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發現看,巴蜀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明顯滯後於中原文化,尤其是巴蜀地區出土的大量獨具特色的青銅兵器,如虎紋戈、三角援戈、柳葉劍等,是探討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關係的最好資料。
本文所述青銅兵器皆出土於關中西部的寶雞地區,其中大部分是國墓地考古發掘,不但器物組合資料完整,而且時代準確。 還有一些雖然屬於零星徵集品,但有前者作參照比較,因此其年代與文化屬性也基本相同。 這些兵器的出土範圍雖然屬於黃河流域的中原與關中文化圈,但卻與巴蜀地區出土的兵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虎紋戈虎紋在各種巴蜀兵器上最為常見,虎紋戈是一種地域性極強、文化特徵十分顯著的兵器,因此也就成了巴蜀青銅兵器的顯著標誌。 這些虎紋多用寫實手法刻劃,外形簡潔、清晰,昂頭張口,虎尾下拖或上揚並捲曲,虎頭部神態平和,身形短小,並不十分威猛。
陝西寶雞竹園溝墓地19號墓出土的虎紋銅戈,短胡一穿,長援微彎,有闌,上下出齒,闌上有側翼,援本飾虎頭紋,裂口露齒,虎耳恰作側翼,援身以雲雷紋襯地;長方形直內,上有細陰線凹槽兩週,並殘留有木柲痕跡,通長23.8厘米(圖1)。 它與蜀地出土的虎紋戈(圖2)酷似。 區別在於寶雞的這件是西周早期的,而蜀地的這件卻是戰國時期的。 另有一件也是竹園溝墓地出土,與上略有不同,長方形直內,上有一圓穿,援本飾虎頭獸面,通長25.2厘米(圖3)。 竹園溝墓地4號墓也出土了兩件虎頭紋的戈(圖4),雖然與19號墓出土的稍有差異,紋飾似獸面,實則是虎紋的變形,同屬浮雕式的裝飾手法。 這些虎紋戈在關中西部的周原也有發現,如扶風下河村就出土兩件援本飾有張口虎紋的青銅戈。 值得注意的是,在與寶雞接壤的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早期墓葬中也發現援本飾有虎頭紋的戈,與寶雞竹園溝19號墓所出幾乎完全相同。 不僅如此,長安灃西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短胡戈,援本部亦有飾虎頭紋的。 顯然,這種虎紋戈從分佈範圍上看,並不局限於巴蜀地區。 從資料上看,1931年河南濬縣辛村出土的青銅戈上就有虎紋。 可惜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沒有得到及時保護,落入古董商人手中,後來輾轉到了美國,現藏華盛頓弗里爾美術館。
寶雞地區出土的虎形飾戈都在西周早期,春秋戰國未曾出現。 巴蜀出土的青銅戈上有虎形裝飾的幾乎全在戰國時期,如成都三合場、武侯祠、羅家碾、百花潭,健為縣金井中學、滎經縣同心村、郫縣獨柏樹等地都有大量出土。
從時空發展上足以說明,以虎紋作裝飾的青銅戈,應該源於關中西部以寶雞為中心的周文化活動區,包括甘肅靈臺和灃一帶,與巴蜀文化之間應當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 也可以說,巴蜀地區的虎紋戈裝飾手法源於關中西部地區,到了戰國時期得到了迅速發展,並且形成了獨有的風格。 如峨眉符溪、萬縣新田出土的青銅戈,除援本部飾虎紋,虎身尾延展至胡部外,虎頭下還有一人梳雙髻,踞坐;郫縣獨柏樹還出土一件青銅戈,兩側各飾一完整虎紋,虎側還有人形紋;成都交通巷出土一青銅戈上飾全虎紋。 漢水流域的陝西城固一處商代中晚期遺址中,曾出土過一件透雕的虎紋銅鉞,這件銅鉞上的虎紋形象與蜀地出土的虎紋戈上的虎紋極相似。 湖北襄陽和秭歸雖各出土了一件上飾有虎紋的青銅戈,湖南博物館也收藏有一件青銅戈,援後近闌處有一虎紋,但是這些戈的時代都在戰國時期,與蜀地的虎紋戈同時代,明顯晚於關中地區。 因此,這種以虎紋作裝飾的戈應該源於關中西部的周文化區域。
三角援戈三角援戈是青銅兵器中形制較特殊的一類兵器。 與虎紋戈相比,其延續時間更長,分佈範圍更廣。 戈援部近似等邊三角形,援後部中間多有一圓孔,絕大多數無上下闌,但在援本上下端各有一長方形穿用以固定柲,長方形直內上多設一穿。 與長條援青銅戈相比,三角援銅戈器身短而寬,前鋒鈍圓。 三角援戈有著鮮明的地域特色,是研究中原文化與巴蜀文化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兵器。
關於這種柳葉形短劍的起源,學術界長期以來爭議不休,有的學者認為其起源並不在巴蜀地區,因為迄今還沒有發現它的起源發生序列。 再者柳葉形劍在巴蜀地區一經出現,就是一種比較成熟的劍型,這就表明這種劍型是外來的,應當源於外來文明。 這種劍型傳入巴蜀地區的可能路線,是從伊朗通過厄爾布士山脈與蘇萊曼山脈之間的地帶進入南亞印度地區,再從印度地區輾轉傳入中國西南。 對於這種學術爭鳴,在此沒有必要展開討論。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