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復旦“紅畫筆”成員在校內繪製宣傳畫 金大陸、陳磊整理
復旦“紅畫筆”的前身是“文革”前復旦學生會下面的組織校美工隊中的一些人。 1966年底，校黨委倒台，保守派解散，多數人成為逍遙派。 復旦三大造反派大聯合，成立新復旦，“紅畫筆”便是大聯合的產物。 “紅畫筆”隊員彼此觀點各異，但相處之間沒有因此發生衝突和爭執。 組織本身也比較鬆散，人員進出頻繁，多數隊員和“紅畫筆”組織之間若即若離。 當年的“紅畫筆”成員認為，自己捲入了“文革”，用畫筆表達觀點，為政治所利用。 但是因為都是單純的青年學生，稍具美術才能，在以後的人生中， 絕大多數在專業上努力上進，很多人成了教授和企業領導，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復旦“紅畫筆”的成立
“紅畫筆”的前身是“文革”前校美工隊的一些人，有中文系、物理一系、二系，歷史系，數學係等各屆的同學，校美工隊是學生會下面的一個組織。
“文革”前的校美工隊隊長是趙志祥。 當時美工隊主要出黑板報，有時也辦畫展，舉行美術欣賞活動。 當時各係也有自己的美工隊，比較突出的如物理系美工隊，由總支和系學生會組建。 物理系美工隊的隊長就是邱勵歐，柯國慶記得邱曾經帶隊在當時的校長樓(四幢樓)及校門等地方一起畫水彩寫生等等。 後由李瑞鏞(1970年畢業離開)、柯國慶(留校)相繼擔任隊長(李、柯曾是校宣傳部門的攝影人員)。 這也是物理系參加校“紅畫筆”的人數比較多的原因。
1966年“文革”開始後，學生分成保守、造反兩大派， 各派都有美工隊。 柯國慶回憶，起初參加了班內保守派“大隊部”，大隊部也有美工隊，但很少有活動。 韓德銀、邱勵歐則發出成立“紅色畫筆造反隊”的宣言，這是屬於紅三司、東方紅一派的。 紅革會則有“千鈞筆”，由化學系研究生陶鳳崗等人組成，以化學系和外文系學生為主，規模比較小。 韓德銀說：在這個時候參加造反派是有風險的，復旦每年畢業前都會抓出“反動”學生。
據錢定平回憶，1966年8月，他對大隊部的做法不滿，看到校內“紅畫筆”在招募人員，於是就去十號樓美工隊辦公室應徵。 當時邱正在畫一幅“毛澤東指揮我們前進”的大宣傳畫。 錢表明來意後邱勵歐要求錢繼續畫下去，就此加入“紅畫筆”。 錢定平還記得當時“紅畫筆”的隊長是韓德銀。 再據邱勵歐回憶，另外中文系研究生雷群明則有漫畫小報《磨鏡》，並不在上述幾派之中。
1966年11月，學校造反派搜查“黑材料”，包圍了校檔案館。 柯 國慶回憶：“本人在現場被推搡，氣憤之下拿起畫筆在大字報欄畫了一幅大型宣傳畫： 畫中有一保守派紅衛兵和一工人赤衛隊員，頭纏帶血繃帶，攜手並肩， 標題大字： '頭可斷， 血可流， 黨和國家機密不可丟！'以畫筆表達觀點。圍觀者眾，還有不少小字報跟貼，號稱：'戳一槍'。內容反對居多，其中同系美工隊友邱勵歐寫： '你的立場錯了！！'當時同學之間有不同觀點激烈辯論，在復旦校園到處可見。復旦主幹道兩旁大字報欄熱鬧非凡，常有上海居民擁入觀看，一時人山人海，有' 南京路'之稱。”
1966年底，校黨委倒台，保守派解散，多數人成為逍遙派。 復旦三大造反派大聯合， 成立新復旦，“紅畫筆”便是大聯合的產物。 徐淵、柯國慶等在大字報欄前現場作大型宣傳畫祝賀。 大多數物理系美工隊員此時進入“紅畫筆”。 “紅畫筆”隊員來自不同的學生組織，彼此觀點各異，但相處之間沒有因此發生衝突和爭執。 組織本身也比較鬆散，人員進出頻繁，多數隊員和“紅畫筆”組織之間若即若離。
漫畫與宣傳畫
1966年底，“批判楊西光漫畫展”是當時上海比較重要的一個活動，展覽地址就在南京西路的上海美術館。 因內容集中在復旦的當權派身上，復旦紅衛兵的漫畫作品就佔據了整個展館的一樓，以及二樓的一部分，當然主要是“紅畫筆”成員畫的。 記得當時展覽會上有一幅畫叫“披著羊皮的狼”。 大家說：展覽會開幕的第一天，美術館裡還一度出現參觀者之間的大辯論。
1966年底造反派的目標巳指對著曹荻秋和陳丕顯，“紅畫筆”自然集中批判復旦的一把手楊西光了。 當時大家討論要把楊西光畫成什麼樣子呢？ 決定要在臉上畫出麻子，還有人來塗脂抹粉，反正要有狼狽的樣子等，所以大多數的畫是以醜化楊西光為主的，也有一些涉及曹荻秋和陳丕顯的漫畫。 大家晚上睡在展覽館，白天接待參觀者，學校還為大家提供了免費的宵夜。
當時漫畫很流行，學校裡可以看到很多由戲劇學院舞美系流傳出來的漫畫傳單，繪畫技巧比較突出，整本的漫畫傳單在“紅畫筆”內部也流傳。 “紅畫筆”受到題材和技巧的啟發，也在校內搞過畫展。 大家說學校裡曾貼出很多關於打倒楊西光的漫畫，當時做這些事已經沒有風險了。 復旦送出去參加畫展的作品還有個人署名的。 除了楊西光外，所辦畫展中已經有關於隱晦地“打倒劉少奇”的漫畫了。 韓德銀記得當時油印的“群醜圖”也在復旦流傳。
1967年夏天，復旦開始建造毛主席大型雕像。 邱 勵歐、 柯國慶、吳性良等回憶：當時組建了以陶鳳崗為首的毛主席塑像建設委員會(簡稱“塑建會”)，主要人員有原校長辦公室的喻蘅，物理系的柯國慶，化學系的吳性 良、胡為華、顧仁傑，外文系的夏平等，他們參加了塑像總體設計，塑像選定、放大及放大泥塑的準備和塑造、翻模，塑像的鋼筋混凝土澆注及塑像的表面處理的全 過程。 此過程中復旦塑建會主要成員多次赴位於文化廣場邊上的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油雕室)，邀請了專業美術工作者趙志榮、毛崇德、應芊芊、康金福前來合作指導，雕塑期間趙志榮、毛崇德住在復旦八舍，工作的時間最久。 當時，集近10座塑像小樣放在復旦“南京路”上徵求全校師生意見，並將風雨操場用作泥塑大像的工作場地，邊上的原體育教研組用房用作當時塑建會的辦公室。 放大泥塑的工作，由趙志榮承擔了毛像頭部的塑造，毛崇德、應芊芊負責塑像全身的塑造和指導。 放大泥塑的石膏模型翻制請來了生物系標本室的負責指導。 塑像工程涉及的基建方面的設計由複旦木工場地鐘工程師出圖紙，鋼筋混凝土澆注施工由複旦木工廠宮松山負責指揮。 而“紅畫筆”的部分成員在整個塑像建造中擔任助手。 在塑像建造的不同階段，復旦的許多學生和老師，短時的或較長時間的都自發地來參加塑像的工作，不同程度地參與過造像活動。 此外，還有許多單位建造毛主席塑像的人員都來過現場。
1968年8月，工宣隊進校後，成立“革委會”政宣組，下設復旦戰報、 紅畫筆、廣播台、文藝小分隊等組織。 “紅畫筆”的日常工作和活動，便是佈置群眾大會會場、繪製校園大幅宣傳畫、刷大標語等。 當時只要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達，“紅畫筆”成員就會帶上漿糊桶、掃帚、騎著自行車到人民廣場、老北站、汽車一場等地方去刷標語。 這一時期，“紅畫筆”成員還去上海工廠、農村、部隊等單位繪製大型宣傳畫，其中以畫毛像為主。
軍宣隊在復旦時，校內曾辦過兩次畫展，一次是紀念毛澤東、林彪在井岡山的畫展。 韓德銀記得是在圖書館二樓舉辦的。 另一次是在清理階級隊伍時舉辦的，徐宏宏記得當時“紅畫筆”成員都有一身用相輝堂的幕布製成的工作服。
由於經常要繪製大型宣傳畫，受到場地的限制，“紅畫筆”的活動地點多次搬遷。 最初在第十宿舍的老的學生俱樂部，即老工會樓(現已拆除)。 後來搬到當時的電話總機小樓，現在的燕園日本中心原址，邊上是“小橋流水”，靠近四幢樓的校機關辦公地點。 柯國慶說，該樓底層大廳寬敞便於作畫，且環境安靜，距離學生宿舍和食堂都比較遠，“頗有世外桃源的感覺”。
“紅畫筆”的成員基本都是青年學生，思想單純，在當時的環境下，很多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受到衝擊和排擠，不少人提到加入“紅畫筆”，在其中找到了安身之地。 錢定平說加入“紅畫筆”以後，覺得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地方，就開始每天畫宣傳畫，沒有什麼特殊的針對性。 王海峰迴憶自己“文革”開始以後很迷茫，也受到歧視，加入“紅畫筆”視之為避風港。 韓德銀也表示同感，所以努力參與塑造毛像等活動，生怕會受到迫害，表現得格外積極。
“紅畫筆”隊伍內沒有太多的利益競爭。 柯 國慶特別提出一件事：“一次半夜來了'最新指示'， 隊員馬上出動，拎上漿糊桶頂著夜風， 騎自行車去老北站和人民廣場刷大標語。有位老隊員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誤寫成'無壽無疆'，一時並無發覺。直到貼完標語，其他人復讀才發現問題，幸虧半夜人跡稀少，馬上撕下用白紙复貼改正。那位老隊員一時驚嚇得冷汗直冒，此 後大家都小心加倍。事後沒有出現告密者，大家也相安無事。要知道當時的複旦校園裡發生多起對待毛像的無意識行為，被打成'反革命'批鬥。百年校慶時老隊員 聚會提起此事，大家又調侃了一番。”
總之，“紅畫筆”組織就是以繪畫為主，成員之間關係都比較和諧。
“紅畫筆”的尾聲
1968年夏天以後，由於外部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改變，老隊員相繼畢業離校，“紅畫筆”也開始發生一些變化。 據柯國慶說，68屆畢業分配前，小樓人丁興旺，逍遙派學生也會來串門。 其時，學生隊友之間私下交流常有西方繪畫及經典文學作品等。 所以，“紅畫筆”內有“裴多菲俱樂部”的自嘲。 當然，這一切又都是在紅色宣傳的大旗幟下悄悄進行的。 這在當時難以想像，“紅畫筆”似乎是一塊世外桃源。
但它確實在復旦校園存在，讓這一小群青年學子暫時安身，躲避開社會的急風暴雨。 符珠華回憶： 在復旦6年大學生活中，在“紅畫筆”的日子，是一段真正值得回憶的美好時光！ 在打砸搶、爾虞我詐和爭鬥成風的“文革”中，“紅畫筆”內可稱之為“一片淨土”！ 成員間的融洽和睦，是至今都令人十分懷念和珍惜的。
到1970年夏天，校內只剩下69、70屆學生沒有畢業了，“紅畫筆”成員僅10人左右，以理科生為主：物理系蔡傳勳(隊長)、柯國慶、李渭清(女)、符珠華(女)，數學系李應華、楊一川，化學系徐宏宏(女)、劉中振，新聞系張家厚、秦紹德等。 1970年大學搞廠校結合，69、70屆畢業前，物理系辦四一工廠，需要暫時留部分學生搞教育革命，校政宣組同時提出名單留人。 “紅畫筆”成員中有柯國慶、李應華、張家厚等留校。 他們的人事編制在系裡，學校政宣工作有需要即隨時參加。 這個時候，“紅畫筆”已經名存實亡。 但一直到1976年，“紅畫筆”仍然歸屬學校“革委會”政宣組領導。
當年的“紅畫筆”成員認為，自己捲入了“文革”，用畫筆表達觀點，為政治所利用。 但是因為都是單純的青年學生，稍具美術才能，在以後的人生中， 絕大多數在專業上努力上進，很多人成了教授和企業領導，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就，如徐淵還出版了個人畫集。 邱勵歐指出，“紅畫筆大多數成員在動蕩的大時代裡， 做了一個正直的人，無愧于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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