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銅文房市場的昔與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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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國上海活躍的文玩藝術市場城隍廟內園博古題材銅墨盒（周璇藏）方形童 ​​子踏春圖墨盒(於蒙群藏)

文房刻銅藝術蘊含特定時期的歷史風貌，曾作為實用功能和審美功能相結合的文房用具，伴隨一批批學子和文人士夫日常學習與案頭書寫，彰顯傳統文化。 刻銅在褪去其集實用、賞玩、寄情於一體的普適價值後，仍然作為文玩收藏品類裡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擁有忠實的藏家群體，生髮著市場的生命力。

周璇

筆墨紙硯廣為熟知，而刻銅文房卻鮮有人知曉；書畫專題的研究從未間斷，而關於文房刻銅的學術著作甚少。 所幸，刻銅在褪去其集實用、賞玩、寄情於一體的普適價值後，仍然作為文玩收藏品類裡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擁有忠實的藏家群體，生髮著市場的生命力。

昔日市場受眾廣泛，價格親民

在清末至民國時期，刻銅是京師著名工藝之一，為流行風尚，但凡會書寫者，沒有不知道刻銅墨盒的。 尤其陳寅生的刻銅，除了在琉璃廠設有專鋪售賣，其他南紙鋪也皆為其代銷，正如書畫家的筆單一般，甚為暢銷。 當時，硯台市場已趨蕭條，正所謂“墨盒盛行，端硯日殘”。 然而，墨盒的價格卻表現得較為親民，一般的商品不會超過五元，至於後來用腐蝕技術製作的墨盒價格則在兩角到兩元五角不等，但陳寅生所刻墨盒卻常常在五元以上。 據相關資料顯示，20世紀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個月12元的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 而寅生至刻銅也不過五元有餘​​，即一個小康之家半個月的伙食費，確實也不算難以企及的昂貴。 墨盒價雖不高，流行卻廣，琉璃廠、勸業場等處墨盒店鋪比比皆是，刻銅墨盒被逐為北京名物之一，幾乎為每一位苦讀學子的必備品，也成為兄弟、叔侄、友人等傳達美好情誼的禮品之一。 彼時，刻銅墨盒具有強大的實用功能，既能較長時間儲存研磨好的墨汁，使書寫時能保持優質墨的好髮色，又因形小方便攜帶，盒蓋內還置有硯板，可作筆舔之用。 而其藝術性則體現在方寸盒面的可創造空間，文人墨客常常相互交流，在盒面大做文章，自刻詩文書畫，這成為刻銅墨盒特有的魅力。

據考證，民國時期北京地區有眾多頗具名望的畫家曾參與刻銅墨盒的刻製、創作。 如畫家金城與刻銅名手張壽丞合作制盒，金城繪製畫稿，張壽丞刻製，盒面為筆法工細的花鳥，金城具宋元之氣的畫稿經張壽丞功力精湛的刀法，詮釋出別具一格的金石之味。 又如畫壇巨匠陳師曾常將梅、蘭、竹、菊“四君子”題材的畫作制於墨盒之上，呈現出的作品十分雅逸，總是簡單的幾筆便能使人感覺到陣陣詩意，傳遞給觀者畫外之意，陳師曾常賦予刻銅墨盒作品簡短的命名，彰顯其深厚的文學修養。 又如，丹青名家姚茫父更是對於墨盒畫稿的繪製情有獨鍾，因其多產與特色鮮明備受當時墨盒市場的青睞。 姚茫父與琉璃廠經營印章墨盒店的張樾丞為好友，常往來合作創制刻銅作品，姚茫父將其對古物古學、瓦當碑帖、佛像的興趣與研究融入墨盒畫稿中，獨具韻味。 此外，曾參與刻銅創制的知名畫家還有王夢白、齊白石、陳半丁等。 據北京畫院出版資料顯示，民國時期的刻銅名手張壽丞曾向齊白石索取畫稿，可佐證刻銅文房創制與書畫家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

正因為刻銅墨盒擁有廣泛的市場，那麼不同的售賣群體為了盡可能地多佔據市場份額，也會流露出一種宣傳性質的品牌意識。 如銅墨盒底部或印或刻的店鋪銘文，遂成為售賣者的一種品牌標識。 正是通過此類標識，筆者了解到，除了萬豐、懿文、松竹、崇文、大惪、同古、愚得、硯華、松雅、秀文、榮寶等傳統古玩店鋪之外，上海商務印書館也曾參與刻銅的製作與售賣。另外，春節廟會鬧市中的零散攤點也成為售賣群體中的一支。

今日市場受眾雖小，卻市價漸漲

當毛筆書寫遠離人們的日常工作​​與生活，刻銅文房強大的實用功能已然消失殆盡。 習書畫者，亦有各種現成的墨汁可用，也許對硯台和固體墨偶作了解，然知刻銅文房者卻寥寥。 與傳統書畫和古董瓷器不同，刻銅墨盒在當今的市場中並沒有受到主流收藏群體的關注，更與畫廊市場和各大藝術博覽會絕緣。 然而，刻銅墨盒卻以其質堅型小的特點和頗具意味的畫面贏得了一批忠實的收藏愛好者群體。 他們來自全國各個地區，也包含少數旅居海外的華人藏家，自2003年起組織規模不一的雅集與交流活動，並將這種民間的自發行為一直延續至今，其中2008年、2010年、 2012年、2014年分別於北京、上海、長沙、濟南舉辦過四屆全國性的文房刻銅雅集活動。 正是因為他們的不懈才使刻銅文房的人文價值和歷史風華不至於被掩埋，反而促使名家名刻的精品墨盒一次次創造高價紀錄。

與過去的刻銅售賣群體相異，在當今的市場裡幾乎沒有專營刻銅一項的實體店鋪，而刻銅僅僅是作為文房雜項中的一部分，甚至並非是必要的組成部分，偶爾出現在市場一隅，根據墨盒的精美程度不同，單品價格從千餘元到幾萬元不等。 整體上刻銅的價格呈現上漲趨勢，偶爾也出現數十萬元的高價單品，比如2012年夏，上海某藏家在一次拍賣會中的唐云舊藏專場中以37.95萬元的高價拍得一方白石款花鳥題材圓形黃銅墨盒。 又如，浙江某藏家以40餘萬元的高價在日本東京一次拍賣會購得一對金城畫稿刻銅鎮尺。 但以上實例僅為個案，從宏觀上至今並未形成穩定的文房刻銅拍賣市場，藏家在高價購得刻銅精品後往往是抱持一種珍愛惜售的心態私下把玩，致使文房刻銅精品的流通性較弱。

時下流行的網絡虛擬平台和電商模式也給刻銅市場帶來新的生機，各地愛好者常常通過線上的方式進行藏品交流，時而也引申至線下的展覽雅集與相關活動。 從流通性的角度看，價位在幾千至萬餘元的文房刻銅表現最為活躍，其題材包括軍政題材、嬰戲題材、詩文書法、名言警句等等。

實體古玩店鋪中的刻銅文房逐漸稀少，層次較低的攤點中卻是偽品氾濫，大多呈烏黑狀所謂人工刻意而為的包漿，盒面所刻也顯呆板匠氣，對於此類偽品，商販所要價格一般在幾百元以內，而現今的數百元卻著實難以覓到一方開門的普品。

如今的刻銅市場受眾群體雖小，卻也從未間斷過交流活動，亦是因為此類群體的支撐，逝去實用功能的刻銅文房才依然擁有漸漲的市場價值。

文房刻銅藝術蘊含特定時期的歷史風貌，曾作為實用功能和審美功能相結合的文房用具，伴隨一批批學子和文人士夫日常學習與案頭書寫，彰顯傳統文化。 隨著人們對其歷史和文化藝術價值的逐步了解與進一步研究，文房刻銅將打破小眾的藏友圈，形成穩定的市場，為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

來源：東方早報藝術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