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
山西平遥“日升昌”的门匾“日升昌”的汇票
□黄国声
1 金珠犀象一条街
广州城南有条长近千米的濠畔街,因处于南濠北面而得名,自古就是一条以繁华著 称的街道。在明代,这里有大量秦楼楚馆,是妓女聚居之地。屈大均《广东新语》描述这里是“朱楼画榭,连绵不断,隔岸有百货之肆。”“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 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直到清代中期,仍然繁盛不衰。诗人张九钺南游广州,曾作《珠濠曲八首》,其 中一首专写濠畔街,诗云:“金珠犀象一条街,濠畔繁华自古佳。灯火夹城三十里,游人齐说小秦淮。”
2 山西票号纷纷在濠畔街设分号
到了道光年间,随着广州商业的发展,这里又变成了金融中心,类似于今天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山西票号纷纷在此设立分号,接受居民、商号的存款以及汇兑业务,人皆称便。
其后,更进而承办官款的巨额汇兑,业务因而称盛一时。过去十三行贸易兴盛时,银钱往来极多,屈大均曾作诗描述为“银钱堆满十三行”,而清末濠畔街的票 号,因为广纳商、民的存款,加上官府饷银的汇兑,银钱往来之巨,恐怕要超过十三行时期,大概一年汇兑白银七十万到一百万两,而存贷还不在内,于是变成“银 钱堆满濠畔街”了。
山西票号总号在山西,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以便使汇兑处处可通。当时在濠畔街设立的票号,计有志成信、协成乾、新泰 厚、百川通、日升昌、蔚长厚、协同庆、蔚泰厚、源丰润等家。其中除源丰润为宁波人经营以外,其余均是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人创立,故通称山西票号。并 于街内设立山陕会馆,方便同业聚会与议事。
山西票号经营之能获得成功,有它的特点:一是存取方便,二是诚信可靠。存款不分巨细,客不分 生熟,办理存兑业务不分昼夜,随叫随办,便利非常,自然获得人们的认可和信赖。票号所出具的银单,不论天南地北,凭票即可取款,尤为官商界所欢迎。而票号 的壮大,还得力于官府公款的汇兑,广州通过它们汇去北京的公款,每次少则数万两,多的可达十几、二十万两。
3 公款解送,由实银长途押运改为票号汇兑
说到公款的解送,以前是解送现银的。那是用两块两端略窄的木头,挖空中心,把白银夹在里面,再以铁皮箍紧,成为一银鞘。一副银鞘内装十大包,每包一百 两,共为一千两。集合若干鞘后,委派押运官员带同兵丁运送。其间跋山涉水,每到一地,还要登记入境、出境日期,由当地官员签具证明。倘有闪失,罪责非轻, 押运官不单劳累,还要担惊受怕,皆视为苦差事。诗人张维屏在江西当官的时候,曾押运十万两白银到武昌去,路过庐山地段的时候,手下报告说有役夫逃亡,于是 赶忙清点银鞘,果然少了一件,大起恐慌。分头寻觅,结果在一溪涧旁寻回,而张则不免冷汗浃背了。
自从有了票号汇兑,便不再采取实银长途 押运,免了跋涉之苦,省了时间,并大大提高安全性。例如光绪八年,广东奉命解送户部及内务府白银二十万四千两,倘用银鞘装运,需二百余鞘,路程远至北京, 所费人力不少,安全又难预计。现在则只需把银两交给票号,由票号出具汇票,政府只需派遣官员持汇票到北京,向北京的总号兑出现银,分别向户部及内务府交 纳,便完成了整个解送过程。所委派官员一般在三四名之间,多为候补知县、候补同知之类的闲官。又为了尽快送达,以免中央怪罪,便命持票官员舍陆路而改乘海 轮前往。
4 地方财政支绌,票号成为借垫之处
其实,中央政府并不乐意各地用汇兑解款,而要他们把白花花的银子解到 京师,反正风险是各省官员担着,与它并无关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在京官员、兵丁从中央银库领取薪俸及兵饷后,便把银子放到票号生息,或兑成银票方便 使用。各地解京的款项则是凭票向票号支取银两交到国库。如此一来,银子是从银库经官兵之手流向票号,之后又从票号回流国库,来来去去还是那一批钱,中央掌 握的银子没有丝毫增加。有时解送的款项太大,票号存银不足,还要等筹足之后,才能兑付,未免延误。于是下令各地取消汇兑,一律现银运京,以充实中央的存银 量。
自太平天国战事后,地方不靖,各地持此理由,尽管三令五申,还是坚持用汇票而不运现银。对此,中央亦无可奈何。而广东更是振振有 词,原来中央经常催逼解款,而地方财政支绌,无法满足其要求,只得向票号借支应付。如光绪十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称:解京款“向由西商先行借垫,势难起 解现银”、“经向西商志成信银号借款24.4万两先行垫解,随后由税收归还,以资周转。”中央收钱要紧,也就不再强求解送现银了。
中央的需索太多,地方的财政收入不足应付。例如规定广东每年要向内务府缴纳三十万两银子,分四个季度交纳。须知内务府是负责供应皇室各项开支的,银两是万万不 能迟延到付的,于是只能由政府出具借帖给票号,向票号借支上缴。而票号也因政府不断借支,银根紧缩,带来不少困难。例如光绪十一年,有一次需上交九万余 两,却要分别由百川通、新泰厚、日升昌、蔚长厚四家承兑,官商之困由此可知。
5 银行业兴起,票号盛况归于平淡
光绪三十年,广州成立广东官银钱局,设于濠畔街,以一百万元为资本,由源丰润号作担保,主要业务是发行钞票,代造币厂购买生银做原料及办理兑换等。计先后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三种钞票计一千万元。此后银行业兴起,挟巨大优势,票号面临冲击。
光绪三十四年设立的官办户部银行,由中央规定各地解京款统由该行汇兑,山西票号经营由此大受影响,加上时局动荡,放贷之款有被拖欠以至成为呆账,无法收回。至此,山西票号已势穷力绌,民国后逐渐消失。濠畔街的百年盛况从此终结,而归于平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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