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的玉璧鑑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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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 圖一：2 圖一：3

北京 丁哲 李思雨
戰國是玉璧發展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階段。 此期玉璧承襲了西周、春秋的風格特徵，又有區別於傳統的變革創新，在形制、紋飾和工藝水平上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為漢代形成玉璧發展的鼎盛局面提供了極好的範式和基礎。 戰國玉璧素為收藏家所重，然當今市面所見，優劣不一，真偽混雜，須從多角度細審詳辨，慧眼識珍。 筆者依據一些年代較為明確的考古資料，對戰國玉璧的相關問題略作討論，不確之處，望方家指正。
從型式上看，常見的戰國玉璧，大致可劃分為三型：
A型：圓形扁平體，正中有圓孔。 以器表紋飾之有否及紋飾的分區情況，又可分為三個亞型。
Aa型：器表有紋飾，不分區。 根據紋飾形態的差異，复可細分為七式。
Ⅰ式：淺浮雕虺龍紋(圖一：1)：直徑5.2l厘米，孔徑2.8厘米，厚0.7厘米。 乳白色，扁圓體。 內外邊沿琢出凸起的弦紋，兩面皆雕隱起的六組虺龍紋。 山西長治分水嶺53號墓出土。
Ⅱ式：陰刻虺龍紋(圖一：2)：直徑15.4厘米，孔徑6厘米，厚0.5-0.9厘米。 青玉質，有​​褐色、灰色、紅色沁。 扁圓狀，薄厚不一，一面有一道明顯的切割痕。 兩面紋飾相同，內外緣各琢兩周陰線廓，廓內陰刻網格紋和虺龍紋。 湖北荊州熊家塚4號陪葬墓出。
Ⅲ式：淺浮雕雲谷相雜紋(圖一：3)：直徑8厘米，孔徑3.4厘米，厚0.6厘米。 青白玉，一側沁為褐色。 內外邊緣以綯索紋為界欄，表面淺浮雕雲紋，其間夾以穀紋。 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

圖一：4

Ⅳ式：陰刻雲谷相雜紋(圖一：4)：直徑7.1厘米，孔徑3.15厘米，厚0.4厘米。 青玉質，有​​黃褐色沁。 扁平體，正圓形，兩面紋飾相同，皆為陰線較寬的雲谷相雜紋。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圖一：5

圖一：6

Ⅴ式：淺浮雕谷紋。 又有兩種形態：一如河南信陽長台關1號墓所見者(圖一：5)：外徑11厘米，內徑5.9厘米，厚0.65厘米。 灰綠色玉質，局部沁為黑色。 圓形扁平體，兩面飾谷紋，紋樣單元形態較扁矮，形同臥蠶。 又如安徽長豐楊公8號墓出土的一件玉璧(圖一：6)：外徑14厘米，內徑4.7厘米，厚0.6厘米。 白玉質，局部沁為褐色。 扁圓狀，內外緣琢出斜棱。 表面滿飾排列規整的浮雕谷紋，紋樣單元浮凸較甚，頗狀乳釘。

圖一：7

圖一：8

Ⅵ式：陰刻谷紋。 又有兩種形態：平面陰刻如陝西旬邑轉角村秦墓所出的一件玉璧(圖一：7)：直徑11.3厘米，孔徑3.9厘米，厚0.3-0.4厘米。 青玉質。 扁圓形，內外邊緣各飾一圈陰線，表面滿飾陰刻谷紋，雕工粗獷，刻度較深，線紋邊緣多有毛刺歧出，紋樣單元大小不盡相若，排列不甚規律，有個別谷紋相連若“S”狀。 蒲格谷紋如山東臨淄商王村1號墓中出土的一件(圖一：8)：直徑16.4厘米。 青玉質，表面大部沁蝕呈黃褐色。 表面的谷紋是在分割減地形成的正六邊形微凸曲面之上，進行陰刻而就，各六邊形單元間還有分割遺留的三角形紋，分割線痕比較明顯。

圖二：1

Ⅶ式：鏤空紋飾。 如山東臨淄商王村1號墓出土的一件玉璧(圖二：1)：直徑11厘米，孔徑6.1厘米，厚0.4厘米。 青白玉。 扁環狀，好徑較大。 內外緣飾綯索紋，其間鏤雕雙龍、雙螭，左右對稱，具有較強的動感。
Ab型：器表有紋飾，分區。 根據主體紋飾分區情況的差異，复可細分為二式。

圖二：2

Ⅰ式：主體紋飾分為兩區。 河南許昌張潘鄉所出者可屬此式(圖二：2)：直徑23.8厘米，孔徑6厘米，厚0.5厘米。 青玉質。 體呈扁圓形。 兩面紋飾相同，紋飾分內外兩區，外區飾四組雙身獸面紋，內區陰刻谷紋，兩區之間以綯索紋相隔。

圖二：3

Ⅱ式：主體紋飾分為三區。 可參考山東曲阜魯國故城乙組52號墓所出的一件玉璧(圖二：3)：直徑31厘米，厚0.8厘米。 青玉質。 器表內、外緣各隱起一周廓，兩面紋飾相同，以兩組略凸起的綯索紋區分為內、中、外三區紋飾。 內區為三組雙身獸面紋，每組間以一道綯索紋相隔；中區裝飾排列整齊的陰刻谷紋；外區為五組雙身獸面紋，每組龍尾兩兩相交。
Ac型：器表光素無紋。 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有一件(圖二：4)：直徑8.4厘米，孔徑3.4兩年，厚0.4厘米。 青白玉，表面局部受沁呈黑褐色。 表面光素無紋。

圖二：4

B型：出廓璧，即在A型璧的基礎上，於其外緣鏤雕出輔助裝飾。 以出廓部分位置的差異，又可區分為兩個亞型。

圖二：5

Ba型：出廓部分在璧的一端。 如湖北當陽楊家山1號墓所出者(圖二：5)：直徑10.2厘米，孔徑4.9厘米，厚0.5厘米。 青玉質，沁蝕為黃褐色。 玉璧正上沿鏤雕一龍，龍作回首、鼓腹卷尾狀；璧面的雲谷相雜紋，以淺浮雕技法琢就。
Bb型：出廓部分在璧的兩側。 根據紋飾形態的不同，复可細分為三式。

圖二：6

Ⅰ式：淺浮雕虺龍紋。 河南洛陽西工區131號墓出土的一件玉璧即屬此式(圖二：6)：長5.9厘米，寬4.7厘米，厚0.2厘米。 青玉質，略泛黃。 璧內外邊緣起沿，兩面皆淺浮雕虺龍紋。 兩側鏤雕卷尾伏龍，龍首上各有一鳳鳥。

圖二：7

Ⅱ式：淺浮雕谷紋。 如山東曲阜魯國故城乙組58號墓所見者(圖二：7)：長6.9厘米，璧徑4.4厘米，孔徑1.5厘米，厚0.33厘米。 黃玉質。 體扁平，中間為玉璧，內外周緣起棱，器表淺浮雕顆粒較大的谷紋，且排列疏朗。 正上方凸出一齒脊，中一穿。 璧兩側偏下鏤雕相背而立的龍形附飾。 龍獨角修長，圓目尖喙，體作“S”形蜷曲。

圖二：8

Ⅲ式：光素無紋。 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可屬此式(圖二：8)：長7.2厘米，璧直徑3.8厘米，孔徑1.5厘米，厚0.4厘米。 青玉質，一側沁為紅褐色。 器扁平，作雙龍附璧形，素面。

圖二：9

C型：重環璧，即在A型璧的基礎上，於其孔內又鏤雕出一同心小璧。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一件玉璧(圖二：9)，雖殘缺不全，但從遺留形態判斷其屬此型：直徑10.4厘米，孔徑2.4厘米，厚0.4厘米。 青玉質，個別地方為半透明灰白色。 內外分別有大小兩個同心圓環，環邊起棱，表面飾淺浮雕谷紋。 兩環間鏤雕螭紋，大環兩側鏤雕附耳。
就現掌握的資料而言，上述各型、式玉璧在戰國時期有如下流行特點。 戰國早期流行者有：AaⅠ式、AaⅡ式、AaⅢ式、AaⅣ式、Ba型、BbⅠ式。 戰國中期流行者有：AaⅣ式、AaⅤ式、AaⅥ式、BbⅡ式、C型。 戰國晚期流行者有：AaⅤ式、AaⅥ式、AaⅦ式、AbⅠ式、AbⅡ式、BbⅡ式。
製作工藝
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玉器發展史上的頂峰階段之一。 其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與工具的革新不無關係。 此期社會生產力顯著發展，鐵質工具開始被廣泛應用於琢玉工藝之中。 鐵有很好的鍛造性能，易於製作各種形狀的工具，且耐磨性較強，這相較史前的石質工具和商代西周的青銅工具有了很大的進步。 根據戰國玉璧上遺留的一些痕跡，可大致復原其製作的基本情況，亦能為辨偽所借鑒。
成形

圖三：2

在戰國、漢代玉璧的內外邊緣面上常有磨砂狀的細密線紋出現。 (圖三：1、2)這是以潮濕的解玉砂為介質，利用管鑽套打遺留下來的工藝痕跡。 利用大口徑管鑽成形的玉璧，較史前磨角成圓者更加圓整、規矩，且比三代時期的玉璧尺寸增加。 如前文所舉曲阜魯國故城乙組58號墓所出者，直徑便達31厘米。
在管鑽取出圓柱體坯料後，多以金屬片狀工具將之剖為多個相同形制的素面玉璧(圖三：3)，為提高效率，切割時多采用雙向拉鋸。 由於人力手工操作，精準程度較差，雙嚮往往無法準確對接。 故器表會留下淺而直的台階狀痕跡(圖二：8)。
鏤雕

圖三：4

圖三：5

戰國時期的鏤雕紋飾玉璧、出廓璧、重環璧上有不少鏤空裝飾。 製作時，多先用陰刻細線按設計打稿，再以小管鑽在鏤空的關鍵部位套打數個定位圓孔，金屬線鋸由此進入，然後來回拉切帶動解玉砂進行切割，去掉多餘處，最後用金屬擦條將鏤空處擦磨整修。 此期玉器鏤空部位多，形狀多樣，鏤空處很規矩，如峻壁峭立，邊沿棱角分明，鏤空面多有磨砂狀的細密縱向磨痕(圖三：4、5)。 孔壁光滑、垂直，兩面孔徑幾乎相等，兩面對鑽留下的台痕已不多見。
琢紋
淺浮雕雲谷相雜紋為戰國早期所流行。 推測其製作工序，應先用細陰紋打稿定位，再去料剔地，使谷紋、雲紋、蝌蚪紋等單元凸出。 但有不少粗工而就者，沿預留紋樣單元的輪廓進行斜削，並不完全將多餘的地子剔除，從而在各單元間留下了凸起的曲折分界線，以至於拓片上呈現出黑白曲線相間的現象(圖三：6)。

圖三：6

圖三：7

戰國早、中期流行的陰刻雲谷相雜紋的製作方法，從山西太原金勝村251號墓出土的一件玉璧上可窺得一斑(圖三：7)：該器是一件半成品，紅褐色，表面光亮。 器表有部分打稿線和琢就的紋飾。 藉此推測，這種紋飾多先以細陰線打稿，再用斜碾技法深刻而成。 因其具有類似“一面坡​​”的形態，陰線溝槽的底部、斜坡以及器表所在平面對光線的反射情況不同，使其各自呈現的光亮程度各異，從而凸顯了較強的浮雕感。 (圖三：8)

圖三：8

圖三：9

谷紋是戰國時期玉璧上最常見的紋飾。 平面陰刻的谷紋細節處理較為粗糙，如線槽邊緣多有毛刺歧出，線條常作粗細不勻狀(圖三：9)。 可見其並非由砣具磨成，而可能是手執尖端刻具反復刻劃製作。 蒲格谷紋製作時，先以三組寬深的平行線，作六十度夾角分割減地，從而形成正六邊形微凸曲面(即蒲格)，再於其上陰刻谷紋。 浮雕谷紋，工藝比較複雜，多先以兩到三對平行線定位，再剔地形成半球狀顆粒單元，最後沿浮雕單元之輪廓依形加琢一道谷紋(亦有直接用斜碾技法將半球改削成萌芽穀粒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