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山水畫怎樣畫：畫成壯麗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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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冶《揚子江畔》

來自澎湃新聞thepaper.cn 文：高鴻

由暴虐的紅衛兵美術到烏托邦狂熱的工農兵美術再到“紅、光、亮”的偉人形像美術和山河壯麗美術，構成了整個“文革”美術的四大審美意識體系。 但仍有一批畫家以表現祖國“壯麗山河”之名，延續了中國山水畫的藝術傳統。

經歷過“文革”並經歷過“'文革'美術主題性創作”的人，對歷時10年的“'文革'題材”的美術作品，似乎都有著一絲別樣的情懷。 由暴虐血腥的“紅衛兵美術”到烏托邦狂熱的“工農兵美術”再到“紅、光、亮”的“偉人形像美術”和“山河壯麗美術”，構成了整個“'文革'美術”的四大審美意識體系。 應該說，在短短的十年光陰里而且是在人性扭曲、人們心態極度狂躁的高壓環境裡，能夠形成如此清晰而又具有其不可複制的鮮明特徵的美術創作模式，這在中國繪畫史上無疑是“史無前例的”。

在這一攪和著狂熱和愚昧的“史無前例”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批畫家如何在血雨腥風的環境裡“抱殘守缺”地變通求存，尤其是在傳統山水畫領域，以怎樣的方式和手段通過描繪“壯麗山河”這一主題來實施“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使傳統繪畫藝術得以復蘇。

新金陵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宋文治先生，無疑是一位以巧妙和清新典雅的方式和手段通過描繪“壯麗山河”來使傳統山水畫得以劫後餘生的傑出畫家，並且因此也成就了他後來的亮麗通透且具絲竹雅韻的江南水鄉的畫風，同時贏得了“宋太湖”的美譽，這在中國美術史上顯然是不多見的。

我在一篇考證李可染先生《萬山紅遍》文章裡，就“山河壯麗美術”說過這樣一段話：

“'文革'十年的政治氛圍，雖限制了很多畫家的創作空間，但也'歪打正著'地'成就'了相當一批山水畫家對'紅色'的別樣情懷和巧妙運用。如南京的錢松岩、宋文治、魏子熙等，他們與李可染先生一樣無不是善於用'紅'的高手。從他們留下的很多'紅畫'來看，我們看出這些前輩畫家在那特殊的歷史時期的特別'無奈'，身家性命對'紅'的依賴，促成了他們對'紅'的深入鑽研，既是有意識也是無意識地對'紅'的'色當墨用'，從而完成了他們在中國山水畫史上構建'紅色山水畫'豐碑的業績，其與兩宋'青綠山水畫'一樣，理應是中國傳統山水畫中一個'典範'。

同是青、綠兩色，我們再怎麼努力，再怎麼用心，也不可能將青綠山水畫的氣息畫得與兩宋一模一樣；那麼，同是硃砂、朱膘兩色，今天的人再怎麼運用，想來也是再現不了'心潮逐浪高'的'文革'感覺的。

概言之，所謂'畫境'，說穿了就是'心境'。 不一樣的歷史環境造就不一樣的精神風貌，今人用'紅色'來畫'文革'時期的山水畫，就像今人穿上當年的'綠軍裝'，套上'紅衛兵'袖章一樣，一舉手一投足便感覺有其形無其神，正所謂'一切惟心造'是也。 ”

宋文治先生的這幅《揚子江畔》(寬2.75米、高1.43米)，自然也屬“紅色山水”的系列，創作時間是“文革”結束的前一年的1975年。 圖繪南京東郊風景秀麗的棲霞山麓、長江大橋、南京煉油廠，整幅作品以全景式構圖展示，構圖恢弘，氣象雄偉，筆墨雄強恣肆、設色清雅亮麗，堪稱宋氏極為難得的且具有強烈時代特徵的巨制精品佳構。 每每展讀此圖，作為經歷過那個特殊年代的人來說，在品讀其特殊的藝術魅力的同時，感慨的東西也實在太多。

“文革”下半葉的中國，在完成了莫名其妙、荒唐至極的“抓革命”之後，才發現“文革”的另一個“光榮使命”——“促生產”還沒有進行。 於是，一聲令下，全國各地本是你死我活的“好派”、“屁派”之間的血腥火拼戛然而止、刀槍入庫，鬼使神差般地回到各自的生產崗位，還原了產業工人的角色，一時間各地廠礦企業的機器轟鳴聲替代了武鬥的槍砲聲。 當然，在中國這個國度，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總是要伴隨著“時代的步伐”的，社會主義熱火朝天的生產建設這一“大好形勢”無疑是文學藝術家必須歌頌和描繪的“時代命題”。

在那時，中國的藝術家的身份總是令人捉摸不透和啼笑皆非的。 作為畫家的宋文治，原是“牛棚”(五七幹校)的學員，因“時代命題”的需要，他又被調回南京，成了江蘇省美術創作組的成員，接著，亦即1973年竟榮任江蘇省美術創作組副組長。 這一身份置換，與其深入生活、實地寫生積極創作不無關係。 可以這樣說，在諸多描繪祖國生產建設的作品中，宋文治先生的作品最具系統性，而且風格特點也是最為突出的，從他的《山川巨變》、《江南春朝》、《太湖清曉》、《南京長江大橋》、《揚子江畔》、《揚子江畔大慶花》等作品來看，其繪畫語言體系的建設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以太湖一帶的山川地貌為基本素材，以該地區工農業生產為主調，從而構成了宋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題材”的獨創性，雖然宋氏這一極具個人風格的獨創性在處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風貌”​​與傳統繪畫語言融合和協調上還有一些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甚至不乏硬拼的不自在，但它承載的內容卻是真實的，真實得讓你深思作為一個畫家在個人繪畫語言的建設上，不能自主，而只能是“時運他人宰”，也是傳統繪畫之殤。

臨了，我突然由宋文治先生的這幅《揚子江畔》聯想到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都是描繪當時特定環境的畫作，張擇端創作這幅傳世名品，是自主創作還是領命而為呢？ 但二者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樣題材的畫作，都會給後人提供一個特定歷史、特定環境的真實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