替木”一樣的牙頭，既起裝飾作用，又起輔助支撐作用。且牙頭之間有較長的延伸，但未連接，這是典型的牙頭向牙條演變的過渡性設計。 木桌原件現藏於南京博物院，構件齊全，可按結構復原。 濮安國先生在其《中國紅木家具》一書中認為原先製作的複製件與原物有差異，以前所見發表的圖形也不准確，所以後來他按遺物測繪畫出了標準圖。 此桌是北宋民間木家具的珍貴實物資料，堪稱宋代民間家具風格的典型代表，對研究我國古代承具有重要價值。
圖8北宋“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出土木桌
1980年江蘇省江陰縣北宋“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出土的杉木桌，桌高47.6cm，桌面為邊長43cm的正方形，厚3cm。 足斷面為扁方形，以長短榫與面框相接。 桌面框寬4.1cm，使用45度格角榫。 框內有以悶榫連接的兩件托檔，心板(厚0.9cm)與框內側斜口(長0.2cm)嵌合。 桌面與腿之間已形成了牙條構件，且牙條的下部外形已演化為簡練的壼門劵口，顯示了後來明式家具中的一種裝飾發展方向。 另外，木桌四足分別釘有侍俑，四俑雙手均合攏於胸前或腹前，有的似乎還抱著物件(此墓出土的木椅也是如此)，這應是一種由獨特喪葬習俗而形成的明器家具。
來源：《古典工藝家具》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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