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
↑文物装箱 
→故宫博物院文物1933年南迁和而后的西迁路线图
←南迁文物在太和门前广场装车，准备拉到前门火车站
□统筹/李素灵 撰文/王凡
1925年 10月10日-2015年10月10日，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名片、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故宫博物院从创建至今，整整走过了90个春秋。从几乎被扼杀于摇 篮中，到历经战火，无数次躲过军阀侵占、兵马践踏、外国入侵者抢掠……一代代故宫博物院守护人殚精极思、鞠躬尽瘁。其中，有一位我们特别不能忘却——
壹 平息索薪风潮，
辞去官职投身故宫博物院
吴瀛在回忆故宫博物院创始往事时曾说：“故宫博物院如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出胎便不健全，你争我夺，多病多痛。我们一班看护，都算忠心耿耿坚持不肯离去，这才没遭到什么大的不幸。”
说到当年的艰难，除了军阀混战，清皇室遗老及政客们你争我夺之外，特别让吴瀛等感觉棘手的，是故宫博物院的维持经费问题。故宫开放的门票收入，只是杯水车薪，根本不敷用度。
为解决经费难题，庄蕴宽在1926年初私人出面担保，从东方汇理银行借了3万元。然而不到一年，这些钱便已补贴得差不多了。到了1927年端午节前夕，故宫的职员甚至因为工资一再拖欠，闹起了索薪的风潮。
维持会长江瀚找吴瀛商议解决办法，吴瀛提出先筹借5000元来发工资，然后以端午节假期的门票收入偿还借款。江瀚以个人名义借来5000元钱，补发了职员部分工资。
端午节两天假日门票所得果然有5000元之多，但马上就有人闹着要先用之继续补发薪水，还借款的事以后再说。这让江瀚十分生气，因为他借的款必须如期还给人家，所以他示意吴瀛先用门票所得还债务。
于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端午节第三天，在从北京大学来故宫任科长的齐念衡推波助澜下，索薪的风潮闹到了罢工的地步。下午故宫开放时间到了，可站岗看门的职员都没有到位，游客无法进入故宫游览。
事情闹大了，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他下令抓捕挑头罢工的人，齐念衡吓得逃跑了。但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垣、马衡、李宗侗、袁守和等维持会委员，却因此指责江瀚、吴瀛不该将门票所得先用于还借款。
借贷如期归还，是信誉，理所当然，为此而受指责让江瀚十分生气，他对吴瀛说：“景洲先生，我们这里不是在做官，我们为什么受这样的肮脏气？我是为了老太爷不能不出些力。现在，我是不能再忍受了。我不干了！”
吴瀛虽然对无端指责也有怨气，但他却没有应和江瀚，他觉得自己为故宫呕心沥血，并不是因为舅舅庄蕴宽，不是为了任何人，也不是为自己，他觉得故宫博物院 是一桩涉及国家和中华文化的大事业。他能亲身参与这桩事业的创建，感到非常有意义。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分明意识到确有一批人想要摧毁这一事业，他不能因为 内讧给那些想摧毁这一事业的人可乘之隙，所以他要求自己忍辱负重，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主动提出辞职。
也许吴瀛正是因为经历了故宫博物院创建的种种艰难，越发感觉到国家文博这株幼苗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需要有一批有见识、有使命感的人，拼却一切去全心呵护，于是他彻底脱离了官场，抛弃了前景甚佳的仕途，到故宫做了专职管理者。
贰 上书拯救故宫博物院，
说动蒋介石捐款
也是在那个时候，张作霖进京在中南海居仁堂当起了海陆军大元帅，北京的政府操控在他的手中。醇贤亲王奕譞第七子、光绪帝同父异母弟弟、溥仪的叔叔载涛做了元帅府翊卫使，即卫士长。他向张作霖谎报军情，说“故宫存有金锭三百万”，勾起张大帅染指故宫的心思。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继续推动北伐，故宫掌握在与国民党政府暗通声气的汪大燮、吴瀛等人手里，这当然让张作霖不放心；而故宫内藏有金锭三百万，又不能不让他动心。于是，新一轮接收故宫的谋划又开始了。
在几度易人接管故宫不成后，张作霖的高级谋士、国务总理潘复及其内阁决定对故宫进行“查办”，以为总能找出点毛病，那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改组故宫的领导班子。
但受命查办故宫的内务总长沈瑞麟和农工商总长刘尚清，查了半个月，也找不出一点破绽，反而通过查办，发现故宫博物院的“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
尽管查不出问题，潘复内阁还是执意给故宫博物院管理层来个大换血。1927年10月1日，国务会议议决组成新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这令吴瀛自故宫博 物院创建以来，第一次与故宫的管理事务彻底脱离。但过了大约半年，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就飘进了北京城。不久，吴瀛的老同学好朋友、时为国民党政府 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受命接收故宫博物院。
然而接收事务尚未办妥，一位叫经亨颐的国府委员，突然提出一个议案，要废除故宫博物院，将所藏 文物拍卖掉。结果国府第74次会议经讨论决定：故宫博物院是否保留、其管理班子的组建等事宜，需要有关方面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再行复议。故宫博物院的存亡， 顿时成了问题，这让吴瀛等人忧心忡忡。
在吴瀛看来，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北洋政府肘腋下唯一存留的有成绩的文化标记，自己必须站出来，为故宫博物院的生存据理力争。
经过吴瀛等故宫博物院的老人们上书呼吁，当年10月，国民党155次中央政治会议召开，易培基在会议上为此据理力争，最后会议通过了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
接收了故宫博物院后，运营经费依旧是个让管理者挠头的事情，由于将近一年的故宫管理权的争夺折腾，员工的薪金好几个月都没有发放了。吴瀛因此去找了自己 的亲戚任鸿隽，他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专门秘书。任鸿隽很关心故宫博物院的事业，遂设法拨给故宫博物院3万元。吴瀛拿到这笔钱后，先给员工发放了拖 欠的薪金。
一天，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到故宫博物院参观，吴瀛和俞樾的孙子俞同奎陪同。蒋氏夫妇对参观颇有兴致，吴瀛和俞同奎对蒋介石提 出的问题一一讲解答疑。蒋介石看宫内有些建筑出现损毁，顺嘴说了几句，吴瀛闻言便趁势说起故宫博物院经营的艰难，目前经费奇缺等事，蒋介石随即慨然承捐了 6万元，这是故宫得到的第一笔个人捐款。
叁 故宫文物南迁，原定押运官突然变卦，
吴瀛临危受命
转眼到了1931年，日本在华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华北形势也日渐危急起来。鉴于故宫文物有在战火中被毁或被劫的危险，有人提议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迁出日寇兵临城下的北平，送到南方暂时储藏。
最早提出动议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李宗侗、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人。他们说动了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易培基继而将故宫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呈文报与南京国民政府。
国府“交行政院同军事委员会核办”的批复回来后，李宗侗等拿着批文，又到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请求，终于使得故宫文物南迁的动议获得了批准。
时为“院长助理”的吴瀛，最初对故宫文物南迁是持否定态度的。为此，他甚至与老朋友易培基争执起来。吴瀛认为不应匆忙动迁，需要再观望一下形势，因为“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议随即召开，在会议上议决挑选故宫中收藏的所有贵重文物，分批运送到上海，迁移费预算6万元。然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常务理事张继却力 主由他主管的文献馆文物迁往西安，并自告奋勇地要亲自主持此事，迁移预算的三分之一归他动用，这个提议也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通过。
理事会议定文物搬迁大计后，李宗侗到了南京，他此行目的是为文物南迁做筹备工作。其时，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李宗侗遂向他请示了相关事宜。但不知是因为什么缘故，宋子文否决了将故宫部分文物分运到西安储藏的计划，要求全部文物都迁往上海租界内。
李宗侗回到北平后，即开始着手南迁文物的装箱工作。吴瀛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俞同奎一起担负起挑选和装箱的监督工作。
1933年1月，山海关落入日军手中，京津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从1月31日开始，将已经装箱的文物分批南迁上海。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先行前往上海，租赁储存迁沪文物的库房。
故宫文物将南迁的消息在报纸上刊出后，社会舆论哗然。有些人认为：故宫文物在兵临城下之际运出北平，势必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这些人呼吁政府以保 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故宫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退让态度。而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不宜轻易他迁，以免散失。
1月23日，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人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曾经短期出任古物陈列所所长、还曾做过湖南省代理省长的周肇祥被推为协会主席，他们随即发出通电反对故宫文物南迁。
面对此情，南京国民政府对文物南迁公开表态：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协助政府抵御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夺和毁灭的可能。国亡还有复国之日，而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
但周肇祥等执意阻挠文物南迁，他在太和门聚众集会，公开表示要以武力阻止古物南迁，誓与国宝共存亡。随后，一些故宫职员便纷纷收到恐吓信。
当年曾参与文物南迁的那志良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有人打电话来，指名要找哪个人，是不是担任押运古物，当心你的命”，还声言“要在铁轨上放炸弹”。总之各种谣言、恐吓一致压向参与文物南迁事宜的人。
但就在一片反对声中，装箱工作渐趋完成。车成马就，但当初积极主张南迁，并自告奋勇要亲自主持运送文物南行的马衡态度大变。他非但对内声明不去，还在各报纸上公开表示他不会押送文物南行。
关键时候带队押送文物的领头人没了。万般无奈的易培基想到了吴瀛，只有老朋友能救他的驾。他央求吴瀛：“务必请你走一趟，否则下不了台。”
面对老朋友的恳求，更想到保护千百年文物精华的使命，吴瀛决定将自己的看法搁置一旁，慨然答应主持第一批文物的南迁事宜。就此，他成为文物南迁这一中国文博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首位押运官，并被载入史册。
肆 历尽艰辛，
将第一批故宫文物运抵上海
吴瀛和易培基秘密商定了文物迁运的出行日期和路线：由平汉转陇海，再回津浦南下，以避免在天津站遭日本人袭击。故宫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等方面商调了东北宪兵100名，派一队长统领；并选了故宫博物院的若干警卫随车照料。
2月5日夜，故宫博物院在北平市政当局的协助下，连夜将第一批南运古物2118箱装上板车，运到前门火车站。这第一批南迁文物共装了18节车皮。
启行前，易培基拟了个文稿，请南京行政院电示沿途的各地方军政长官，要求派队保护文物专列。南京行政院遂密令京沪铁路沿线地方派军警保护；交通部也受命事先给沿线各铁路局下达指令，要各站除特别快车按时放行外，其他列车一律为故宫古物专车让路。
吴瀛押运满载国宝的专列，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派人上车招呼。车行沿线两旁，逐段有马队随车疾驰护卫。专列在夜间行进，都不敢鸣笛，遇重要关口时都熄灯驶过。车上所有司员，在夜间都和衣而卧，随时准备起身应对不测。
当时在徐州一带，时有匪众出没。吴瀛他们快到徐州时，就听说前一天晚上，有约1000余人的武装在徐州路段附近窥伺。地方当局发觉后，出兵打了一仗。那伙武装见地方有所准备，慌忙退去。
因为专车从北平出来后，曾绕道陇海铁路，所以直到第4天，才行至南京下关。专车停靠后，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可以告一段落了。
然而，事情并非如人们所想象，一系列的麻烦正等待着他们。
就在第一批古物离开北平的第3天，张继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一项紧急议案，建议故宫古物改运洛阳和西安。他的理由是把古物运往上海，存入租界，受外 国人庇护，是国家的耻辱。他的这一理由冠冕堂皇，加上开会时提议故宫古物迁沪的宋子文正在上海，不能到会，所以会上没有反对之声。
专列在南京下关车站停稳后，在车站等候的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告诉吴瀛，中政会议议决故宫古物改运洛阳、西安。因此他嘱咐吴瀛先不要卸车，专车就先停在站上。
把这么重要的古物停放在站上，这怎么成呢？吴瀛立即吩咐卫队、宪兵们都不能离开车站，监押人员也都暂留车上。如此布置后，吴瀛还是放心不下，他乘坐褚民谊的车，直奔军政部寻找主管人，请他们即刻调500士兵到下关车站护卫专列。
那一夜，吴瀛心中怨气郁结，无论如何不能入眠。一方面是担心车站停放的文物安全；一方面觉得张继搞阴谋可恨。如此价值连城的珍贵历史文物，到了南京，居然连个存放的地点都没有，一旦真出了事情，自己如何交代！
第二天，南京下起了雨，吴瀛亲自到军政部借了大批的苫布，盖到车皮上，给文物遮风挡雨。他随后到行政院，追问洛阳、西安方面接收文物的准备情况。褚民谊告诉吴瀛，洛阳、西安回电说没有储放文物的地方。
然而张继仍然坚持把文物迁运洛阳、西安，他要吴瀛不必为文物的去处操心，只管等候洛阳、西安两地找到文物存放地的最终消息，再行押送。
在故宫文物停放南京期间，吴瀛每天都要从饭店跑到下关车站，查看专列上的文物是否安然，因此他无法抽身到上海去找宋子文。他曾致电北平，但北平也没办法，问题必须在南京解决，他只有等着宋子文回南京。
两个星期过去了，宋子文才从上海回南京。吴瀛闻讯一清早就找到宋子文，讲述自己在南京苦等的种种艰难，并表示“只有照原案运上海才是上策”。
宋子文于当晚就召集了临时中央政府会议，会上议决故宫古物、图书照旧运沪，暂存故宫博物院已在上海租定的仓库，日后再从长计议；文献档案留在南京，暂存行政院大礼堂内。
第二天，宋子文就告诉了吴瀛中政会讨论的结果，并说他已关照了轮船招商局出船运送文物，船到上海后，相关事务由他指派的刘鸿生帮助吴瀛料理。
第三天，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上了“江大”轮。经过3天航行，“江大”轮抵达上海，由于有刘鸿生招呼，第一批南迁文物在轮船泊岸当天，就全部完好地运进了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五楼仓库中。
至此，吴瀛感到可以回北平复命了。整个运输过程，虽然屡生波折，但所运文物丝毫没有损失，吴瀛心头的一块石头这才真正落了地。
第一批南迁文物安全运抵上海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批文物随后陆续从北平发出，分别由马衡、袁守和、沈兼士、俞同奎负责监督运到了上海。五批文物， 共计19557箱。故宫馆藏的大量珍贵文物由于分批“南迁”上海，后来又从上海“西迁”重庆，因而没有在抗战烽火中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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